庚子新年，一场疫情突如其来。在这场战“疫”中，卫生行政部门、疾控中心、医疗机构三方相互配合，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

他们当中，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如何避免下一次疫情？当疫情发生时，如何更好地应对？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代表委员们将带着来自“疫”线的建议赴京，为人民健康建言献策。

●谈预警

建立更高效的传染病预警制度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主动收集、分析、调查、核实传染病疫情信息。接到甲类、乙类传染病疫情报告或者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这意味着，掌握疫情信息的疾控部门并不具备信息发布权，只能通过卫生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对外发出预警。

全国政协委员、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冠贤建议，应理顺地方政府与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在疫情发布和处置方面的决策权，赋予地方政府和疾控部门更大的责任，防止互相扯皮而延误疫情防控。

刘冠贤接受南方日报采访。

全国人大代表、清远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周海波也建议，要给疾控部门赋权，“随时发布疫情信息，一旦监测到信息，就及时向公众和政府部门报告”。

不少突发传染病，也包括“非典”和新冠肺炎在内，临床一线的医生，往往都是最早发现异常的人。

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打造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下称“网络直报系统”），目的是对各类传染性疾病展开监测，争取早发现、早预警。

这一网络直报系统赋予了临床医生向上报告疫情信息的权力。只要在临床上发现传染病例，就需在规定时限内将信息报告至医院传染病科，由专人填写传染病报告卡，登录账户、录入信息、上报。2004年以来，这一网络直报系统有效运作，及时发现了禽流感、鼠疫等传染病疫情。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我们现行使用的相关系统在早发现早预警方面还有待提高。

“临床医生提出的预警不但需要足够重视，也需要及时抵达。”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建议，医疗机构与疾控部门应加强密切融合。

蔡卫平在隔离病房救治病人。

其中，医疗机构作为哨点单位，应及时上报真实信息，提升疾控部门对相关联病例的敏感性，缩短公共卫生事件反应“反射弧”。“如果疾控部门与医疗机构协调不好，可能会导致对疫情研判错误。”蔡卫平说。

在疫情处置中，信息的透明公开至关重要。刘冠贤说，在疫情预警与发布的链条中，医疗机构、疾控中心与政府部门三者应相互配合，充分信任，及时传递疫情真实情况，“越早发现，越早发布，防控效果就越好”。

蔡卫平在隔离病房救治病人。

●谈救治

建立“平战结合”的综合性传染病医院

“非典”后，不少大型、特大型城市新建或扩建了当地的传染病医院，三级综合医院都设立了传染科，提升传染病的收治能力。

这些传染病医院和传染科在流感、禽流感、登革热等非烈性传染病疫情中经受住了考验，但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仍凸显了传染病防控及医疗救治体系的不足。

周海波接受南方日报采访。

周海波曾做过调研，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远未达到按城市非农业人口1.2—1.5床/万人设置的标准。以武汉为例，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共1400万，但传染病医院仅有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肺科医院两家，床位共900余张。完全符合呼吸道传染病收治条件的现有床位更是凤毛麟角，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为例，1000张床位中只有200张是负压病房床位。

同时，多数传染病医院没有可满足生物安全防护条件的临床实验室，难以开展特殊传染病临床检测项目要求。周海波发现，就连钟南山团队的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共建的P3（生物安全等级为三级）实验室，面积也仅有百余平方米，仅能容纳数人工作。这意味着，分离病原体的工作会滞后，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认识病毒的“真面目”。

人才缺乏也成为传染病救治能力提升的瓶颈。刘冠贤指出，在传染病医院，由于缺乏救治设备与重症医学专业人才，部分重症和危重症病人无法得到及时的多学科救治。

针对这些现实困境，蔡卫平提出了建设“平战结合”的综合性传染病医院的建议，“平时这是一家为附近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综合性医院，疫情来临时，可快速转变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型传染病收治医院”。

同时，传染病医院要设立足够的重症医学科及呼吸科床位，提高重症救治能力，特别是呼吸系统重症疾病救治能力。他还建议，大型传染病医院应设立临床P3实验室，以备疫情时临床检测符合生物安全要求，能正常开展相关检测，减少标本外送引起的潜在风险。

疫情初期，白衣战士发出一封封“求助信”，呼吁社会捐赠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物资。周海波对此印象深刻，他建议，要建立防控物资的国家战略制度，由卫生部门牵头，根据医药物资储备物品种类，完善政府应急物资储备体系。

●谈人才

推进“医防融合”补公卫发展短板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样本采集、核酸检测、高风险场所消杀、制定相关指引、接听24小时热线……战“疫”期间，疾控工作人员忙得连轴转，被称为“打满全场”的人。

张巧利到镇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儿童预防接种工作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东莞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巧利深知疾控人工作的艰辛。相比救死扶伤的医生，疾控人常常处于公众视线的边缘，“工作做得越好，就越不容易被看见”。

周海波所在的清远市人民医院与清远市疾控中心是“邻居”，“两家人”平时甚少往来，此次疫情让双方关系变亲近了很多。在交流过程中，有工作人员跟周海波“诉苦”——疾控工作难做，人才流失严重。

“他们属于‘两不靠’。”周海波说，疾控部门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待遇不高，且没有额外收入，更没有任何奖金，“经济待遇不如临床医生，政治待遇不如公务员”。

收入低，让不少人逃离这个行业。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告诉记者，中国疾控中心近10年来引进10多个人才，目前留下的只有三四个。

刘冠贤表示，目前疾控系统确实存在人员结构不合理、专业技术人员不足、高学历人才缺乏且流失严重等尴尬局面。他建议，政府应允许疾控中心按照“公益一类财政供给，二类绩效管理”政策管理，允许疾控部门开展多样化服务，实现收支盈余，用于发放疾控人员奖励，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同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保证高水平的人才合理收入，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

基层疾控人才短板如何补？刘冠贤认为，应改变公共卫生学历以本科为主的模式，加大大专人才培养，夯实疾控体系的“网底”，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

为提高公卫人才的职业认同感，不少代表与委员提出重视医防融合的建议。刘冠贤表示，在“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背景下，应加强对临床医务人员的公共卫生专业能力的培训，把其作为医防融合的桥梁，才能提高应急事件发现灵敏度。

不久前，北京市就率先行动，建设医防融合培训机制，二、三级医疗机构内科类专业医师在晋升副高职称之前，须完成一定时间的公共卫生能力训练；疾病预防控制和急救中心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在晋升副高职称前，须到二、三级医疗机构完成一定时间的训练，培养公共卫生与临床救治技能复合型人才。

【编导】王良珏 黄锦辉

【剪辑】罗斌豪 周鑫宇 何志豪

【摄像】李细华 徐昊 张冠军 张梓望  张迪 

【采访】黄锦辉 朱晓枫 钟哲 刘秋宜

【统筹】赵杨 曾强 曹斯 吴少敏  王良珏 张西陆

【监制】谢思佳 罗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