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广江

搜救多日，奇迹没有发生。

翼装飞行女大学生安安之死，震惊了极限运动圈，也震惊了无数普通人。在极限运动方兴未艾、渐呈大众化趋势的背景下，安安的不幸坠亡值得深思。

因难度大、危险性高、专业性强，极限运动属于典型的小众化运动项目，而翼装飞行则属于极限运动中的高难度项目。因此，和翼装飞行员谈安全，似乎有班门弄斧、多此一举之嫌——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翼装飞行的危险性，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安全的重要性。

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绝对的，极限运动中任何微小的失误都足以致命，而极限运动者对此了然于胸，并因此而被称为“理智的疯子”。据报道，酷爱极限运动的安安在参加活动前签了“生死状”，在很早前还签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换言之，对于死亡，她早有预料，早有准备，但选择了“向死而生”。

翼装飞行如此危险，为何依旧不乏参与者？别误读了极限运动，也别误读了这种挑战精神。事实上，极限运动不等于“玩命游戏”，挑战极限也不等于不热爱生命。挑战人类自身和自然的极限，必然存在一定风险，而极限运动的魅力和价值恰恰就是这种冒险精神和挑战精神。目前，多项极限运动已入选奥运会。

尽管不能因伤亡率高而否定极限运动，也不能因安安的坠亡而否定其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但如何尽可能避免伤亡及其带来的影响，则是一个很严肃很现实的问题。极限运动者可以“为自己而活不后悔”，但任何人都不是独立的存在，“活出自己”的同时也应顾及亲人乃至社会的感受。

在极限运动门槛不断降低的语境下，更应把“量力而行，安全第一”这个常识放在突出位置。比如说，安全防范措施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做“好”？手机或GPS设备等是否应成为必备随身装置？对玩家的经验积累是否应适当提高标准？这些都是值得业内考虑的问题。

此外，立法也应及时跟进，用完善的制度为极限运动“护航”。当前，我国户外运动领域并没有专门立法，对相关安全事件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处理。接下来，有必要细化极限运动领域的法律法规，用法定条款明确极限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需要承担的义务与责任。极限运动需要高度自律，也需要他律监管。

极限运动不会因一次悲剧而停止，但悲剧应为后来者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