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周末》推出“东莞学人”系列专题，选《东莞学人文丛》中所述人物，介绍其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带领读者一同踏上寻找东莞当代学人之路，领略东莞人文社科学者的精气神。本期聚焦中国当代畜牧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张仲葛。

纵观一生，张仲葛执着于畜牧学、养猪学、畜牧兽医史、农业高等教育学方面的研究，孜孜以求，笔耕不辍。数十年间撰写学术论著多达80多篇（册），并多次荣获农业部技术改进或科技进步奖，是中国当代畜牧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是牧兽医史和农业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开创者。在中国养猪业界，与徐振英、张龙志、张照并称“一徐三张”。

养猪界的“一许三张”合影，前排为徐振英先生，后右至左分别是张仲葛、张龙志、张照先生。

张仲葛潜心教学，将毕生学术传于后人，被学生称为“古道热肠携来者”；对亲属关怀备至，慷慨帮助，被侄女张淑安称为“大爱无疆”；对朋友的侠义重情，对家乡的赤子之心，都印证张仲葛的一生，是学术人生，也是仁爱一生。

1994年，张仲葛先生拍摄于书房。

学海回眸

育种技术到史料研究

躬耕畜牧科研数十载

张仲葛，字次篁，别名紫篁，1913年出生于东莞南城胜和村水围坊。家风重学，父亲张伯桢，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得意门生；兄长张仲锐，致力于文史研究，著述宏富。张仲葛自幼随父旅居北京，耳濡目染之下，在少年时代已有志于农业科学。

1929年，刚刚在北京汇文中学完成高一课程的张仲葛，决心转学到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预科，并以此作为人生努力方向。随后，张仲葛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农艺系，获学士学位。学生时代的张仲葛勤奋好学、尊师敬友，大学期间已撰写《异种间的杂交问题》《北通州任庄土缸孵化法的调查》等文章，为师生所称道。

张仲葛，1913年出生于东莞南城胜和村水围坊

毕业后的张仲葛立即投身畜牧一线，先后在江西省农业园附设的永修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广西南宁省立第四区农场、广西企业公司桂林横塘农场等地工作。此间，他结合学术研究，写出《牧草引种试验》《陆川之养猪业》等论著。

上世纪50年代，张仲葛潜心优良畜禽品种资源及中国畜牧畜技术史的研究，并将研究重点放在畜禽品种资源的开发，尤其关心国民肉食，积极开展猪的品种调查和选育研究，先后发表了《祖国的畜牧与畜产资源》《米丘林学说与中国畜种的创造》《金华猪》《定县猪》等著作。

1955年，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邀请苏联专家到校访问，张仲葛提议编写《中国畜牧简史》。为搜集资料，张仲葛多次前往当时北京的文化街——琉璃厂搜集材料，获得了各朝各式马、牛、羊、鸡、猪等出土文物以及书画珍品，为创建中国畜牧科技史研究室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张仲葛在猪的育种工作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张仲葛曾主持和参加“农大1号”“北京黑猪”“北京花猪”“泛农花猪”等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并于1983年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二等奖。1985年承担国家重点课题“全国畜禽品种资源的调查”，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上个世纪60年代，张仲葛在国营黄泛区农场知道泛农花猪工作。

20世纪70年代，在从事学术研究困难的条件下，张仲葛排除万难，潜心治学，并撰写出《我国养猪业的历史》《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成就》《出土文物所见我国家猪品种的形成和发展》等文章。其中，《出土文物所见我国家猪品种的形成和发展》被认定为考古科学工作的一项重要成就。

在过去，对文物的考证和研究，多拘于文史方面，张仲葛利用文物考古实物和历史资料探讨猪品种形成与发展，为考古研究开辟了新途径。1980年，英国学者I.L.梅逊（Mason I.L.）曾致函，邀请张仲葛撰写“金鱼”“鸬鹚”的发展历史，并将文章列入《驯养动物的进化》（1984）一书中，让灿烂的中国文化技艺在世界发光发亮。

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张仲葛开始将研究方向转向瘦肉型猪的培育和推广，并撰写了《中国近现代猪种的改良历程》《我国猪种的开发与利用》。他整理、研究、讲授国内外发展瘦肉型猪的动向和经验、国内引进及育成瘦肉型猪种，瘦肉型猪的繁殖技术、选育等内容，撰写了《中国猪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986）。同一年，张仲葛参与主编《中国种猪志》，该书由农牧渔业部组织专家鉴定，并获得同年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983年，张仲葛与徐振英、陈润生、赵书广等视察猪场。

醉心研究之余，张仲葛还热心参与学会活动，支持和协助各种学科组织的建立。早在1950年，张仲葛与程绍迥、陈凌风、汤逸人、朱先煌、马闻天等筹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并被推荐为理事兼副秘书长。他还加入了中国科协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北京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等团体组织，为推动学术交流深入各地调研、演讲。

张仲葛致力于畜牧兽医史的教育与研究。数十年间，他深耕教坛培养人才，共培养养猪学研究生4名、畜牧科技史研究生6名，这些学生在毕业后纷纷投身历史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畜牧兽医领域的教学与编辑出版工作，成为各行佼佼者，续写着中国畜牧业的新篇章。

张仲葛及其家人虽久居北京，但心系家乡，并致力于乡邦文献搜集。张仲葛自小居住在烂漫胡同东莞会馆，与家乡交往密切。他曾将一批专业著作，寄送东莞畜牧局和图书馆，并表示如家乡需要，愿意回到家乡讲授有关发展瘦肉型猪种知识。此外，张仲葛还寄赠一大批珍贵文史资料支持家乡修志工作。1995年，在京的莞籍人士组织成立“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张仲葛任名誉会长。

张仲葛指导硕士研究生。

出书逸话

《仁爱一生——张仲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篇篇文章展现无私仁爱品行

近百年来，东莞人文蔚起，名人辈出。2009年，东莞市政协决定征集出版人文社会科学莞籍学者文丛，并命名为《东莞学人文丛》。截至目前，《东莞学人文丛》共出版16册，收录的作者均为近百年在一定领域或学科卓有成就，在省内外或全国有影响力的东莞籍学人，收录的文集均为人文社会科学类论著。其中，《张仲葛集》在2013年8月正式出版。

张仲葛对畜牧业的研究范围很广，是一名跨学科研究者。作为一名畜牧科技工作者，张仲葛从如何养猪、如何养好猪到鸡鸭鹅，从鸬鹚到金鱼，涉猎甚广。与此同时，张仲葛还热衷于畜牧史的研究，从家畜起源到近代畜牧业，筚路蓝缕，栉风沐雨。

2012年5月，东莞政协委员会正式委托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徐旺生编辑《张仲葛集》，并将文集的出版列入张仲葛诞辰100周年（2013年）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张仲葛的第一个从事科技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徐旺生对《张仲葛集》的出版非常重视。在得到委托后，徐旺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张仲葛先生的学术文章，并得到张仲葛的家属、朋友及同事的大力支持。

《张仲葛集》

其中，张仲葛的好朋友、时年84岁的江西农业大学原校长、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罗明先生，不顾大病初愈，为文集提供照片，并为文集题词；中国农业大学原养猪教研组陈清明先生为文集的编辑答疑解惑；《猪业科学》孙德林将之前收集到的有关于张仲葛的学术文章无偿提供；南京农业大学的李群教授，硕士研究生殷小霞，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吴浩博士等，在搜集张仲葛先生早期发表在民国刊物上的文章方面提供了不少帮助。

适逢张仲葛诞辰100周年，东莞市政协联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于2013年9月在河南郑州举办“张仲葛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张仲葛生前的好友学生、亲属齐聚一堂，纪念并缅怀张仲葛不平凡的一生。

会上，中国农业大学陈清明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助理孙东晓教授、东莞市政协相关领导、南京农业大学李琼教授、《农业考古》主编陈文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李根蟠研究员、安徽农业大学张伟力教授、中国农业博物馆徐旺生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王林云教授、河南农业大学马长安教授、河南科技大学杨再教授等踊跃发言，深情追忆张仲葛的生平、成就及璀璨的人生。会后，陈文华更是将纪念会盛况在《农业考古》上进行报道。

同时，为了配合“张仲葛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的举办，东莞市政协再次组织张仲葛的亲人、同事、朋友以及学生撰写纪念文章，编辑出版《仁爱一生——张仲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如果说《张仲葛集》是集成张仲葛的学术成果，以一篇篇论著展现其对学术界的贡献，那么《仁爱一生——张仲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出版，则是从侧面反映张仲葛乡情浓厚、尊重师长、无私仁爱的崇高品行。

《仁爱一生——张仲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学人风采

出土文物所见

我国猪品种的形成和发展

文/张仲葛

早在石器时代，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们开始把猎获的野猪驯养成家猪，出现了原始的养猪业。

反映我国新石器时代养猪历史的考古资料，为数是很丰富的。

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四层），考古工作者发现动物骨骼48种之多。经鉴定，家猪骨骼占其中很大部分。遗址中出土的陶猪，以古朴的手法再现了当时驯养的家猪的形象。这表明，我国饲养家猪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六七千年以前。

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范围广泛的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重要原始文化，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属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仰韶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表明，当时我们的祖先从事原始农业的同时，也从事渔猎和畜牧，所饲养的家畜中就有猪。西安半坡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从遗址的发展研究可以了解，半坡人在五六千年以前饲养的家畜种类还不多，而猪是其中的一种。

分布在山东至苏北、皖北的大汶口文化，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龙山文化，甘肃一带的齐家文化，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属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当时，家猪的饲养在不断发展中。

大汶口文化时期，猪成了人们的重要财产之一。许多墓葬随葬猪骨（头骨、下颌骨、蹄，也有半只猪架），数量不等，显然是墓主人生前拥有财富的表示。这是养猪业有相当发展的结果。大汶口遗址出土猪头骨的形状，与野猪有一定差别。但比起以后的家猪，当时饲养的还只能是原始家猪。在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一件猪形陶器，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一头后身有睾丸的雄猪形象。对于研究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和家猪驯化历史，这是饶有趣味的一件形象资料。

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不少家畜的头骨，经鉴定是猪、狗、兔、马、羊等的残骸。1973年，辽宁旅顺郭家村龙山文化遗址采集到的陶猪，体形已经与野猪有明显区别。齐家文化中大量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说明当时饲养家猪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黑龙江宁安县境泊湖南端的莺歌岭，1963年在肃慎人原始社会遗址出土几件陶猪，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3025±90年、2985±12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陶猪体形丰满肥硕，已经脱却“狼奔豕突”的野猪体态，而与近代家猪十分相似。我国边疆地区驯养家猪的早期历史，于此可见一斑。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展示了我国养猪历史的最早一章。在祖国的南方和北方，我们的祖先都开始了驯化野猪、饲养家猪的事业。以后我国南北各地的优良猪种，就是在此基础上由各族人民培育成功的。我国家猪一般分为两大类型：华南猪和华北猪。就与野猪比较而言，华南猪和华北猪分别与华南野猪和华北野猪显示出体征上的联系。可以断言。在我国，猪的驯养起源于不同的中心，南北各地的养猪历史都是源远流长。这是中华各族悠久文化的一部分。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了解殷商奴隶社会的历史保存了丰富的珍贵资料。甲骨文中有稻、稷、黍、粟、麦等许多农作物名称，有田畴、井疆、川圃等关于田地的名词，可见商代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具有一定规模。甲骨文中出现的家畜有马、牛、羊、鸡、犬、豕（猪）以及象等，即所谓“六畜”或“七畜”。这些家畜或供役使，或提供肉食和皮毛，牛、羊、犬、猪还列为祭祀时的牺牲，用牲的数目，少则一头，多则四五百头。可见，在商代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占有重要的地位。

河北邯郸出土的战国陶猪，显示出战国时代华北地区的家猪躯体已经较为丰满。这是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人们选育成的家猪品种。应该指出，家畜品种的选育和改良，总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时候，没有发生特殊质变的家畜已经满足人们的要求。邯郸战国陶猪还保留着一定的原始形态，就是这个缘故。

到两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猪的选育和饲养管理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猪种呈现了比前代优秀的品质。近年出土的大量汉代猪俑，可以证实这种进步。

北京农业大学保存的一件华南汉墓出土陶猪，是华南小耳型猪的形象：头和颈都短而宽，耳小面直立，背腰宽广，臀部和大腿发育良好，四肢短小，鬃毛柔细。这种体态，说明当时的猪种已经具备早熟、易肥、肉质佳良的特点。广州南郊细岗出土的东汉陶猪，也表现出小耳竖立、头短、体圆的特征。

辽宁旅顺甘井子区营城子出土的东汉陶猪，塑造的就是华北猪小型种的形象。

观察旅顺地区出土的上述东汉陶猪，我们认为这种华北猪小型种是现存东北荷包猪的祖先。畜牧研究者原来大都认为，东北荷包猪是较晚时期由河北、山东的劳动人民移居关外垦殖时带去的猪种繁殖的。而出土文物提示了东北本地猪种的演化关系，说明现存东北荷包猪应是东北当地的原始猪经过培育产生的后裔。

通过出土文物资料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几个著名的生猪产区，良种猪的培养有悠久历史。早在两汉时期，外形硕壮、肉质佳良的猪种已经初步育成。以四川为例，内江猪、荣昌猪、成华猪等，都是闻名内外的优良猪种。试看出土于彰明（现已并入江油县）佛儿岩和双流黄水乡的东汉陶猪，头短而宽，颜面凹曲，耳中等大小而半垂，躯体粗壮，四肢结实，正是四川内江猪中某一类型的祖先形象。其中，彰明东汉陶猪尤其与当代四川内江猪的形状十分相似。四川峨眉双福公社东汉晚期墓山出土的石猪，嘴短、耳小、躯体丰圆，与当代四川小型黑猪之间显然存在血缘继承关系。

（本文摘自《张仲葛集》，因篇幅过长，略有删减。）

【撰文】张晓敏（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