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未成年人,“四大金刚”在“护法”

北师港浸大UIC
2020-04-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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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匡忠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专业教授

面对疫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出警告:“如果不采取紧急行动,此次卫生危机有可能演变成了儿童权利危机。”灾难无情,往往对弱势群体而言更是不能承受的一击。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医疗资源最匮乏,卫生情况最差,儿童及青少年体质最差,自然群体免疫是埋没良心的话。联合国1959年通过了《儿童权利宣言》,并于宣言通过二十周年之际即1979年,设立了国际儿童年。当年我在香港已加入了社会工作者行列,有幸参与了当时众多国际儿童年的活动。瞬间40年过去了,40年为社会发展而言可能只是一个短周期多一点点,短周期即20-30年,长周期60年至100年。无论如何40年的确值得回顾。

作为急速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国社会继承着优良的传统文化,对儿童及青少年的成长当然十分重视,尤其是儿童及青少年的教育。2010年6月1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北师大社会发展公共政策院共同发表了《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0》,指出当时中国范围内儿童福利事业仍处于“补缺型福利”,但已开始迈向“普惠及制度型福利”转变,需要在观念、质量、范畴和周期上作综合提升,可以预见并不容易达到。十年过去了,我们是否找到满意的答卷呢? 该《政策报告》又指出5-14岁儿童死亡案例中,超过60%是伤害和事故造成的,估计全国每年有4000万中小学生遭到意外伤害,原因是人为暴力。其后虐待儿童,校园暴力,校园欺凌事件,屡禁不止,令人唏嘘。家庭责任的忽视、和谐关系的解体、社会监督的松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打了问号。

本人自2006年加入北师港浸大作为社会工作老师,对上述《政策报告》亦有体验式的领会。2007年暑期我带领一群学生,到贵州省都匀市附近一家乡村小学支教,感受深刻。该校离开公路需步行一个多小时,只有三个教室三十多名学童,因为年龄分布不一,都是混班教学。年纪轻轻的幼童,翻山越岭前来上课,来回步行两至三小时是平常事。离校再走两小时还有一教学点,由一位老师负责教育数位学童,师生关系更像父亲与子女,或严或慈。2018年我再访都均已建了许多高楼大厦,城市面貌改变极大。据闻乡村小学已集中迁到市区寄宿学校,我只想寻找当年的小朋友,不知道他们怎样了?尤其是一位当年只有11岁的小女孩带着一个6岁的弟弟独自生活,家里堆满垃圾,通过烧垃圾来生火做饭。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广大,改善儿童及青少年成长环境,挑战巨大,必先有制度建设。主要制度依赖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和公众教育。

先谈法制,按中国《婚姻法》,便已规定父母之抚育责任,规定了领养儿童的限制。但婚姻法只勾划了保护儿童的大原则,细则的考虑直至1991年9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才有所依据。该法于2006年12月29日进行了修订,共七章,主要规定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和司法保护及其相关法律责任。该法第一章总则第六条说明: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及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供检举或者控告。第二章第十条清楚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残害、性别及残疾歧视等。但2006年以来,家庭暴力时有发生,可见《未成年人保护法》仍未能提供足够阻吓,以及适当的法律程序以便执行。所以国家又于2016年3月1日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措施,规定了社会的举报责任和执法部门的介入责任,特别是公众教育开始认定“家暴不是家庭私事”,而是“侵害家中弱者包括未成年人的权益的违法行为”,家庭暴力的控制才慢慢有所改善。

从法制建设而言,过去十年我国不断推行社会立法,硕果累累。2012年10月26日进行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正,2019年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一方面反映了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律精神从“惩治正义”转向“恢复性正义”,徒法不足以自行。保护青少年更需教育与社会福利制度支撑。

教育部《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从1990年到2018年,我国初中阶段的毛入学率由66.7%升至100.9%,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由26%升至88.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3.4%升至48.1%。上述数据充分显示教育规模的扩大。但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社会管理发展报告-2012》, 引用了杨东平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指出重点大学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下降,2010年清华大学农村来源学生只有17%,北京大学接近10%。教育资源的公平性原则受到了挑战。

从立法以至教育发展来看,过去二十年儿童及青少年制度已有长足的进步。我们的任务是善恶性和制度性的建设,换言之这阶段已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需要。上文也分析了建设普惠性儿童福利制度,法制、教育、福利和公众教育四个方面的支撑,而后者正是我们的短板。儿童社会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上世纪70年代的少年宫、青少宫服务,已不能顺应时代的需求。家长们追求名校的风气,学生补习社盛行,道德教育的欠缺,正影响着一代人的成长。由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编辑完成的《中国儿童发展指标图集2018》版,引用国家数据指出2015年推算儿童人数9560万,农村留守儿童4051万人、城镇留守儿童2826万人,以及流动儿童中不能和父母双方一起居住的1884万,即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和父母双方一起居住,严重影响儿童成长。 社会学家指出,这是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特征,经济急速发展产生的区域差距,引致劳动力大量流动,引起留守儿童问题、城市外来工家庭孩子培育问题以及家庭解体,都是系统性的,互相关联的。社会变迁、城市化、经济下行与青少年犯罪息息相关。大家近期都非常关心未成年少女性侵案,其实这何尝不是社会大变迁的一个侧面。

要扭转社会趋势,保护青少年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重塑人生哲学,在公众教育上肯定人的价值,分析逐利主义的缺失,重构健康家庭生活,疫情正好带来反思。东西方文化各有优点,汇合成新的时代思潮,尊重个人及家庭价值的观念,将有助于提升保护青少年成长的执行力。抗疫期间全世界人民都震惊于我国的执行力,未来正是我们显示哲学的高度和善良的执行力的时候。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2019年12月6日国家统计局针对《纲要》在健康、教育、福利、环境和法律保护五个领域2018年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客观的社会指标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的基础,但缺乏主观指标的收集,难以衡量公众的生活满意度。都匀的经验,让我的思考从点到面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但有了面的认识之后又必须回到点去,只有当最贫困的儿童都过上美好的生活时,我们才会觉得社会真正幸福,儿童福利与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编辑 古嘉莹
校对 吴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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