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波及。近日，美国和日本均表示要本国企业迁出中国，全球化有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态势。对此，中国应如何应对？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接受南方日报、南方+专访认为，疫情促使欧美等国家更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全球化将受到抑制，可能会回归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国际贸易形式，部分产业将向本国回流。从短期看，将为中国带来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但长期看，部分产业回迁将在客观上让出市场空间，有利于中国企业补充替代，进而向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有限的全球化”正在出现

南方+：近日，美国和日本提出，要将本国企业迁出中国。您也提出，疫情会导致全球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传统的投资与贸易的形式，请问这是基于怎样的分析？

郑永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各国都会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会发生变化，即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具体来看，这次疫情中，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虽然具有最发达的医疗系统、公共卫生系统，但疫情发展情况依然很惨烈，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口罩、洗手液、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产业链大量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效，不仅缘于全国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也因为医疗物资的产能相对充裕的经济优势。虽然刚开始医疗物资也曾出现短缺，但是随着产能快速提升，目前已经基本缓解。

因此，疫情之后，各国从国民生命安全和经济安全考虑，都会更多把经济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全球化将转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南方+：您认为这种全球范围的产业回流会给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带来哪些影响？

郑永年：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是有限的全球化，即每个国家都掌握自己的经济主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贸易和投资。80年代后的全球化是更深层次的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球市场进行优化配置。但此次疫情之后，全球化会出现回落，部分产业链会迁回西方发达国家。

但要看到，欧美不会把所有企业都搬回本国，而是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第一，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企业。这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已经体现出来。第二，与公共卫生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也会被要求回归。

我不同意有人讨论的“去中国化”。“去中国化”是指美国等国家将其在中国的企业迁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实际上，美国等国家主要把境外企业迁回本土，迁出的区域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至于一些国家想投资分散化，即避免投资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也是正常的经济考量。

对中国是危也是机

南方+：中国通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迅速崛起，正是受益于全球化，当前已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如果出现“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将带来哪些影响？

郑永年：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近年来，外贸占中国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外资、外商在中国经济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此次疫情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很多地方的企业复工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乃至消失，无法正常生产；其二，疫情结束后，随着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迁出，将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

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回归，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搬出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可以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南方+：广东作为外贸大省和吸引外资大省，与国际贸易链、产业链关系紧密，您认为应如何应对这种冲击？

郑永年：“有限的全球化”下，美国、日本等国家即使将企业迁回本国，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完成，对于中国，对于广东来说，会有一个缓冲期。

要看到，外资企业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中国市场，这些企业迁出后，就为中国企业腾出市场空间。特别是，珠三角是外向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可以借机发展内需市场。

将社会经济稳定摆在优先位置

南方+：当前有观点认为，疫情将带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转折，改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国应当如何积极应对？

郑永年：中国要用底线思维，踏踏实实把国家发展好，而不要过于依靠西方市场。在当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不是GDP，而是保证生命安全和正常的生产生活，保证社会稳定，以后才有继续发展的机会。

要看到，1997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局限在金融等少数领域。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危机是综合并发症，不仅蕴含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还有社会治理危机、国际秩序危机等多个危机并发，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比1929年的大萧条更复杂更严重。

对中国来说，要更注重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护中小企业等方面，以社会整体的生存发展为中心，而不是片面追求GDP增长。实际上，做好这几个方面，也会促进GDP。特别是，要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稳定，确保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不是能产生多少富人，而是能减少多少穷人。

南方+：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中日韩三国互动和合作也较为紧密。有专家建议，中国应借机与日韩紧密合作，巩固亚洲命运共同体。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日韩的地理距离不远，文化相近，产业链的区域分布也非常好。这次应对疫情，各国互帮互助，体现出三国政府之间高度互信，整体表现好于欧盟。这样的区域发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有利于区域安全稳定的，应该继续推进。

不过，日本也提出把企业搬迁回去，说明日本对经济形势存在一定担忧。接下来就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危机，避免各国各自为战。

此外，东南亚有很多国家，面积、人口和经济体量上比较小，疫情之后，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可能会放在本国，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链迁回。就像我常说的“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即世界上存在分别以中国、美国为中心的两个巨大市场，东南亚不会放弃美国市场，但从产业关联上与中国会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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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南方经济智库

【记者】王彪 黄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