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周末》推出“东莞学人”系列专题，选《东莞学人文丛》中所述人物，介绍其人生经历与学术成就，带领读者一同踏上寻找东莞当代学人之路，领略东莞人文社科学者的精气神。本期聚焦社会科学家李锦全。

2011年，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评选中，16位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代表脱颖而出，其中唯一作为哲学家入选的社会科学家便是李锦全。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李锦全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成果斐然，其学术成就被载入《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人物志》等著作。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李锦全还躬耕于教育。他与萧萐父共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成为国内各大高校所使用的专业教材，为中国哲学研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学海回眸

秉承初心铸就哲学大家

1926年，李锦全出生于东莞莞城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父亲虽然是一名医生，但十分喜欢作古体诗，家中藏有相当多的古典文史著作。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李锦全少年时期便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自述中说：“在那个时候阅读背诵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如《唐诗三百首》《诗经》《楚辞》以及《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期间自己也接触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

1937年，11岁的李锦全考入东莞中学。次年，因日军入侵东莞，李锦全被迫停学，开始了数年的自修岁月。在停学期间，民族伤痛给青年时的李锦全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他后来在回忆这段岁月时写下了一组《莞城杂忆》诗，其中一首诗中写道：心惊胆战入城中，老幼无言尽鞠躬。少小应知亡国恨，神州依旧血流红。

几经波折，直到1947年李锦全才从东莞中学毕业。在高中时学习了2年理科的李锦全，报考大学时没有听从父亲建议去报考医科，而是本着对文史学科的浓厚兴趣，选择报考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结果被两校同时录取。李锦全最后选择了中山大学历史系。

新中国成立后，班上的不少同学选择参加工作，而李锦全选择了继续留校学习。在校期间，他担任历史系梁钊韬先生的助手，经过老师的教导和个人的努力，李锦全掌握了历史文献学、考据学及文字训诂学等方面的基本功，为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和哲学史研究打下了宽广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的李锦全被分配到中南文化部文物处工作。1952年被选派到北京，参加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除在北京上课外，还到大同、云冈、洛阳、郑州等地实习。他后来虽然没有继续从事考古工作，但这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和实际操作，加深了李锦全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这对于他日后的研究工作起到了相当大的帮助。

1954年，李锦全回到母校中山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研究工作，并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等专业课程。次年，李锦全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加入了杨荣国主持成立的中国思想史教研组，以古代思想史为研究方向。在杨荣国的指导下，李锦全同另外两位教研组成员陈玉森、吴熙钊一起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学术合作。《简明中国哲学史》就是他们三人在当时合作完成的作品。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山大学复办哲学系，由杨国荣任系主任。李锦全所在的中国思想史教研组随杨荣国一起转入哲学系。

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哲学系的前11年，李锦全研究、治学深受杨国荣的影响。同时李锦全与陈玉森、吴熙钊，三人秉承着谦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学术合作，共同完成了许多研究项目。也是在这一时期，针对古史辨派的疑古论、曹操的历史评价、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董仲舒的自然观、陈白沙哲学的性质等问题，李锦全都有发表过文章，以阐发自己的见解。

改革开放后，李锦全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迎来了新的开始。1978年，李锦全在恢复职称评审制度时升任副教授，并开始担任中国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先后开设中国古代哲学史专题研究、先秦哲学原著研究、汉唐哲学原著研究、宋明清哲学原著研究、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等课程。同年，受教育部委托，李锦全同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萧萐父一起共同主编哲学系本科《中国哲学史》教材。这一版教材多次再版，影响了几代学子。

自1986年起，李锦全与方克立教授共同主持国家级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10年间，团结了全国近20所重点大学和研究院的数十名中青年研究人员一道奋斗，成果丰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与好评。

“矛盾融合，承传创新”是他所概括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概括了李锦全的学术生涯。多年来，他积极参加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学术讨论，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发展竭心尽力。

出书逸事

热心支持东莞文化事业

《东莞学人文丛》系列丛书由东莞市政协于2009年立项，在2004年《东莞人物丛书》收录的人物基础上，计划为这一批成长于新中国的东莞当代学者出版个人文集，以延续东莞文脉，展现东莞学者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李锦全就是入选当代东莞学人中的一员。

在《东莞学人文丛·李锦全集》中，以1992年李锦全撰写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回顾与前瞻》为开篇，并以1997年的《中国民族文化向何处去》作为结尾，收录李锦全先生的48篇研究成果，展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同时，《东莞学人文丛·李锦全集》中有着诸多关于岭南以及东莞的地方性研究，这也体现了李锦全心中对家乡的牵挂。

多年来，李锦全不仅对家乡东莞的人文科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屡次捐赠藏书和自己的著作给家乡的图书馆。同时，中山大学历史系、哲学系与东莞渊源颇深，也离不开李锦全的牵线搭桥。

早在1958年，中大历史系的师生在东莞体验生活，在杨荣国先生的指导下，李锦全用50余天的时间组织师生们共同编写了《东莞新志》，记录下了当时东莞的历史风貌，为东莞留下了宝贵文史资料。

2006年，李锦全受东莞市政协的邀请参加“东莞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为了此次研讨会，李锦全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东莞哲学的不同流派——林光、陈建思想述略》学术论文，由此可见李锦全对东莞人文科学研究事业的热心支持。

所以当2009年《东莞学人文丛》立项后，东莞市政协便联系上了李锦全先生，希望为他出一本个人文集。当时，八十余岁高龄的李锦全刚刚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完成《李锦全自选集》编写工作，面对接踵而至的东莞市政协的热情邀请，他丝毫没有推辞，积极为《东莞学人文丛·李锦全集》提供了自己的文章，并特地为此集选入了《东莞哲学的不同流派》与《东莞人民抗日援台运动》这两篇与东莞息息相关的文章。

不仅如此，李锦全还积极为东莞市政协推荐了同是东莞人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五湖。李锦全曾在采访中说，“李五湖老师的学问非常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埋没了，但是他又是个淡泊名利、非常纯粹的学者，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所以我非常希望家乡能够借此机会为他出一本文集。”不仅如此，李锦全还积极动员杨宝霖先生，《东莞学人文丛·杨宝霖集》的出版做出了相当的努力。

学人风采

矛盾融合 承传创新

论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节选）

文/李锦全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特点，我是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8个字予以概括。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各家学派开始，便具有矛盾的两重性。儒家学说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着意研究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孔子的“仁”可以说是一种人际关系学。孔子对人们在人格道德上的平等要求和在社会政治上对等级的维护，形成儒家在人际关系上的两重性思想矛盾。道家老子一方面对当政者展开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又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谋献策，从而表现了道家思想的矛盾两重性立场。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既提出“非命”，主张“尚力”，但同时又宣扬“天志”，倡导“明鬼”，构成思想上的两重性矛盾。法家固然尊君，但君主也要依法行事，也有主张君臣合作共事的一面，仍然表现出矛盾的两重性。各家在争鸣中尽管相互间开展激烈的批评，甚至加以攻击，而相互间亦并非没有相同之处，即表现为矛盾融合论。

从战国末年到汉代，儒、道、法三家沿着矛盾融合的路子朝前发展。如荀子对“礼”的解释，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从礼到法成为儒法两家的连接点。韩非称德、刑为二柄，也是孔子宽、猛相济思想的发挥。汉代董仲舒讲德主刑辅的两手，形成儒表法里或称阳儒阴法思想。汉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并成为指导统治思想的汉朝国策。在其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法互补的统治方术一直流传不绝。

道法思想的结合，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如稷下学者曾提出过“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的观点，韩非也提到“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明确讲道与法关系的，还有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提出“道生法”的命题。这里以“道”为本，以“法”为用，法要遵循道的原则。汉初曹参等人执政时， 推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就是道法结合思想的具体运用。

从汉初黄老之治的道法结合，到董仲舒儒表法里的儒法互补，中国哲学思想，正是沿着矛盾融合的路子向前发展。佛教是外来宗教，汉代传入中国。东汉末年开始出现道教，奉道家老子为教主。佛、道加上儒家，世俗上称为三教，从各家教义来看，当然是有矛盾，但发展的趋向，仍是趋于融合。

汉末到三国时吴国的康僧会，他编译有《六度集经》，宣扬“度世”思想。但众生如何才能得救？他寄希望于儒家的“仁道”，而救世又是自我解脱修成正果的前提。因此，他将仁道引入佛家教义中，说“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这样通过行仁道将儒佛教义加以融合。

魏晋时期出现代替两汉经学的玄学思潮。玄学家们“祖述老庄立论”，用来注释《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他们把《老子》《庄子》《周易》并称“三玄”，综合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源，用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玄学主流派，由王弼“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裴頠“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终于论证了“名教即自然”。其中心论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关系的思辨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即道家和儒家思想的融合，“儒道兼综”成为玄学的基本特征。东晋时期葛洪作为神仙道教理论的奠基人，他所著《抱朴子》，自称其中所论《内篇》属道家，《外篇》儒家。对两者关系，他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这里所讲本末，大概也是体用关系。修道成仙是神仙道教的本业，但治世之道却自称是“尚儒术”，同时还要用“刑德以致治”，还表现出儒法兼综思想。

儒、佛、道思想的矛盾融合亦非没有波折，尤其佛属外来宗教，出家弃俗就认为没有君臣父子的关系，佛教徒不拜君亲，违反儒家忠君孝亲之道，这是封建统治者不能容忍的。唐初反佛的傅奕因此斥之为“无父之教”。为缓和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和适应世俗的需要，佛教到唐代就明显向儒家所谓周、孔之教靠拢。如华严宗的宗密，宣称“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五常”相比附，表示佛教徒拥护儒家世俗的道德观念。他们又宣扬《孝子报恩经》《父母恩重经》，鼓吹“孝道”是“儒释皆宗之”。自是佛教的世俗化也就趋向儒学化。

融合佛、老思想使儒学走向哲理化的是宋明理学。在唐代，李翱开其端。他写了《复性书》，提出灭情复性的观点，是受了禅宗“无念为宗”说的影响。他用佛学来解释《中庸》，将儒佛思想结合起来，实开宋明理学将儒学哲理化的先导。与此同时还有柳宗元，他是站在儒家立场提出“统合儒释”，这是取其释与儒合的一面；将佛教的“出世间法”与儒家的“独善其身”相结合，这是儒释兼综的一种类型。当时儒佛合流的情况，白居易曾指称：“儒门释教虽名教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宋明理学与道佛思想有密切关系。

作为宋代理学开山的周敦颐，他写的《太极图说》虽是标榜《周易》的阐发，但陆九渊却怀疑周说以无极加于太极之上，认为不合儒家宗旨。此点虽经朱熹辩解，并不能完全否认周敦颐思想与道教的关系。对朱熹本人，也有说他是朱子道、陆子禅，即认为朱、陆思想会受到道、佛的影响。另外，作为宋明理学理论基础的“理一分殊”学说，与佛教华严宗“一多相摄”的观点近似，这一点朱熹亦不否认。朱熹关于“理”的理论，也是近似华严宗的“理事”说，采取佛学的思辨形式，为儒家的伦理哲学作论证，这是儒佛思想深层次的融合。从儒学思想的哲理化的过程来说，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学是在承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宋明理学被称为新儒学，即把中国传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从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到汉晋隋唐逐渐形成的三教并立，再到宋明时期理学的兴起，对佛、道吸收其思辨性的一面，使儒学走上哲理化的途径，这才是真正将三角的思想加以融合。正是经过长期各家各派（包括外来文化）思想的矛盾互补，构成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里有它的时代性，即随着历史的发展各个时期形成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也有它的民族性，即逐步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不同于西方，亦不同于印度的中国特有文明。矛盾融合，承传创新，我认为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

【撰文】龚艺超（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