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成就、经验、问题与展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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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取得的成就、经验、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群众体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工作思路更加明确,顶层设计与长远规划更加清晰,工作机制改革创新更加有力,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等方面。以制度完善提升治理能力,根据发展阶段定位发展目标,打好综合配套改革组合拳,实现政府间功能协同和上下联动等是取得成就的重要经验。但目前群众体育发展仍存在统筹兼顾效果有待深入,融合发展能力尚需完善,绩效管理机制亟待更新,多元功能发挥仍需深入等不足。新时代群众体育应以多元功能发挥为基点,以智慧服务为目标,以决策咨询为起点,以冬奥会举办为依托,坚持稳中求进,推动主要矛盾解决。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体育;发展概况;展望;

收稿日期:2019-07-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TY001)。

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里,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以服务国家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主旨,走出了一条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政府在“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都赋予了群众体育发展新的任务与使命。作为回应,必须重新谋划新时代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之路,实现群众体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要实现此目标,必须要以历史和现实为镜,通过对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历程、建设成就、实践经验等的全面总结和系统梳理,结合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目标定位,提出未来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之路。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社会发展需求和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与提升,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在政策导向上经历了从“主体”到“跟随”再到“协同”的地位调节,在实现路径上经历了从“政府全权负责”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治理格局调整,在动力机制上经历了“自上而下”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也与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政策的变化激发了群众体育发展的活力,而群众体育的发展也促进了政策改革进程,使群众体育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1.1 发展起步阶段(1949—1955年)

建国初期,我国社会建设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此时国家发展面临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国民体质较差,无法达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二是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实现政权稳固,还急需大量身体强壮的保卫者。基于此,群众体育承担起了提升国民体质以及服务国防、劳动生产的重任。

为了实现群众体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于1949年在《共同纲领》中提出了“提倡国民体育”的要求,这为其发展奠定了方向与基调。1952年,毛泽东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群众体育推进的强大号召力。同年,《为国民体育运动普及和经常化而奋斗》报告,提出了体育运动普及化、经常化发展要求,进一步明确了群众体育发展的措施和任务。1954年,中央做出重要批示,改善、增强人民健康状况及人民体质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从政治高度强化了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进步显著,出台了指导群众体育发展相关制度,比如1954年在中等以上学校、职工、军队实施“劳卫制”;形成了群众体育发展的组织管理体系,搭建了国家(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地方(县级以上地方体育运动委员会)、行业(各系统和行业体育协会)的群众体育管理网络;大力推进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工作,到1954年底已建成体育场地10271个,相比新中国成立前提升2倍;广泛开展体育健身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1952年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的经常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200万人以上。

此阶段群众体育发展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发展目标上,以体育强身为目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发展标准上,强调场地、设施的增长和锻炼人数、达标人数的提高;在发展途径上,政府主导,具有政治任务性特征;在发展方式上,呈现出外延式和粗放式发展特点;在发展重点上,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分。

1.2 停滞阶段(1956—1976年)

1956年受“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我国进入了高指标、浮夸风及形式主义盛行的“大跃进”时期。1959年开始,我国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造成了沉重打击。1961年,政府针对当时的困境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完成,经济有所恢复。1966年,十年“文革”开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再度出现波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群众体育也经历了波折。

受“大跃进”运动影响,群众体育领域也出台了某些与事物发展规律不相符的要求。比如1958年,在《体育运动十年规划》中提出农村与城市并举,5年内每乡实现两场,一馆一池建设,10年内达标人数至少要有1亿5千人,力争达到2亿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1960年国家体委提出依据现实情况适当控制群众体育发展规模的要求,体育运动发展的重点转移到运动训练上的发展方针。群众体育发展进入停滞期,一些体育协会等机构被解散或撤销,相应的管理组织体系被破坏,组织网络和业余体育运动队被迫解散、群众体育娱乐活动消失。“文革”后期,部分城市职工体育活动得到了恢复,城市各行业系统和大型工矿在节假日开始举办以田径、球类项目为主的竞赛活动和运动会。1974年,刚恢复的职工运动被“千人操”“万人横渡”等形式主义活动所替代。然而,农村群众体育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一时期群众体育发展呈现出以下典型特征:1)在发展定位上看,群众体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建设现实出现脱节;2)在发展重心上看,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地位开始出现分化,竞技体育一度获得了优先发展特权;3)在发展效果上看,农村群众体育优于城市群众体育发展;4)在发展质量上看,群众体育注重形式与规模,质量较低;5)在发展延续性上看,群众体育随着政治发展呈现出无序发展态势。

1.3 恢复发展阶段(1977—1983年)

1977年,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迎来改革开放的曙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明确了实施改革开放决策,紧抓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政府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管理原则,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补充手段逐步得到认可。在这些重要社会变革的引领下,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工农产品产量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为群众体育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召开,政府明确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侧重抓提高的方针,群众体育开始以社会为依托、以体育运动委员会为指导,主管部门全面负责的社会分工发展模式。在198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政府再次明确了党领导下的以社会为主体办体育的群众体育发展思路,这为随后的群众体育社会化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订通过,明确了以群众体育发展促进人民体质增强的要求,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体育新时期发展的任务。1979年以来,几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召开不仅完成了继60年代之后中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又一次大调整,也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群众体育事业复兴的大幕。

在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及体育领域拨乱反正工作的推动下,群众体育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以城市职工体育为例。1978年,职工体育组织领导机构相继恢复,并在次年举办了工作座谈会,就职工体育发展方针与任务进行了讨论(孙葆洁,1999)。1982年全国职工运动队数量达到23万个,拥有280多万名运动员,经常参加运动锻炼的职工比例达到20%,人数达2000多万人。再比如1977、1978年,联合举办足球赛、篮球赛的城市数量分别有8个和12个;1983年各地农村都建立了“农村体育文化中心”“体育文化站”(谈群林等,2009)。这一时期群众体育发展呈现出以下典型特征:1)在管理体制方面,原先高度依赖国家和行政手段的群众体育管理机制开始被突破,开始探索国家主导、依托社会的群众管理体制;2)在发展理念方面,强调质与量的统一协调。原先具有规模大、集体性强、组织性高的广播操、生产操等体育活动,开始向以个人爱好和自愿参加为前提的跑步、气功、武术等体育活动转变(田雨普,2010);3)在发展重心方面,与竞技体育相比,群众体育的地位有所下滑。1979年我国重回奥运大家庭,为了应对奥运会参赛,我国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地位进一步明确;4)在发展层次方面,明确了群众体育发展的宪法地位。

1.4 跟随发展阶段(1984—1994年)

1984年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体育代表团获得巨大成功,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并在金牌排行榜上位列第4,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奥运会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与相关领导交流时谈到,现在看来体育运动是国家经济与文明的体现,它鼓励、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十分广泛,要把体育搞起来!与此同时,在推进体育发展社会化改革的进程中,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比如社会体育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体育不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刘玉,2011)。在这些宏观背景影响下,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指导群众体育的发展。

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提出“体育是全民族的群众性活动,……大力普及体育知识,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1986年,政府出台《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新一轮的群众体育社会化改革逐步得到实施。1993年,《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及5个配套文件出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体育法制化、社会化的具体发展问题提供了方向指引。

在上述政策文件的指导下,我国的群众体育发展呈现出相应变化。我国群众体育社会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就:首先,社区体育作为一种新兴群众体育发展形态开始逐步兴起;其次,群众体育社会化改革效果初现,群众体育的利益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1987年国内第一家营利性的健身俱乐部“北京利生健康城”开业,它的诞生为我国体育产业开创了全新的发展领域(苗治文等,2010)。最后,政府体育部门职能转型,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我国体育社会管理组织逐步走向成熟。与此同时,农村体育也得到极大发展,体育先进县评选、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全国农民运动会等活动和组织相继建立。

这一时期群众体育发展呈现出以下典型特征:1)在发展方式层面,群众体育走的是一条“伴随发展”的路线;2)在发展载体层面,群众体育实现了由单位向社区的转变;3)在价值取向层面,群众体育开启了从“福利”向“消费”的进程;4)在发展措施层面,群众体育实现了从单一政府行政型向多元社会组织自愿型的转型;5)在项目选择方面,群众体育锻炼项目选择不断增多。

1.5 协调、可持续发展阶段(1995—2012年)

经过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社会许多领域出现了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以体育领域为例,据1993年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文化体育发展速度为6%,而1993年下降到4%。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解决发展不持续的问题,在1996年发布的“九五”计划中重点要求各领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003年,强调经济社会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995年3月,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推进体育领域协调发展的方针。1995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颁布实施,明确提出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通过普及与提高的结合,推进不同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从国家立法的层次指明了体育协调发展的方向。同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先后下发,对推动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进行了进一步丰富与细化。2000年12月,在《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政府做出了以体育事业发展规模与速度为基准,结合我国国情,实现体育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构建较为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与办好2008北京奥运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体育发展的两大奋斗目标。随后,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思路与举措做出了详细要求。

这一时期,我国群众体育建设成效显著。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三纳入”工作不断推进,总体覆盖率达到97%;组织不断健全,全国有90.3%的地(市)成立了地(市)级体育总会;指导员队伍持续壮大,正式注册的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分别达到135万人、7万多人;法规建设和宣传工作逐步加强,全国16个省和10个较大的市制定出台了《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全民健身条例》等专门性法规;财政支持持续增加,全国经费总投入197.59亿元;场地设施数量激增,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含雪炭工程)2730个、体育公园1662个。

该阶段群众体育发展呈现出以下典型特征:1)在发展要求上,强调不同体育领域、不同区域及体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2)在发展目标上,实现了群众体育服务社会向服务人需求的转变;3)在发展手段上,注重宏观政策法规与微观具体实施计划的结合推动群众体育建设;4)在发展方式上,注重群众体育的内涵式和集约式发展;5)在发展标准上,更多地考虑了制约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内在的主要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重视;6)在发展结构上,全民健身相关产业结构逐渐完善。

1.6 国家战略发展阶段(2012年11月至今)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改革开放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重要法宝,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健康中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构想并对其落实做出了全面部署与安排。全民健身作为推动全民健康的有效手段,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就全民健身、全民健康与健康中国的关系作出重要论述,号召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最终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经济基本实现了从投资与外贸出口为主向内需消费的发展转型。健康产业的发展不但能实现大众健康需要的满足,而且还能促进我国产业的供给侧改革。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机遇挑战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需要准确把握新时期全民健身发展内涵的深刻变化,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2014年10月,《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出台,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了通过体育与医疗、教育、旅游的融合发展推动我国经济新增长的要求。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颁布,就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体医结合、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等做出了要求。同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下发,就全民健身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建设目标、举措进行了详细论述。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全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全民健身事业成效明显,助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载体作用发挥日益显著。在经济建设中,全民健身作为体育产业发展动力源的作用日益凸显,体育产业规模不断增大,全民健身成为新时代助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能和助推器;在社会建设中,通过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全民健身逐渐成为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全民健身的绿色低碳优势不断展现,发挥了形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倒逼生态环境修复与完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功能;在政治建设中,“六边工程”的完善推动了以体育为交往方式的形成,全民健身成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该阶段群众体育发展呈现出以下典型特征:1)在发展定位上,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全民健身作为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国家名片及重要标志;2)在发展目标上,注重全民健身文化教育、经济建设、国际形象宣传、文明生活方式养成等多元功能的发挥;3)在发展手段上,实现了从“三边工程”到“六边工程”的升级;4)在发展机制上,注重不同政府部门间融合发展机制的构建;5)在价值追求上,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满足人民健康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成就

2.1“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体育工作思路更加明确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贯穿于70年来我国群众体育漫长的发展历程之中。从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开始,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对我国群众体育工作做出过重要指示,党的十八大后,更是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这些重要论述都体现了党中央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建设思想。新时代我国群众体育工作要坚持该核心思想,明确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的具体目标与要求,将全民健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进行谋划、统筹与推进。与此同时,以对公众维持自身健康夙愿的准确把握为基础,政府做出了全面小康离不开全民健康的判断,并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从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作实施做出了明确布局,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体育工作思路更加明确。

2.2 群众体育发展的顶层设计、长远规划更加清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以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指导群众体育工作。如1995年,国家指导群众体育发展的第一个专门性规划《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出台,对我国全民健身工作的重点服务对象、任务及实施步骤进行了明确阐述;2009年,我国第一部专门服务全民健身发展的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颁布,对全民健身的管理、活动、保障、法律职责等作了详细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对全民健身工作实施做出了一系列全新部署。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体育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群众体育发展的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更加清晰,尤其体现在3个方面:1)明确了全民健身的战略定位。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出台,全民健身成为国家战略,全民健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得到强化,为全民健身发展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定位指引;2)出台了全民健身落实的详细规划。2016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颁布,对“十三五”时期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健康中国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到目前为止,全国的省、市、县人民政府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了“十三五”时期详细的全民健身实施计划,为全民健身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方法选择;3)颁布了多项惠民、便民、推动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政策,包括《“十三五”公共体育普及工程实施方案》《全民健身指南》等,多点发力的政策支撑体系在全民健身领域初步形成。通过这3个方面的努力,全民健身发展形成了宏观定位、中观引导、微观实践的清晰政策设计和规划体系。

2.3 群众体育发展的工作机制改革创新更加有力

坚持改革创新是70年来我国群众体育不断获得突破发展的重要法宝。1986年《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出台,提出了革命化、社会化、科学化的体育发展理念,出台了包括10个层面在内的53条具体改革措施。随后,在第二次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政府确定了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明确了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发展思路。这次改革重点是计划经济背景下对群众体育发展机制问题的修缮,尚未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为了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体育运行机制,1993年《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出台,就体育体制改革进行了细化,旨在体育领域形成国家调控、依托社会、充满自我发展活力发展新局面。在此次体育改革的影响下,我国群众体育实现了从单位体育向社区体育演进的转化过程。进入21世纪,群众体育发展的工作机制改革创新更加有力。在工作制度和机制建设方面,2016年全民健身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全民健身工作机制实现重大创新突破;2018年全民健身领导协调工作机制建设启动,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90%的省区市、78%的地市、61%的县级政府构建完成,各级政府全民健身齐抓共管机制初步完成。在全运会改革方面,天津全运会进行了创新,新增了累计126项的群众比赛项目,吸引竞赛群众达数百万人,其中最小和最大的年龄差为89岁,实现了全人群的覆盖。与此同时还邀请了华人华侨和业余运动员参赛,为群众体育发展开创新的路径。在工作方法创新方面,开展了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和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创建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与推广群众体育工作特色做法和先进经验,发挥典型案例对群众体育的发展带动作用。

2.4 以“六边”工程为抓手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更加完善

我国于1995年起开始有计划地推行全民健身工作,“三个身边”工程作为推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有力抓手,在其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北京奥运会后,社会公众的健身意识与理念产生了极大地转变,我国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全民健身发展时代。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趋势,政府部门经过反复斟酌,以“三个身边”工程为基础,提出了全民健身“六边工程”,用以推动建立覆盖面更广、功能更加健全的体育服务体系,助力体育健身服务均等化发展目标的实现。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以“六边”工程为抓手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成果显著。体育健身场地数量明显提升,2017年底其数量已达到195.7万个,人均面积上升至1.66平方米,全国各市、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体育健身设施已普遍存在。体育健身组织网络日益完善,社会体育组织在全国正式登记的数量增长幅度上升至10.86%,县级以上体育总会覆盖率为72%,平均每万人的全民健身站点数量达到3个。健身指导队伍持续扩大,目前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救生员数量分别达到200万、21万和18.4万人。健身指导服务深入开展,目前已涵盖45个地市,惠及22万余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纷纷实施,仅2017年“全民健身日”前后举办近3300场活动,参与人数逾越9000万人,按年来计算每年参赛事人数超过1亿人次。群众体育健身文化得到弘扬,通过全民健身征文、图片征集、影像及音乐创作等文化活动,对典型人物和事迹进行宣传,树立了健身榜样,传播群众健身好声音及正能量。

参考文献:

孙葆洁,1999.1976-1995年中国群众体育的恢复与发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6):1-5.

谈群林,黄炜,2009.建国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关系研究述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1(5):532-533,570.

田雨普,2010.新中国60年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的回眸与思索[J].体育科学,30(1):3-9,50.

刘玉,2011.新中国60年体育发展观的演进[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35(4):16-21.

苗志文,许实,2010.建国以来我国群众体育的发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44(4):28-32.

(原文刊载于《体育科技》2019年(第39卷)第9期)

(作者简介:王学彬(1990-),男,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与社会发展。郑家鲲,上海体育学院休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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