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除夕夜紧急出征到现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吴健锋已经在武汉汉口医院战斗了48天。病区从一开始的一团乱麻，到很快稳定有序，他和首批广东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们，也经历了心理上的冲击与重建。

“虽然大家一开始都很受打击，但我们还是要重振旗鼓，因为来了就要解决问题。”回想起这一个多月的艰难坚守，吴健锋认为，医学需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要让患者对未来有希望：“人可以有失望，但失望也是有限的，人不能失去希望，因为希望是无限的。”

冲击：病房里弥漫着死亡和绝望的气息

南方日报：刚来的时候，病区的状况是否超出了你们的预料？

吴健锋：来之前我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还是停留在SARS的阶段。我有参加抗击SARS的经历，觉得2003年的条件比现在要差很多，那个时候都能够熬过，已经过了17年，情况不会更差。

当时我们心里想，大概2-4周左右能解决问题，但一到现场之后就蒙圈了。在早期的时候，武汉把部分定点医院定到了二甲医院。我们接管的汉口医院也是一家二甲医院。这家医院的硬件条件与我们三甲医院比确实差了很多，也没有很好的医院感染防控指导，接手的时候整个医院都很混乱，发热门诊和病房病人太多太多，有一些医务人员也感染了，人手严重不足，医院处于半瘫痪状态。

当时一进病房，里面弥漫着死亡和绝望的气息。很多病人都目光呆滞，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他们有不少人家里聚集发病，也有去世的，对这种病非常恐慌。

别说他们，就是对我们医护人员，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有患者直接从门诊推过来，因为病情危重，已经呼吸心跳停止，给我们抢救的机会都没有，这对医护人员的心理打击很大。

南方日报：医护人员也是血肉之躯，直面这样的生死，是否也会产生创伤？

吴健锋：作为一个重症医生，职责就是去救治重症患者，我们重症医学科对抢救低氧的重症病人有“十八般武艺”，ICU里高流量吸氧、无创呼吸机算最低起步，后续还有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俯卧位通气、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

来了之后，在这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感控的原因，没有条件上有创和ECMO，好像一身的本事用不上，只能以无创呼吸机作为主要的救治手段。

我们广东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就感觉，好像还没有尽到全力的时候，病人就去世了，这种情况让我们医护人员受不了。

有人说ICU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我们见过很多生死。我们面对生死能够接受，是因为我们尽了几乎每一份力量。每个病人只要还有一线机会，我们都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觉得使不上劲。

还有一个，这种恶性传染病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聚集发病，病人源源不断地进到病房。我们以前是精细化管理，哪怕这个病人多器官功能衰竭，我们都有机会把他挽救过来。但由于早期分级管理不到位，有的病人一送过来就不行了或者病人很重的时候才送过来，怎么去尽力都不行。

汉口医院的中心供氧压力不够，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哪个医院都从来不会想到这么多人同时要吸氧，即使大医院也很难去保证，只能通过医护人员搬运氧气筒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还是要像现在有序化管理，采取分级管理的方法，不同级别的医院收治严重程度不同的病人，降低病人的病死率。

重建：我们的生活不要完全被病毒控制住

南方日报：医患的精神状态都非常紧绷的时候，是怎么熬下来的？

吴健锋：当时接手的时候，病人基本上都是焦虑的。不可能不焦虑，天天所听、所想、所说、所看，都是这病毒。实际上，很多人在精神上已经被它控制和击垮了。

所以我都不让病人去接触手机看微信，看相关信息，除非听听音乐，或者跟家里人聊几分钟，其他的不要去看。同时，我们也会给他们用一些抗焦虑的药。

我想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的生活不要完全被它所控制住。虽然大家一开始都很受打击，但我们还是要重振旗鼓，因为来了就要解决问题。其实越是工作的时候，越不会有恐惧感，忙碌是治疗恐惧最好的办法。

我们这家医院硬件是比较差的，但广东第一批派出的是广州最好的三甲医院的精锐力量，专业人员素养非常高，医护人员经验非常丰富，都是科里的骨干力量，部分是科主任、副主任。

这些混乱的局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它稳定下来了，把感控、医疗的秩序理顺，后勤保障也迅速跟上。病人们知道自己有人来管来治疗了，心理就完全不一样了。第1天进病房，他们都是麻木的，眼神呆滞，但现在完全不一样，查房时大家都有说有笑。

南方日报：从绝望到有希望，患者自身的心理转变也很重要。

吴健锋：早期，汉口医院有部分家属在病房陪护，确实不符合院感防控的要求。理论上来说，病人应该是要隔离的。但事情都要分两边看。

我管的这一组27个病人中间，有很多病危的病人，大家都觉得熬不过来了，但最后都慢慢熬过来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家属的陪伴。随着管理的规范化，现在这种安慰只能通过手机来传递了。

我们重症医学科，以前都是不让家属探视的。我现在还是希望重症医学的门打开，对家属打开。安慰很重要，它本来就是医疗的一部分。我们以前更注重身体的治疗，实际上人的心理和精神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大家对于疾病有两个误区，平时对于病毒，对于大自然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很轻视，其实它们很强大；到了生病的时候，大家又对自己似乎没有什么信心，实际上人体也很强大。人进化了这么多年，有很强的修复能力和代偿能力。这种能力有的时候会超出个人的想象，也超乎医护人员的想象。

目前新冠病毒的感染最终实际上还是要靠病人自身的修复，要靠它熬过去最艰难的日子。绝大多数病人应该都是能够过来的。哪怕在武汉这么严重的地方，超过96%的病人都能够康复，而且这个治愈的比例还在增加。

反思：医务人员层面只能打阻击战

南方日报：在艰难的情况下，最能够给你力量的是什么？

吴健锋：信息公开是最大的力量，能看到目标是最重要的。没有目标的时候，有多么强大的心理都不可能，因为人的精神做不到无限地去维持。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尽头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外面有多少病人还没进来。

后来信息公开，落实尽收尽治，把这些病人全部纳入进来，我认为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拐点。大家心里有底，方舱医院有多少人，在酒店隔离了多少人，总数是非常明确的，敌人很明确，我们也有信心。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拐点”不在于出院病人比新增确诊病人多，而在于管理和大家的信心是不是到位了。

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病死率明显就下降了，这不仅给病人信心，也给医护人员信心。早期大家就像弓一样，绷得太紧了。随着混乱局面被逆转，很多人心理慢慢平复下来。随着出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的信心也越来越足。

南方日报：下一次疫情发生时，我们是否会更有信心？

吴健锋：这次疫情应对，刚开始我们是受到了一些挫折。疫情结束之后，最主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静下心来，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教训。

随着人对外界的触角越来越长，发生疫情风险就越来越大，这是肯定的。危险因素没有被消除，下一次疫情什么时候会发生，谁也搞不清楚。只能说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去应对它，光靠一线的医护人员肯定不行。

最早期，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医护人员身上。但医务人员这个层面只能是阻击战，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它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既然是公共的事，必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要发挥从国家到政府、到组织、到每一个人的作用，不能完全依赖于医护人员，否则付出的代价将非常大。

同时要加强医院的感控力量，这次驰援武汉的感控专业人员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很好地保护了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全身心投入到抗疫战争中去。总体来看，这次疫情反映了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的一些问题，但是中国有很强的纠错能力，这次事件应该能够成为完善我国公共卫生防疫的一个契机。

【记者】李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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