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深圳国贸大厦楼上旋转餐厅的“邓公厅”内，还悬挂着邓小平视察国贸大厦的照片。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国贸大厦，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并作重要指示。

血战梅花镇

89年前，时任红七军政委的邓小平从韶关乐昌市西北部的梅花镇第一次进入广东。1931年1月下旬，红七军从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发，经长途行军，抵达梅花镇一带。

一天，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将红七军3000多人缩编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恰逢此时，侦察员来报，国民党粤军的一个团正追踪而来。前委决定迎头痛击，打开被动局面。

1931年2月3日正午刚过，战斗首先在五十五团阵地打响。几个小时后，敌军援部越来越多。红七军领导这时才得知，敌军不是一个团，而是三个团，人数有近万人。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红七军与敌军激战五个多小时，邓小平也加入了五十八团在右翼的战斗。最终，红军为保存实力而撤出战斗。

是夜，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离开粤北，前往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

2月5日上午，红七军向东转移，但在渡武江时遭遇国民党粤军的阻击。五十五团以及部分五十八团部队先行渡江，在敌军的阻击下，红七军余部渡江困难。邓小平果断要求余部停止渡江、伺机前进。经过艰难跋涉，两团最终于三四月间在江西省永新县重新会合。

梅花一战，共消灭敌军1000余人，红军共损失700多人，其中2/3是干部。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全军干部损失过半，真令人痛哭。”

复出视察广东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抵达广州。17日下午及18日上午，邓小平听取广东省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

当年，愈演愈烈的逃港问题令边防部队防不胜防，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邓小平听了逃港问题严重的汇报后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在谈到外汇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找几个省来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

他还建议，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可进口一些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多次提到“三农”问题，涉及了农业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农民负担等，这为以后农村率先改革及鼓励农民的首创精神提供了思想支撑。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时谈得最多的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

随后，在研究一个会议文件以什么为纲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地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前瞻性观点，为后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许多思想发动工作。

定调创建特区

1979年1月，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一个很好时机，当即在这份来信摘报上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同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出口工业区，在这里“参照香港特点”创办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也是广东省委的大胆设想。省委常委会讨论提出：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将深圳、珠海、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

这一大胆设想被习仲勋带到当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听后表示赞成：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如果广东、福建8000万人先富起来，没什么坏处。他还亲自为特区定名：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并且进一步指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3月，根据广东的意见，“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通过，特区建设得到了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题词首肯特区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面对着一穷二白的基础，决定引进外资，走以土地换资金、滚动开发的新路子。一时间，出现了不少如“三来一补”“外引内联”等新鲜词汇。

与此同时，非议也随之而来：“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已与资本主义‘没什么区别’”……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再次来到广东。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广州。下火车后，邓小平要求先去深圳。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在深圳，邓小平听取了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的汇报。汇报结束后，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到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

26日下午，邓小平结束对深圳的视察，前往中山温泉酒店。此后三天，邓小平每天在住处散步、休息，反复思考这几日来的所见所闻。

28日，邓小平登上宾馆附近的罗三妹山，下山时他选择了另一条陡峭的路返回，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一边听一边看，走一路想一路，邓小平心中有了答案。在珠海，他欣然题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大字；返回广州后，又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次广东之行，坚定了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根据他的意见，同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广州、湛江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翌年，又决定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发表南方谈话

1992年1月，邓小平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切关注，时隔八年再次来到深圳。

看到八年来深圳的变化，邓小平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当听说外资在经济总量中约占25%时，邓小平频频点头。他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邓小平听完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汇报后，再次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从生化制药厂走到高新技术企业，从“两弹一星”谈到科技创新，邓小平得出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顺德，邓小平惊喜地发现乡镇企业也能达到“兵团级”的经济效益，欣慰地笑了。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全党。

南方谈话，不仅对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广东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

【栏目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内容整理】汪祥波 朱咏玲

【党史精读栏目主持人】李强 张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