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6周年纪念日。在中国革命建设关键时刻，毛泽东曾多次南下广东。追寻他在广东的历史足迹，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的一生中，主要有11次来到广东。其中，多次适值中国社会转型、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在中共早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三次前来广东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八次南下广东。正是在这里，他作出了有关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诸多决策。

1923年，参加中共三大

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层层林荫掩映着一座砖红色三层建筑，这就是中共“三大”纪念馆。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纪念馆内的浮雕墙再现了当时的会议场景：九位“三大”代表围坐在长桌旁开会，时年30岁的毛泽东穿一件浅蓝色中式长衫，手执毛笔，侧耳细听。

这次会议曾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加入国民党，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毛泽东在会上积极阐述意见。他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批评了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观点，同时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主张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会议最终通过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参与改组国民党

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215号，坐落着一座高耸钟楼。1924年，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共两党精英在此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发言申明主张。在联俄联共问题上，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持排斥心理，要求在国民党章程中写上：“本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毛泽东积极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国民党左派代表起而支持，右派的提案被否决。

会议还讨论了“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比例选举制”是指根据各政党选票比例来分配议员席位的名额，意图保护国民党内占少数的右派地位，这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当即反驳说，“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最终得到多数代表的回应，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孙中山的关注。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其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提名交付大会表决的候选人名单中就有毛泽东。最终，他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6年，主持第六届农讲所工作

广州中山四路42号的大院里，一座曾为孔庙、后又为“番禺学宫”的古建筑群见证了历史风云。毛泽东在这里培养了一大批农民革命运动骨干。

1926年，随着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为了迎接北伐战争，国共两党在广东继续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任所长。此前，他曾兼任第五届农讲所的教员。

在主持农讲所工作期间，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员要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和社会实践。他亲自带领学员到韶关和海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

这些调查材料，被毛泽东编辑成《农民问题丛刊》。“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也收入其中，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

农讲所的经历，让毛泽东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农民运动讲习班，1927年在武昌办的中央农讲所，在办学目的、办学方针上也都与广州农讲所一脉相承。据统计，大革命期间，农讲所培养的学员动员了总计900多万农民。”农讲所旧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数次来粤视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建伟认为，毛泽东每次来视察都带有很强的问题导向，“都是带着问题来，经常找人谈话、调研工作。”

1956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广东视察。此前的一个月，毛泽东在做调查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4月底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

《论十大关系》探索了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涉及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以及利用外资的问题。

在杨建伟看来，广东毗邻港澳，属于面向资本主义的前沿，毛泽东来到广东，就有研究利用外资构想的意味。

当时，广东刚刚成立华侨投资公司，香港充斥着大量游资。但华侨对回国投资有顾虑，广东政府希望实行更积极的政策吸引侨资。

适逢毛泽东来粤，提出要听取港澳方面的工作汇报，相关负责人便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明确表示：游资这么多，可以利用嘛。要有更积极的政策。这是毛泽东在解放后率先提出利用外资的构想。

1961年，推动出台“农业六十条”

毛泽东在粤视察期间经常带头深入一线搞调查研究。1961年初，为总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直接领导了粤湘浙三省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2月中旬，毛泽东抵达广州，并接到了中央赴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其中指出，新兴县里洞公社由两个经济水平相差较大的合作社合并后实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察觉到，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没有解决平均主义的问题。为了系统地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2月下旬，毛泽东开始组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华东、中南、西南三个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紧接着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他特别要求与会同志要讨论来自广东等地基层干部的意见。

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农业六十条”最终被通过。条例的出台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新体制，部分地克服了人民公社体制内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使全国农村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逐渐走出低谷。

【栏目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内容整理】汪祥波 朱咏玲

【党史精读栏目主持人】李强 张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