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广东省委机关刊,红色接力棒的传递原来经历了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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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杂志全媒体记者 | 林若川

2019年12月14日,参加“全国党刊红色教育基地”授牌活动的全国地方党刊社领导、编辑记者们,在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旧址纪念馆一楼展厅,发现了1926年出版的《人民周刊》和1927年出版的《红旗周刊》。

12月14日,全国地方党刊代表参观中共广东区委旧址纪念馆。卢志科 摄

“这是广东省委最早的机关刊物吗?”“九十多年的漫长历史,这是极有价值的党史研究题材!可以作为《南方》的生日礼物!”……党刊同仁们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广东省委机关刊的红色接力棒,如何传递至今?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踏上广东党刊的溯源之旅。

1926年:以人民的名义

穿越历史时空,回到1926年初春,从狭窄的木制楼梯小心翼翼地走上中共广东区委三楼。在广东区委宣传部办公室内,28岁的张太雷正全神贯注地伏案工作,笔耕不辍。

张太雷是江苏常州人,他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也是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在张太雷来到广州工作之前,国共合作已一年有余,期间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是风波不断。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为维护国共合作、巩固革命势力的团结,宣传中共的纲领、政策,反击右派和外部敌人的恶意宣传,作为工作在国民革命最前线,领导广东、广西等地革命斗争的中共广东区委,需要一本发表自己声音的刊物——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应运而生。

作为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理所当然地成为《人民周刊》的创立者和主编之一。“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张太雷,在担任《人民周刊》前28期主编的过程中,不仅是杂志选题的总策划,更是重磅政论文章的主笔人,共发表署名文章76篇。除此之外,再加上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等名义发表的公开信、评论等,实际贡献远远超过这些。

实际上,关于主办报刊,广东党组织有着丰富的经验。创刊于1920年10月20日的《广东群报》,在1921年中共广东党组织创立后即被确定为广东共产党的机关报,也是中共最早的日报;创办于1920年10月3日的《劳动者》周刊,是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广东群报》和《劳动者》这“一报一刊”虽然出版时间都不长,却是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阵地。

但是《人民周刊》承载的使命和风格,却有别于广东党组织以往创办的报刊。在《人民周刊》创刊号的《本刊宣言》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人民周刊》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刊物。”杂志的主要栏目,包括一周述评、社论、谈话、专载、名著、人民生活、纪念、报告、宣传大纲、特载、论文等等,内容生动活泼,富于战斗性。著名共产党人陈独秀、陈延年、邓中夏、阮啸仙、恽代英等,也为《人民周刊》积极撰稿,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

据当年的编辑部统计,《人民周刊》每期销量“达二万余份”,是大革命后期广东颇为畅销的刊物之一。直到1927年4月10日停刊,历时一年二个月,共出版了50期,从26期起改版,将原来16开本20多页之篇幅,缩减为“每期印单纸一张,另加专载纯理论之副刊半张”。直到今天,《人民周刊》仍被党史专家们视为大革命时期反映党的政治主张,指导广东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权威刊物”,相关专题研究屡见不鲜。

广东省委机关刊,在广东区委旧址找到了源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相隔数十年,不同时代背景下创办的省委机关刊,都在血液里流淌着同样的红色基因,同样坚持忠实履行党刊职责和使命,红色接力棒代代相传。

1927年:苏维埃政府红旗飘扬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先后在上海和广州掀起“四一二”和“四一五”大屠杀。南粤大地革命形势风云突变。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和广东潮汕、海陆丰建立红色政权的消息传来,极大鼓舞了广州工农群众的斗争情绪,纷纷要求起义。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打红旗,建立苏维埃政府”。这时的张太雷,已经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张太雷的领导下,广东省委在香港创办省委机关刊物,名字就叫《红旗》(又称《红旗周刊》)。

《红旗》初时为旬刊,出版5000份,其中广州3000份、香港600份。后来《红旗》相继改为半周刊、周刊,再改旬刊,其中以半周刊刊期为最长,总共发行20多期。虽为期刊,但由于各方面原因,经常延期出版,往往由地下交通员收集稿件带往澳门的印刷店秘密印刷,印好后再带到各地秘密出版发行。由当时领导广东工农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如周文雍、恽代英、彭湃、罗绮园、周其鉴等,担任撰稿人,宣传鼓动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起义斗争。

《红旗周刊》创刊号,刊登了彭湃撰写的《土地革命》一文。彭湃在文中提出了以武装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大会、深入土地革命等政治主张,描绘了开展土地革命的蓝图,成为他后来在海陆丰创建苏维埃的指导思想。随后,彭湃从香港乘船回海丰领导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肩负起创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重任。

出版编印《红旗》的那段日子,对于张太雷等广州起义领导人来说,是最忙碌而又最幸福的日子。广州起义开始后,广东省委将《红旗周刊》改为《红旗日报》,公开大量发行。《红旗日报》第一期在广州起义爆发后几小时内迅速编印发行,印刷达25万份,在全市街道散发张贴,对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革命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在革命群众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

那段日子,一面是响彻全城的隆隆枪炮,一面是编辑部印报机的彻夜轰鸣,在工农群众的脸上、在革命报刊的字里行间,到处洋溢着人们对起义胜利的憧憬、对美好未来的期待。然而,特务们罪恶的冷枪和敌人们疯狂的反扑,摧毁了这一切美好的画面。张太雷遇刺牺牲、起义军浴血奋战撤出广州。

广州起义失败,《红旗周刊》随之停刊。《红旗周刊》编辑、撰稿人罗绮园,辗转到达上海,进入中央宣传部工作。192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中央机关报,由罗绮园担任主编。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史料,说明广东省委机关刊《红旗》,与后来的中央机关报《红旗》,甚至再后来的中央机关刊《红旗》,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是,既然撤离广州的起义军能为今后的革命斗争保存力量,谁又能否定停刊的《红旗周刊》,同样也为党的理论宣传保留了星星之火呢?

1939年:吹响新华南抗日号角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哪怕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广东党组织仍坚持创办机关刊物,在黑暗中发出嘹亮的呐喊。

1928年春,广东省委在香港创办机关刊物《针锋》,谭天度任主编,揭露反动派统治下的广东社会黑暗面。1937年6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香港创办机关刊物《大路》,饶彰风任主编,在抗日救亡新形势的关键时刻发挥党的喉舌作用。1937年11月,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广州创办刊物《抗战大学》,阳光(又名温京、陈华)任主编,刊载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对抗战时局问题的阐释及评论。1939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韶关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名义创办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吹响了“华南人民团结抗日的号角”。

韶关市浈江区和平路罗沙巷八号二楼,这是曾经的《新华南》杂志社旧址。1939年4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以“团结抗战、打败日寇、肃清汉奸、建设新中国、新华南”为办刊宗旨在此创办《新华南》。

“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使广大军民从广州沦陷的悲观氛围中振作起来,加强抗战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国民党是掌握了宣传工具的,如《中山日报》《大光报》《阵中日报》等都相继办了起来,而我们却缺乏宣传阵地,舆论工具。”广东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杨应彬曾撰文回忆。

位于韶关市五里亭的广东省委旧址

广东省委迁到韶关后,成立了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新华南》杂志创办。《新华南》开设的诸多专栏,包括社论、特辑、抗战讲座等,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实况,尤其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真实写照。《新华南》是抗战期间发行量最高的地方党刊,平均每期印数5000份左右,主旨是团结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史料记载,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新华南》坚持出版两年多,行销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和香港等地,担当起在上述地区宣传共产党主张的历史重担,成为华南人民团结抗战的喉舌和强大阵地。

据当年参加《新华南》编辑和撰稿的李筱峰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华南地区的革命干部,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接受过《新华南》的影响,没有一个不是和《新华南》的斗争息息相关的”。

1958年:争得思想上的上游

新中国成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创办、出版的党报党刊,构筑了一座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革命文化堡垒,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报刊进行激烈抗衡,有力配合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这些广东党刊以其强烈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在推动革命发展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958年8月,广东省委机关刊物《上游》杂志创刊。这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创办的一本思想理论刊物。

从建党初期开始,党的思想理论刊物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自从1947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全面打响,直到1958年的这十余年间,党中央一直没有直接出版机关刊物,不少省市的党委机关刊物也没能正常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加强理论刊物建设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首先提到“考虑出刊物的问题”;同年3月8日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再次提出“出版理论刊物”,并提倡各省都要开办。不久后的4月,中央发出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1958年5月,中共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即《求是》杂志的前身),随后各省纷纷开办省委机关刊。其中,四川、广东省委都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定名为《上游》杂志,取意“高举红旗、力争上游”。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同志,还曾于1960年至1973年,先后担任过《上游》杂志社编辑、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广东省革委会政工组政工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2003年:四刊合一汇流《南方》

时光荏苒。2003年12月5日,《广东支部生活》执行主编许俐丽把第276期杂志清样交到杂志社临时负责人手上,心中感慨万千。这是《广东支部生活》的最新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在这期杂志卷首的《告别读者》中,编辑部以充满温情的笔触,回忆了23年的杂志办刊历程,并在文章末尾深情祝福:“祝福我们的党生机勃勃,永远年轻!”

同样依依不舍,而又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还有另外三家党刊编辑记者们,出版完各自的杂志终结期,他们将把接力棒交给一本全新的省委机关刊——《南方》杂志。2003年9月,广东省委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决定创办一份新型省委机关刊物。同年12月26日,《广东支部生活》与《党风》《文明导报》《粤海同心》四刊汇流,《南方》杂志全新创刊。

在这四本刊物中,办刊历史最长的是始创于1959年的《广东支部生活》。它见证了新中国复兴与前进的步伐,除“文革”期间被迫停刊15年外,自1981年复刊后一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特别是在广大基层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从复刊第1期到第276期,23年里《广东支部生活》发行量从最初的十余万册到137万册,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党刊,并两次获评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党风》《文明导报》《粤海同心》等,也因同样坚持“党刊姓党”,坚持生动活泼、贴近基层的办刊特色而深受读者欢迎,共同为《南方》杂志追求“在创新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9年12月26日,是广东省委机关刊《南方》杂志的创刊16周年纪念日。16岁的《南方》杂志,二八年华正青春。今天的《南方》,月发行量为全国地方党刊之最,率先提出“智慧转型”战略,重点建设南方党建智库,综合影响力位居全国党刊前列。今天的《南方》,正以崭新的面貌,接好从革命战争建设年代一路传递下来的“红色接力棒”,沿着新时代的号角,守正创新、奋力向前。

【参考资料】

《学术研究》杂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革命报刊述论

《小康》杂志:从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南方日报》:《韶关粤北广东省委旧址:4年三易其址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党的生活》杂志:最美的青春献给你

《红广角》杂志:解放前广东著名党报党刊知多少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华南抗战号角<新华南>》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东地方史》

图片来源:《党的光辉耀广东——广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展览图片集》、中共广东区委旧址纪念馆

本文责编 | 张蓓蕾

统筹丨曹建民

编辑丨陈海燕 夏梦

设计 | 陈春霖

校对丨华成民

来源丨南方杂志微信公众号

版权声明: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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