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强调，全力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近日，南方日报南方经济智库采访樊纲、郑永年、刘世锦和刘元春四位知名专家学者，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汇众智、聚众力，提供可资借鉴的先行先试“金点子”。

专家们认为，先行示范区是特区2.0版或升级版，是中央在新时期赋予广东及深圳的又一重大使命。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仍需要不断探索，深圳应继续发挥带头引领、先行先试的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道路、提供经验。

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激发“双区驱动效应”

“粤港澳大湾区、先行示范区先后落地珠三角区域，关键在于这一区域发展成就突出，市场活力大，高新科技获得快速发展，在全国有排头雁的实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

樊纲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建设，都需要解决科技发展、市场化制度和城市化发展等共性问题，这是“双区驱动”的重要背景。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等大城市群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单个城市到多个城市组成城市群协同发展，成为近年来区域发展布局的重要特征，这也同样体现在今年发布的两份重要文件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用单独章节阐述“完善城市群和城镇发展体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提出，推进深莞惠联动发展，促进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

“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都市圈和城市群将通过更有效的聚集和配置资源，提升全国经济效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深圳作为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的经济特区，成功闯过很多发展关口，如今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高地，发展能量不断向周边区域辐射。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深圳应发挥好带头、引领、先行先试的作用。

这一观点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不谋而合。刘元春认为，大湾区、先行示范区的关系可以视为点面结合，两者只有相互联动、相互配合，才能充分释放“双区驱动效应”。

在不久前举办的“读懂中国”广州国际会议期间，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成为会议期间的“高频词汇”。再往前一个多月的9月5日，深广两地签署《广州市深圳市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广深将在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等方面深化合作。干货满满的协议签署本身，也正是“双区”利好叠加的生动体现。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个龙头工程，要通过创新发展，使深圳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样板；粤港澳大湾区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则是区域发展中的重头戏。”刘元春说，应从全国发展的大局理解和推进“双区驱动”，深圳应有更强的历史使命感和更高水准的发展规划。

在具体做法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发达国家对优质资本和优质技术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深圳应建设成为世界级大平台，汇聚来自全球的优质资源，同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财富增值。

如今，高端创新要素集聚已经成为深圳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不久前在深圳闭幕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3315家展商参展，展示的高新技术项目达10216项，涵盖人工智能、物联网、5G商用、8K超高清、区块链技术等多领域。

刘世锦表示，在创新驱动、提升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广东与深圳的表现都很突出，特别是创新发展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从特区到先行示范区，继续为全国探路

近40年来，深圳生产总值增长万余倍，跻身全球城市30强，2018年深圳人均GDP达到19.3万元。深圳的辉煌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典型与缩影。

郑永年认为，相比40年前从一个小渔村起步建设经济特区，今天的深圳不仅积累了很好的经济基础，也有一定的制度创新基础。但要进一步改革创新仍存在一定阻力。

“有开放才能有创新，有流动才能有碰撞，创新就是信息流动的结果。”郑永年表示，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要做加法，可以学习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保持市场的有序竞争和充分开放。要借助当前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培育、建设开放的经济环境。

事实上，深圳40年来最重要的发展经验之一，正是不断扩大开放。从“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到辐射全球的电子信息产业蓬勃兴起，从蛇口客运码头往来香港的客船，到年旅客吞吐量接近5000万人次的世界级机场，既是深圳日新月异的最好见证，也是不断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年建设特区，政府在税收、外资、投资等方面有一些特殊政策，使企业运营成本更低，更容易发展。”樊纲表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可以看作是经济特区的“升级版”，不同的是，如今更多不是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而是需要深圳在重点领域率先改革、主动探索。

在深圳前海，通过打造外商投资“一口受理”升级版，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和外商投资备案回执时限从20个工作日减少到2个工作日，进一步便利外商投资。

通过制度创新吸引优质资源汇聚，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正在成为深圳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对此，刘世锦表示，深圳更加需要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国家层面主要是定方向、划底线，到底什么办法适用，还要深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

《意见》明确，深圳将在创新跨境金融监管，完善产权制度，完善数据产权和隐私保护机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医学人才培养、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体系，实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制度等涉及社会经济民生的多个领域进行探索，从而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

同样在深圳前海，今年1—6月新推出48项制度创新成果，累计制度创新成果数达到462项，其中49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平均3天推出一项创新制度，书写了新的深圳速度”。

“有些人说中国现在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过程缺少理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河，40年前的河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新的河，还是要试。”刘世锦表示，改革过程中免不了走弯路，但对的东西是通过试错找到的，从长期发展来讲，成本还是相对较低的，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专家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深圳最大优势是“创造+制造”

“深圳最大的优势是‘创造+制造’，以制造业为基础，同时创新能力很强。这个特色不能丢掉。”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深圳的人均GDP能达到近3万美元，同时GDP还能保持较快增速，和深圳的IT产业、高端制造业占比较大的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

下一步，深圳如何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刘世锦认为，应该在两个方面着力：其一在创新前沿、在“创造+制造”方面找到新的增长点，其二尽量降低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保持产业竞争优势。

为此，刘世锦认为，以深圳为中心发展大都市圈，并与其他城市形成城市群，应成为下一步深圳发展的重要战略。具体来说，一方面，将中心城区由于成本较高导致竞争力下降的企业，转移到周边中小城镇，生产环节迁出后，核心的研发环节留在深圳，优化产业配置。另一方面，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找到新的增长点，利用中心城区腾出的空间发展新兴产业。

“惠州、东莞、深汕合作区等区域，应该与深圳中心城区更加紧密共同发展。这对下一阶段深圳的经济发展、产业转型意义重大。”刘世锦表示，中国将来的城市发展，不是提升单个城市行政级别，而是给予每个城市平等发展的机会，打破城市的行政层级，遵循城市发展的经济规律，给予每个城市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公平竞争。

对于深圳而言，意味着应将发展定位放在更加开放的格局中理解。刘世锦表示，深圳的发展定位不仅要从全国来看，还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应该充分发挥“创造+制造”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带动力的高水平的“创造+制造”中心。

对今天的深圳而言，要实现这一步也并不容易。

“以前深圳主要做创新转化，这一做法呈现很好的发展成果，但必须要认识到，这种模式很可能缺少后劲，必须要发力源头创新。”刘世锦表示，深圳要推动创新环境升级，培育出能使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出现的土壤、环境和文化，争取在全国走到前面。

从建设深圳技术大学，到支持剑桥大学与北京大学在深圳联合办学，近年来深圳努力从世界范围吸引高水平教育和科研资源聚集。对此，刘世锦表示，这些举措在短期内可能不一定立竿见影，但有利于长远发展，因此要坚持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在建设高水平高校、加强基础研究上还可以做很多探索，可以尝试形成一套更有活力的全新的教育科研体制，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助力产业创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以更大力度的开放促进创新发展

“‘创新’和‘开放’其实是同义词，有开放才有信息流动，有信息流动才能有思维碰撞，也才能有创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建议，深圳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努力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级经济平台，汇聚来自全球的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优质资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服务。

《意见》提出，到2025年，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到本世纪中叶，深圳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而“开放”贯穿始终，成为《意见》中的高频词汇，累计出现10余次。

在郑永年看来，开放创新、开放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纵向来看，在中国历史上，那些主动对外开放的历史阶段，都是比较强盛辉煌的，比如汉朝、唐朝；到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中后期开始“闭关锁国”，才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从横向来看，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科技强国，坚持开放发展正是关键原因。“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那么强？因为它吸纳了全世界的创新人才，在美国的科技创新企业、高等院校的实验室里，有很多来自中国、印度、东欧等世界各地的科技人才，共同来为美国进行创新。”郑永年说。

当前，国际经济贸易环境复杂多变，部分发达国家推动“再工业化”或“工业4.0”，对优质资本、优质技术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在此背景下，郑永年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更要用制度来鼓励开放创新，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不仅要吸引优质资本和技术进来，还要留住资本和技术为我所用，并实现增值发展。

郑永年表示：“总而言之，深圳要开放，要有开放的经济体、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城市、开放的人才环境，甚至开放的市场管理体制，而当前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则为开放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

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也要相互开放。在郑永年看来，目前大湾区内部11个城市，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和制度特点。

对此，郑永年建议，粤港澳大湾区要加强互联互通，实现内部资源开放共享，必须打破行政边界的束缚，建立一个共同市场，让经济要素在市场内可以实现自由高效流动，从而持续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他举例说，在大湾区任意一个城市注册的企业，都是“大湾区企业”，在大湾区都可享有平等的经营、税收、土地、人力等方面的发展待遇，企业就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更为合理的产业布局。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依托大湾区大市场  培育体系化创新能力

“没有大市场就没有大创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全球最大的城市群和消费市场，其发展的重要优势就是依托大市场孕育大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深圳应该对接国家创新战略布局，从全局高度谋划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建设。

刘元春认为，中国要想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掌握主动权，关键在于三点：一是在制度构建上发力，二是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三是构建大国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就是创新能力。只有通过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让不断弱化的旧动能被蓬勃的新动能所替代。

“未来中国核心竞争力的构建，创新是核心，深圳作为中国创新的重要区域，要发展成为中国创新的排头兵。”刘元春对深圳创新发展充满期待。

不过，对于深圳目前的发展现状，刘元春直言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其一，深圳的高等教育无法支撑持续的良性循环，在创新文化底蕴和宜居城市的建设上可持续性和深度不足。其二，前沿性、关键性技术还未能实现成体系的突破，企业投入科研很多，但是基础性研发缺乏。其三，在金融支持、金融生态建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补足短板并不代表追求产业结构上的大而全。刘元春认为，应建立以深圳为牵引，以大湾区为基础，以全世界为市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汇聚产业、科技创新、人才等高端要素资源，在实体经济上做实做强，在高端制造、先进信息产业等领域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要认为高水平就是新技术，传统产业也有高端环节，深圳一方面应推动新兴产业实现突破，另一方面要让高端制造业扎根发展。”

刘元春建议深圳应大力建设四个体系：第一，形成具有世界性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具有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第二，建设与科研创新、高端产业相匹配的金融体系；第三，要有支撑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科技研发的体制机制创新体系；第四，要有现代人力资源的支撑体系。

“对标世界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在经济体量上实现赶超，更重要的是在创新和发展质量上实现超越。”刘元春表示，深圳目前已经具备很好的发展基础，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教育、人才优势，通过不断汇聚产业优势，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圳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和深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深圳要为全国提供参照和范本

“随着发展阶段的转换，全国各地在发展中往往面临很多新问题，比如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如何推进扩大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表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中关键就在于能否为全国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深圳的发展，前期主要是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谋求快速发展，近20年则逐步进入学习模仿和自主创新的阶段。”樊纲举例说，深圳发展到今天，要在科技前沿实现赶超，就必须创新机制，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以更好的激励发明创新。

在金融监管上，樊纲建议，深圳应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做好风险控制，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促进金融健康发展，为全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出示范。

在对外开放上，樊纲建议，深圳可以在资本账户开放上进行试点，采取有管理的资本流动，在总量控制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自由。

在居民住房上，樊纲认为要打破中小城市、农村和大城市的土地边界，用快捷的交通连接起来，使土地供给范围扩大，通过大城市群的发展来解决住房供给和稳定房价。

在高质量发展上，樊纲表示，高质量发展一定是更有效率的发展，这意味着深圳应该通过发展让资源利用率更高，产业增加值持续提升，发展更加均衡，让不同收入的群体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增值。

梳理过往，深圳的发展经验为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很多区域仍将提供重要参照。在樊纲看来，有三个重要因素值得持续关注：其一，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符合市场化的要求；其二，深圳对新事物持开放态度，出现新事物不是挑毛病，而是看潜力；其三，深圳允许科技入股等新的企业形式，为新兴企业提供发展空间。

展望未来，深圳如何为全国发展提供更多具有突破性的解决方案，更加富有挑战。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既不能靠政府提供优惠政策，也不是对中央制度设计的简单执行，而是更加依靠深圳自身去创造和探索。”樊纲表示，目前深圳正在摸索探讨的很多制度性设计，是否契合当前发展需求，能否有助于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当然还需要更广泛的讨论。但无论如何，都要求深圳站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为解决全国性问题提供参照和范本。

【记者】王彪 黄应来 李凤祥

【实习生】刘伟琰

【海报制图】潘洁

【统筹】黄应来

【出品】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南方经济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