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庆，年近90岁的陈淑光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国庆节礼物，那就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最近几十年，这位老人一有机会就会去天安门广场，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绕上一圈，对她来说，这座纪念碑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张松鹤正是这座纪念碑雕塑创作的重要参与者。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上世纪40年代末。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一致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在通过决议后遂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1952年8月1日正式开工，到1958年5月1日落成揭幕，1961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碑身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非常醒目。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世纪中国雕塑史上当之无愧的巅峰之作。这座红色历史的丰碑记载了新中国人民艰辛的解放奋斗历程，凝聚了中华民族无私与无畏的牺牲精神。人人都知道人民英雄纪念碑，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个东莞人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创作者之一。这个人就是著名的雕刻家，我国雕刻艺术的奠基人，东莞清溪人张松鹤。

1949年，陈淑光还是一个不满20岁的姑娘。“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她的心中神圣而遥远。那会儿，刚刚考入美术学院的她，正在犹豫着下一步是专攻油画还是学习雕塑。没想到就在几年之后，自己会参与这个浩大工程，而且一干就是6年——

陈淑光是著名雕塑家张松鹤的夫人，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女雕塑家，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八组浮雕中唯一一位女性共同作者。从《抗日游击战争》浮雕素描初稿的创作绘制到塑造完成，陈淑光协助时任雕塑组副组长的主创者张松鹤完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创作及塑造。

全身心投入纪念碑浮雕创作

张松鹤，1912年生于东莞清溪一个贫苦农家，十八岁那年，他顺利考入广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任教并加入国民革命军宣传抗日，又随军奔赴淞沪战区，参加南京保卫战，部队撤退回粤后，旋即归乡组织抗日救亡。1948年，张松鹤积劳成疾，随后在多所知名大学任教并从事美术创作。

1952年，一位客人敲开了正在抱病构思的张松鹤家的大门。张松鹤接过客人送来的函件，缓缓拆开，读到半中央，眼睛就直勾勾地呆住了！正在调药的妻子陈淑光回过头来，她十分熟悉丈夫的神态，连忙用嘴角的微笑来缓和来客的尴尬，然后紧握住丈夫因常年握持雕塑工具而布满老茧的双手。果不其然，在重复阅读客人带来的信件之后，张松鹤拖着病痛的身躯，挣扎着从床上站起来，坚定地在床边站成了一个标准而笔挺的军姿，有力地举起自己的右手，向客人行了个军礼，并斩钉截铁地说道：“接受任务，一定完成!”都说军令如山，刚刚客人带来的函件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军令，更是一项庄重的决定，因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共挑选国内八名顶尖的雕塑家组成专家组，共同设计英雄群雕，选定刘开果为组长，张松鹤为副组长。

中央人民政府的重托，对久病缠身的张松鹤来说无异于一剂妙药灵丹。人民英雄的魂魄，更强壮了他的胆识，进入不惑之年的张松鹤，感到自己仿佛再次年轻起来，热血再度沸腾，胸中大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豪情壮志。那段日子，他读书研史，参观考察不同类型的革命根据地，深入工农兵大众群体的生活，重温当年的烽火。搜集了丰富的案例和素材，速写各类人物的形象，参与系列的题材研讨，酝酿各个局部的创作构思，既顾及了群雕的整体布局，又承担独立作品的绘制。

终于在严谨认真的研究实践后，交出了自己的主创杰作——纪念碑中的《抗日游击队》。为了准确把握历史的尺度，有机组合深化主题，为人物形象赋予风采和张力，为细节加工彰显特色和精髓，他多次登门请教范文澜近代史，查找书籍寻求艺术感悟。初稿、二稿、三稿不断听取各方意见，去芜存精，丰富内涵。

进入制作阶段，他在天安门广场搭起帐篷，全身心投入浮雕的创作。每当夜深人静，整座城市悄然入梦之时，当年的《游击队之歌》回荡在他的耳边，身边有深山野谷的篝火，有残墙断壁的炊烟，有青纱帐里的长矛大刀，有芦苇荡内的鱼叉钢枪，他与战友啃干粮，挖野菜，他跟英雄埋地雷，炸炮楼……那些鲜活的记忆又让张松鹤再次融入了游击战火，他将先烈的英魂融入刻刀，为石雕注入灵魂。

历时8年多的“开篇大作”

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十面浮雕工作启动，“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10块浮雕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每块浮雕都指定一个雕塑家负责，再带几个年轻人做助手。”当年陈淑光所在的美术组，由雕塑大师刘开渠主持，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雕塑家：滑田友、肖传玖、王丙召、傅天仇、王临乙、张松鹤、曾竹韶……

“背着地雷的女战士、送儿子上战场的白发老母亲、向前冲的游击战士、农民老汉等人物形象，我都参与了创作。”陈淑光回忆。为了更好地创作，陈淑光和一批年轻人专门到北京门头沟农村体验生活，搜集工农兵形象，《抗日游击战争》中农民老汉等形象的创作灵感均来源于此。有着丰富战争经历的张松鹤仍然专门到部队学习体验生活，以便更准确地把握战士形象。

制作过程中，每一块浮雕出炉前都要经历反复的讨论甚至“争吵”。“美术组的这些人，私交都非常好，平时见面也都彬彬有礼的。可是一说起纪念碑的事来，那可不含糊，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浮雕《抗日游击战争》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战的场面，陈淑光回忆，她当时协助丈夫张松鹤，负责第7块浮雕“抗日游击战争”的设计制作，也曾经与大家“吵”过。

“游击战争的环境特点是什么？——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我们构图设计的时候，就想把《游击队之歌》的意境、那种‘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场景表现出来。”陈淑光说。为此，张松鹤在浮雕的画稿中添加了高山、青松的背景，以及醒目的红高粱。

这一设计当时在美术组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刘开渠提出，加这么多背景，绘画性太强，不是正宗的学院派雕塑。他主张把主题换成地道战，表现地道里的战斗场景。”

“张松鹤不同意，说地道战只集中在华北平原。从全国来说，青纱帐才是最典型的游击战场景。”

“另外，浮雕里为什么不能有绘画？中国的雕刻艺术历来讲究刻画环境，尤其是广东潮汕一带的民间雕刻，亭台楼阁、花鸟山水都入背景，多生动啊！我们中国的纪念碑，为什么要死守外国的规矩？”陈淑光说。

不仅背景，这块浮雕主体人物设计也引起过争论，因为游击队伍中心位置有一个醒目的指挥员形象。

张松鹤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一支队伍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完全不一样。没有党的领导，要么是土匪部队，要么就是一盘散沙。”陈淑光说。

张松鹤如此坚持，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几位雕塑家中，只有他有过从军作战的经历。

“抗战时，他是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第三战线的副指挥员，他非常清楚对于战斗在敌后的游击队来讲，党的领导有多么重要。”陈淑光说。

虽然刘开渠是雕塑界泰斗，张松鹤却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陈淑光站在了张松鹤的一边。“刘开渠是我的导师，平时我对他佩服至极。可是这一次，我说，谁有理我支持谁。”

最终，第7块浮雕按照张松鹤的原意做了出来。“现在看来，这件作品的确得到了群众的认可。”陈淑光说，以后的不少雕塑作品都承续了“浮雕中加绘画背景”的手法。

【记者】卢真伟

【通讯员】清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