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湖东湖街道大望社区党委湖南攸县同乡村党支部书记荣发齐来深17年，是老家攸县钟佳桥镇上第一个辞职的村长，为了供两个女儿念大学，他跑来深圳当“的哥”，开了十几年的出租车，没有动过保险没出过事。

而今，荣发齐和党支部27名党员成了大望社区7000余名同乡在深圳的“娘家人”，生活工作子女读书问题来找党支部基本都能解决。“的哥”们的下一代正在成长，他们与深圳又会产生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事令人期待。

房东更乐意把房租给的哥

我的手机24小时不关机，怕老乡有事不能第一时间联系到我。当支部书记，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好，开会就不能开出租，但每天300元的租金不能断，舍掉一些赚钱的时间去帮老乡值得。

在大望社区，95%都是外地人，其中有7000多是湖南攸县的出租车司机和他们的家人。来深17年一直住在大望村，一来老乡们都住在一起，二来和本村村民关系也好。房东一听新租客是的哥，都很乐意租房，甚至更希望把房租给司机，因为他们能按时交房租，一家人住在这里房子卫生也搞得好。村里有人怕第二天出门临时叫不到车，前一天晚上会先给住在村里的的哥打电话预约，觉得熟人信得过。

2001年开始，每年中考我们这些的哥就组成爱心送考车队，给大望中学的学生免费送考。更早些时候，那时村里有私家车的不多，我们组了个爱心车队，带村里年过60岁的老人在滨海大道转了一大圈，路上坐在后座的老人对司机说，“我们这么多年都没好好看过深圳，谢谢你们带我们出来看看”。

融洽的氛围来之不易，以前双方之间各种各样的小矛盾不少，比如我们湖南人爱吃辣，炒菜的油烟味让房东受不了，比如出租车司机分为主副班，两个班的下班时间是清晨和傍晚，下班后大家喜欢聚在一起聊天，常有居民过来投诉说影响他们休息。

转变发生在2007年。罗湖区确立了“以党员带群众，以同乡管同乡”的基本思路，支持“同乡村”非户籍常住人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实现外来工和特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在罗湖区委组织部、东湖街道党工委和大望社区党委的支持下，散落在社区里的12名党员找到了组织。一开始我们都很惊讶，特区不是主要发展经济吗？怎么对党建这么重视，成立党支部不会就是为了凑个人数吧？

党支部能发挥的作用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支部现有党员28名，大部份是出租车司机，白天工作忙，支部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展“三会一课”。

今年春节，同乡出租司机本想开车回家过年，由于路途遥远，充电不方便，加上出租车公司从安全方面考虑也不允许司机开车回家，居住在大望的也只能停到大望。支部通过调研，预估有700至800台出租车有停驶需求，本来大望车位紧张加上城中村改造还未完工，不但停车难，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让回乡过春节的同乡放心，我们用微信群发送温馨提示，要求司机们把车辆停放在安全不影响交通的路段，最好是停在有监控的地方。如果大望确实没法停，建议到梧桐山社区找安全的地方停。并承诺支部春节期间将组织留守党员每天巡逻确保社区和车辆安全。

从2月4日春节放假第一天开始至2月10日，支部召集12名留深过节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二十四小时轮流巡逻确保社区和车辆的安全。春节期间车辆并无意外，同乡司机称赞“你们的付出，让我们在家过上了一个踏实、放心的春节”。

“融入”带来的归属感

平时工作和生活中有需求、有困难，老乡们第一时间想到找党支部。这也是对我和对支部党员的信任。

大望社区有1200余台出租车，2000多司机租住在大望，的哥常说有“三难”：停车难、交班难、充电难。

出租车主副班的交接时间是下午5、6点，正值下班高峰期。我们的换班地点是交通方便的大望沙湾关，因为长时间停留，容易塞车引来投诉，交警就来抄牌了。可是司机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场地，支部了解情况后与罗湖区交通局、交警大队协调，许可交班司机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快速在原沙湾关、沙湾路水厂段，树荫路等地交接。

的士充电是老大难，整个大望片区只有文化高地40来个桩，每到充电时司机就犯难，充电桩不够。我们把这一个问题向主管部门反映，得知在大望的新平村，丹平快速大望段樟树布插花地，淘金山原花木园等地在建充电桩。当樟树布充电桩在建时遇到困难，支部致电区交通局并邀请市人大代表胡桂梁帮助协调主管部门。在支部的努力下新平电桩5月13日已开通，以后住大望的出租车司机充电将会有所改善。

这几年大家常为子女上学的事头疼。几年前，党员刘胜前和妻子就因为小孩事找过我，女儿12岁了，在老家没人带，只能接来深圳，但找不到可以接收的学校。我把这事写成报告上交给区委组织部，没过几天就收到回复了，女儿9月顺利到大望小学读6年级，现在已经考上大学了。

同乡的观念变化挺大的，千禧年以前，供得起就去读，供不起就算了；2010年前，尽力改善条件让小孩去读书；2010年后，小孩读书成绩不好还得报补习班，争取考好学校。

在大望中学有一半的学生都是湖南籍，初三的家长都为一件事头疼：中考。深圳的升学率让家长们犹豫是回老家读高中参加高考，还是留下来继续读，面临的问题是可能考不上普高。作为罗湖区人大代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也被我写进建议中了。

四处联系帮找主副班的搭档，新手司机交不起押金帮垫付，找不到地方住就先住老乡家……通过帮同乡解决实事，“流入”逐渐变为“融入”，这些年，老乡身上多了不少归属感。

下一代扎根深圳

我是在部队里度过自己18岁生日的，在广西当兵期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1987年退伍后，回到老家湖南株洲市攸县钟佳桥镇白竹村当了名村干部，希望能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当村干部工作后第一年的年薪是320元，自己搞个副业种点田，日子过的还算安稳。

在农村，儿子的安稳生活不代表女儿也能如此。还是要给孩子一个定位，我希望两个女儿都能读大学，村里人劝我女孩长大找两个好女婿就行了，不一定非要读大学嘛。我告诉女儿：“爸爸一定要供你们上大学，女孩本来在农村就没优势，读了书你们以后可以走出去过上好日子”。说完转身一想，拿什么供他们读书呢？

那时候村里只有两台电视机，我们家就有一台。我抱着小女儿坐在电视机前，《新闻联播》里播放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令我心潮澎湃，看着怀里的女儿，走出去的念头突然蹦出来：深圳发展真快，要是能去闯一闯就好了。

老婆的哥哥1993年就来深圳了，过年盼着他回来给我讲在深圳的故事。他在深圳开出租车，每月能赚到近万元收入，那时我一年的工资也就两三千。“不如你跟着我一起去深圳？赶紧考个驾照和我一起开出租车吧”，他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下定决心是在1998年，我考到了驾照，写了辞职报告，成了我们镇第一个辞职的村长。

刚到深圳时内心忐忑不安，“这么繁华的大城市，我能开得好吗？”我的出租车上岗证考了三次才通过，在此后17年“的哥”职业生涯中，我没动过保险，没出过事。2016年11月入职天健棚改，再后来参加社区两委选举，现在是大望社区非户籍党委委员，居委会委员，也依然是党支部书记。

虽不再是村干部，老家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心里的一块大石。2001年家乡要投资2万架桥，修桥是好事啊，我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但我所在的生产小组里产生了不同意见，每人均摊500元，有的村民因为拿不出钱，修桥的事迟迟没有进展。不能回去的我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劝：“要想富先修路，现在用来修桥的钱你一两年就能赚回来了”。

打了500多元电话费，自己捐了2000多元，桥终于动工了。桥路通了后，原本只敢散养生猪的村民变成了养猪大户，一年养2000多头猪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路不通的时候猪卖不出去谁敢养那么多。

如今两个女儿都已在深圳安家置业，她们算是在深圳扎根了，小女儿还成为了党支部的一员。我2个侄女和2个外甥毕业后也都来到深圳工作。

我和老婆的户口还在老家，我是个恋家的人，退休了想回湖南。我有一个微信群，里面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和他们一起在老家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因为有伴，我们胆子大经常下河游泳抓鱼，放学后一起看电影，争着打全校仅有的一个篮球。我们在群里商量着以后一起回村里养老，不用建房子了，以前的老屋就不错，山上也种了好多树，那真是“山清水秀”啊。我们把各自的小孩都拉进群了，让下一代互相认识，“你们必须要加微信，老家的朋友不能忘”。

【采写】祁觊 蒋颂

【统筹】吕冰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