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瑞)
对于韶关“华南教育历史坪石研学基地”的规划和设计,是历史文献空间化的一次尝试。本人一直强调要读史料、了解现状,才能够有创新形式的出现。目前,现存的遗址仅能够靠历史文献和知识性吸引人,如果说重一点,就是内容决定形式,这点需要对建筑师、美术家反复提醒。学生手册和教师手册是欧美大学必备的,现在我们的高校似乎忘了,所以需要重新从近80年前的学校学起。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的1941年中山大学《学生手册》《教师手册》和《中大向导》,内容非常丰富,成为活化坪石办学基地历史空间最重要的依据。
一、持续影响下一代的文献利用
《学生手册》中的“招生简章”反映了1941年中山大学秋季招生的情形。新生考试时间是8月12-14日,转学考试是10月6日在坪石举行。新生入学为10月1日,先修班的新生也一样,他们是“未被录取而成绩不过劣者”。转学二、三年级的考试题目,反映战时教育的特点,不少港澳学生、本校学生重新选择专业均是参加了此考试,据推测黄翠芬应该也参加了此考试。中山大学6个学院均有招收转学生,有趣的是建筑工程系三年级转学的考试难度颇高,除了有一门是需要四小时的建筑图案设计考试外,还有素描、应用力学、建筑构造、透视和建筑史。
文学院二年级入学考试科目是国文、通史和英文。三年级需要中国文学史的科目考试。理学院二年级数学专业考试的科目是微积分、物理和英文,三年级分数学组和天文组,考试科目更加专业。
《中大向导》中的“入学考试”题目,既有“高考”试题,又有二、三年级的专业试题,利用起来将成为与未来参观者、旅游者最有互动意义的部分,也是受欢迎的、印象深刻的文旅题材。
中大附中的资料难得,是吸引省实验中学和华师附中同学的题材,课程表是可表现出来的、可读性高的题材,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的课程表。
第十九届的毕业同学录反映的是1945年全校的毕业生,他们经历了坪石学生时代的全过程,换言之他们是1941年首批考入国立中山大学的学生。时任校长是王星拱校长,通讯录由此推算是1945年12月后印成。
首页几位重要的学校领导者中,总务长邝嵩龄是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农科系主任,1927年向民国政府提出西沙群岛的战略和资源的重要性,1928年中山大学农学院沈鹏飞带队16人到西沙群岛科研考察。邝嵩龄于1928年担任中山大学体育委员会主任。1945年罗雄才接替陈宗南成为工学院院长,龚梅彬成为法学院院长。1945年的记录反映的是中山大学从韶关坪石回到广州石牌办学约半年的时间,如果坪石三星坪需要图像资料来反映当时的天文台,这里的旧照片就可以使用。
通讯录工作委员合影,反映了这些毕业生是甘于奉献的热心人。邓启汉在合影下面写着“交际”,通过百度简单查资料,他为机电系毕业,担任过空中管制员,参加了“两航”起义,为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模范。冯仲杰为经济系毕业生,焦耀南(设计)是建工系毕业生。1942年10月符罗飞到坪石任教,后来在多地举行个人画展,1943年暑假焦耀南等建筑系学生在符罗飞的带领下在韶关一带写生,符罗飞的《北江放排》就是当时的作品。焦耀南的住址写着的是广州维新路177号2楼。读解这张图片的启发是符罗飞当时的作品如果出现在一定的位置,也是有非常特殊的视觉冲击。
工学院的标记可以肯定是建筑系焦耀南的设计,其他图案推测也应该是他的设计,利用这些历史设计是一种图形记忆。
通讯录附页,也有数张广告,估计是为赞助了通讯录的企业或单位而编辑印刷的。这些广告包括电话号码也是可以吸引访客的题材。
设计的源泉是来自对史实、地形的全面的透彻的了解,为此,建议在各院的码头上岸处设立纪念柱,将这些信息用瓷片烧制的方式嵌于柱上。大家捐赠的善款就用在这一系列柱子上。
陈寿庚,1916年生,在湖南成为作家、翻译家、《湖南文艺》编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有多部长、短篇小说。1987年,他翻译毛姆的作品包括《在中国的屏风上》等。
据推测,何寿仪是广州一中的数学老师,1958年在大炼钢中身亡。广州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写到过这一惨剧。
1937年,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在韶关乐昌大源镇细梨开辟林场,开拓者为侯过教授。1938徐教授作为学生参与种植,后来成为华南农学院的教授,此后多年上山观察林木生长,仍然可以辨认出当年的树木。1938年细梨演习场成为国立中山大学坪石校区的第一个办学点,三年后在此建了一处办公楼和一处宿舍,这些在1943年的《中山大学现状》中有记载。关于演习林场,书中写到:本校演习林有二,俱在乐昌。一名九峰燕居山或称沿溪山演习林,一名武水演习林,前者开办于民国二十五年,停办于民国二十七年。广州沦陷之后,后者开办于二十七年春季,旋因广州失守尔停顿。民国三十九年本校迁回粤北,武水演习林因交通管理之便利遂恢复业务。而燕居山演习林,因为经费无着落,没有复业。武水演习场位于乐昌治之西北,即粤汉铁路永济桥,车站两岸之荒山。林地为莫家寮之杉木和细梨坑之桐杉木。演习林场办事处设立于细梨坑,建有办公楼和宿舍各一座,长驻林工16人。
建工系主任虞炳烈于1941年留下来的坪石校区规划设计图纸是最难得的还原历史场景的文献,现在可以肯定建工系办事处就是新村唯一的遗址,虞教授的学生的学生施瑛老师进行历史地图与航拍图的叠加对比肯定了遗址的历史功能,本人在80年后作为首位建筑系学子,拨开荆棘丛生的野草,走入这老师的老师办公的遗址,对坪石先生们的艰苦办学精神十分敬佩。虞教授当时的学生充当助手,部分图纸中绘图者是学生杨卓成,他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建筑师、台北中正纪念堂的设计者。学生成为教师,又有了学生,代代相传。
二、历史文献使用多元化
(一)目前收集到的教师名册基本完整,但需要对不同年代的名册进行对比。
1941年的《教师手册》、《学生手册》中记录了最权威的教师在册名单,1943年出版的《中山大学现状》,可以成为2年后人事变迁的对照依据,权威性也不言而喻。《中山大学现状》是抗战之前出版的,介绍中山大学的情况资料,是时隔十多年后重要的记事出版物,金曾澄校长于1943年6月22日所作的“序”讲明了这一点,“盖本书前辑不过至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前期止。”被聘的老师与学校多有渊源,“君子服务吾校,又多为昔日共数晨昏,同听风雨者也。”在本校组织大纲草案规定中有要求新聘教师为一年,续聘为一年,之后的续聘均为两年,这就是我们看到当年的任教者变化无穷的制度规章原因。其中有数位今天大众比较陌生的教授:被聘的任启珊教授著有《中国外交史纲要》《水经注异闻录》,曾任湖南国民日报社长;梁瓦第在教育学上贡献蛮多,著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战时的大学》等书;师范学院院长齐泮林,于1943年离开坪石任贵阳师范学院院长;法律系主任余锡群离开坪石后任四川大学教务长和代理校长;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胡体乾任厦门大学财经学院首任院长;罗来兴虽然当时留学仅为助教,但于1947年离开中大后在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工作,成为中国地貌学的奠基人;中山医的罗潜退休后创建暨南大学医学院;1942年毕业于坪石的彭泽益,成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学有重大贡献的历史经济学家;董爽秋后来任湖南大学生物系主任,在中山大学曾经翻译《资本论》。部分学者过分渲染中山大学的历史争斗,完全是自己的论文哗众取宠的需要。所以,表述好坪石时代国立中山大学众多的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方方面面的奠基人,可以成为全国性的教育历史纪念地。
中山大学设立了委员会,有图书馆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贷金审查委员会、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和法规委员会等,分别由校长和教务长担任主席。会议分为行政会议,参加者是校长、教务长和各院院长,教务会议参加者包括各系主任,范围逐渐扩大。
教授总计为183名,工学院37名为最多;副教授有42名,工学院9名为最多;讲师47名,师范学院13名为最多;助教97名,总计教师374名。
1941年各部分负责人:
校长张云(1897-1958),1920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
校长室秘书黄际遇(1885-1845),1902年留学日本东京师范大学;
人事组主任梁甌?第(1914-1968),193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院;
教务长董爽秋(1896-1980)1920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1927年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
图书馆主任杜定友(1898-1967),1921年菲律宾大学获得三个学士学位;
研究院院长崔载阳(1902-?),留学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文学部主任杨成志(1902-1991),留学法国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语言文学部李笠(1894-1962),1914年毕业于瑞安私立中学堂。
历史学部朱谦之(1899-1972),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9日本研修2年;
农科研究所主任陈焕镛(1890-1971),1919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土壤学部主任谢申(1898-1990),1937年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各学院负责人:
文学院院长朱谦之、中国文学系主任李笠、历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哲学系陈定谟、外国文学系洪琛、理学院院长康辛元、数学天文系黄际遇、化学系主任黄冠岳(1943年萧锡山)、物理学主任方嗣枢(1943年朱志涤)、生物学系主任张作人、地质学系主任杨遵仪(1943年何杰)、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天文台主任张云(1943年邹仪新)、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杨遵仪、法学院院长黄文山、法律系主任余群宗、政治系主任任启珊、经济系主任王亚南、社会学系主任胡体乾、工学院院长陈宗南、土木系主任崔龙光(1943年林鸿恩)、化学工程系主任陈宗南、机械工程系主任徐学澥、建筑工程系主任卫梓松、电气工程系主任关东伯(1943年李子祥)、农学院院长丁颖、农学系主任温文光、森林学系主任侯过、农业化学系主任冯子章、蚕桑系主任杨邦杰、农业经济学系主任彭师勤(1940年8月张农)、农林植物所主任陈焕镛、乐昌演习场主任侯过、稻作试验场主任丁颖、医学院院长李雨生、病理学研究所主任梁伯强、药物学研究所主任罗潜、细菌学研究所主任黎希干、生理学研究所主任梁仲谋、解剖学研究所主任潘士华、附属医院主任李雨生、师范学院院长齐泮林、公民教育系主任何学骥、国文系主任陆侃如、史地系主任郑师许、英语系主任胡子安、数学系主任叶述武、理化系主任卢文、附属中学主任张文昌。
引出叙述的故事性是目的,从名册找到有故事的师生,仍然有巨大的挖掘空间。
(二)在坪石基地室外的展示,尽量使用原件加说明的方式,填补目前遗址实物少的缺陷。
各系教师名单尽量详尽,尊重历史,增加纪念意义,如除了王亚南,经济系的教授还有丘日庆、黄世光、朱勉躬、梅龚彬、叶元龙、孙熙存,副教授有刘耀燊、章导、章振乾、董宗适、张学竞、陈宣理、彭芳华、朱荣羡,讲师有卓炯、金鑫如,助教有梁宏、谢慧君、周焕樱、尹日滔。这是广东省档案馆藏的1942年的名单。师范学院1943年的博物学,教授熊大仁、于景让、彭风潭、胡笃敬,副教授是陈小泉,潘荣基、方瑞濂为讲师,麦鹤云、邝慎枋为助教。
1941年的“中大向导”的前言写得到位,精彩的是“学府人物”,书中写到毛泽东问朱谦之什么是新无政府主义。过去关于洪之琛等人说的是讲学,实际上大家都是被聘用的。这一章节特别珍贵,介绍人物时引用。虞炳烈名字在书中,尚未离开,他对坪石校舍规划和设计的图纸上显示是1941年1月。书中有“万里风度来前线”和“坪石是青年的世界”的提法,均是很好的句子,是坪石现在仍然可以使用的推广口号。
《教师手册》中的名单反映了卫梓松主任在虞炳烈主任离开后不仅是系主任,还需要担任学校工程组主任、校舍建筑委员会委员,换言之是主持基建工作。教师和学生的数据准确,特别重要的是男女学生比例。学校管理框架需要认真研读,教师方面最大的疑问是龙庆忠到校时间,他出现在1943年的教师名单,而1944年的名单上又没有他。
(三)是广场纪念园和纪念地展示、还是步行径上展示、或者混合起来使用,请规划中考虑。
特别有意义的还有入学到坪石的行程介绍,分为五条主要线路,包括香港到坪石、泰和到曲江至坪石、从梅州到坪石、从茂名到坪石和从长汀到坪石。香港到坪石需要15天,茂名到坪石需要11天,求学之路艰辛,利用1937年的地图可以还原历史。
(四)同时可以加入学术成果的表现。
地质、地理、植物、林业、矿业、农学在粤北山区反而有条件进行野外考察,成果最为丰富。选择一些与中国各大学校创办有关系的人物,如辛树帜没有在坪石生活,但他创办了兰州大学;就是决心在坪石生活的语言学家岑麒祥与北京大学语言学系,黄际遇与山东大学、河南大学,胡体乾与厦门大学统计系的创办都有着莫大的关系。
目前提到的人物有许崇清、黄际遇、吴尚时、卫梓松、卢鹤绂、虞炳烈、辛树帜、杨成志、黄翠芬、徐中玉、王亚南、梅龚林、胡体乾、马思聪、黄友棣、杜定友、张宏达,邓植仪、浦蛰龙、刘鸿、冼玉清、李沛文、叶叔华、张云、崔载阳、梁稻韬、叶述武、邹仪新、丁颖、詹安泰、任国荣、朱谦之、黄本立、张作人、钟衍威、钟敬文、曾昭旋、何大彰、钟功甫、罗开富等等,故事有待细述,如叶叔华与“北京时间”的确定有关系,叶述武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行轨道设计有关系,他们均有丰富的学术成果。经济系梅龚林、王亚南与周恩来的关系等,均是仍然引人入胜的红色故事。
(五)人物叙事可以多选择与香港澳门有关联的人物,衍生出港澳的教育历史。
1945年学生的通信地址可以与现在的城市联系起来,很有故事性。古汉壁是培道毕业生,住址写着香港西洋菜街155号,社会系。李炜帮,机械工程系,住址是澳门三巴仔街7号。李伯良,建工系,地址是香港干诺道中80号天培公司。这些毕业生都是当年从香港沦陷区经历颠簸的海轮、陡坡弯曲的山路、拥挤的火车,还要防止日军的枪火,经过15天到达坪石求学的。黄本立院士今年98岁,当时也是从此线路到达坪石念培联中学,给我的短信中说“很乐意和遵嘱和培养过我的坪石地区现在的青少年朋友谈心”。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干部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四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的著作仍然是我们应读之书,具有现实意义。坪石是难得的理论原创基地,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古典文学研究等领域五年在炮声中仍然硕果累累,为四年后新中国的学术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可以利用武水之滨水岸线防洪工程,沿岸利用堤坝形成一条步行读书径,有的古码头可以使用渡船等交通将分隔两岸的步行路线联系在一起,选择一批类似王亚南等坪石先生在此写作的著作,形成点状的读书亭,告慰先师,教育后人。
(六)文献材料用于坪石的实际工作中,其中有的涉及意识形态和历史敏感话题不宜扩散,等日后完成坪石展示再用于个人研究。
三、历史建筑的信息牌
(一)信息牌的内容
利用上述文献对主要的历史建筑制作信息牌,以文学院、法学院为例,文学院信息内容展示可以为:
文学院院长朱谦之
中国文学系主任李笠 外国文学系主任洪琛
哲学系主任陈定谟 历史学系主任朱谦之
文学院在坪石铁岭,该址原系粤汉铁路局所建。全院除一年级外共有154人,女生占三分之一。教授18人,朱谦之是历史哲学专家。洪琛是新戏剧专家,李笠是考据学家。至于设备方面,正在兴建中者,有缮堂礼堂、浴室,厕所,为第一期工程。
——摘录于1941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手册》和《中大向导》
在此任教的老师还包括陈安仁、詹安泰、黄际遇、吴康、岑麒祥、黄学勤等著名教授。朱谦之在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部务委员。目前,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委员会策划,乐昌市政府实施的保护和修缮方案正在编制中。
法学院信息内容展示可以为:
法学院院长黄文山
法律系主任余群宗 政治学系主任任启珊
经济系主任王亚南 社会学系主任胡体乾
法学院在坪石东南15里之遥,住户百余家的武阳司。一切建筑,无论式样怎么新颖,材料几乎就是铁钉,这种简单化经济化的作风,是抗战后的新型。只要抗战,只要把二十余年来,青年们牺牲奋斗争取到手的抗战坚持下去,只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这穷乡僻壤的山庄,这简陋的房舍,反比战前的高楼大厦舒服得多,痛快得多,青年们豪无怨色。全院600余人,在这个数目中以经济系居多。
——摘录于1941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学生手册》和《中大向导》
在此任教的有龚梅彬、王亚南、胡体乾等著名教授,王亚南是《资本论》的翻译者,在经济系讲《资本论》。1943年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坪石与王亚南进行了两次长谈,促使王亚南写下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
目前,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委员会策划,乐昌市政府实施的保护和修缮方案正在编制中。
(二)历史环境的描述与环境规划结合
1943年的《中大现状》非常珍贵,可以读到校园环境和人物变迁的故事。如体育场地,本校有十三所,三星坪附近有全校性的大运动场。1941年通电话,农学院于1942年才通电话,在农学院与坪石之间每周班车两次。校庆日连续三天有院际运动会。
1943年的资料对各学院均有校舍的记载。法学院建有篮球场两座,一座在山顶,一座在河边;师范学院在管埠租用民宅34处,用作办公室、图书馆、教职员住宅、医务室、工人宿舍等。租民田新开辟为球场,建筑新校舍,有15座课室、礼堂一座、图书馆一座。此年特别强调购买钢琴一架,用于音乐教学。管埠村原有30多户农户,二、三间小店铺,日常用品缺乏,所以在师范学院建立生产消费合作社,并设立实验小学。运动方面非常活跃,教职员工与学生进行比赛。利用武江作为天然游泳池,配有数间男女更衣室。图书馆几无虚席,时见学生执卷吟诵。
四、李约瑟之问和连县校区
1954年李约瑟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其中“李约瑟之问”的答案与坪石武司村有历史关联。王亚南在1938年翻译出版《资本论》,并在武阳司村经济系所在的简陋校舍讲《资本论》。1943年,李约瑟来到坪石,专门拜访王亚南,与时任经济系主任作了两次长谈,分手时他向王亚南提出了中国官僚制度这个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答。[1]在王亚南先生出版此书的自序中,也谈到这一情节,是发生在坪石一个旅馆中,自己有时要上中国经济史课程也需要。这个问题推动了王亚南在坪石开始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完成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研究》,书中分析了官僚主义的作风和官僚主义的政治制度,并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没有消灭官僚主义。王亚南先生三部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和此书,均源自武水河畔的深思和写作。他倡议建立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是他在1940年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提出的。[2]1944年法学院教师登记表显示王亚南于1940年8月进入中山大学任教。
抗日战争后期坪石失守后,总务长何春帆带领部分师生撤往连县的三江镇,安定下来就找学生上课,到连县的教授包括梅龚彬、邓植仪、盛成、周郁文、叶述武、邹仪新、岑麒祥、张葆恒等,许崇清又被聘为教授,上两门课,分别是哲学概论和教育哲学。1945年8月9号许崇清接到电话,对方告诉苏联宣布对日宣战,红军打到东北。8月份在三江镇接到抗战胜利消息,沸腾的三江镇炮竹和枪声响成了一片。10月份,许崇清带着大家陆陆续续地回到广州。1951年,他再任中山大学校长,于1962年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令人叹息的是当年作为分教处办公楼的图书馆早年被拆,现为三江镇中心小学。
连县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踏上“回家之旅”的码头,尽管多数办学点只是维持了数月,但体现了师生坚定的信心和敬业精神。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所在地的历史建筑保持完整,旁边是中国红军第一位飞行员冯达飞烈士的旧居,古道在村前,这里应该成为华南抗战时期教育历史研学基地连县校区,有关史料请各位专家学者、尤其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师生做深入的挖掘。它是院校调整中,华师的主流、华师引以为荣的刘颂豪毕业于此校。
1939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附中从乳源迁徒于此,借祠堂办学,师生分散居住于村民家中。在连县东陂的祠堂中,学子苦读老师勤教造就了不少英才,著名的哲学家罗克汀起步于此,1939年罗克汀考入省立文理学院在此读书,曾任《大公报》《文汇报》副刊主编,后在中大执教,1953年成为中大哲学教授和教研室主任,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哲学权威,为广东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当时在学院任教的郭大力、张粟原这批教授,影响着一大批青年学生。这里能够成为郭大力讲《资本论》的讲台,得益于著名教育学家林励儒于1939年至1941年6月止这段时间任院长,创造了良好宽松的学术氛围。1942年学院搬至曲江,曲江失守,1945年重来东陂旧校舍。1942年附中因学院离开,独立成为粤秀中学坚守于此,1945年迁至惠州,诞生了惠州师范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惠州学院的前身。
广东省文理学院抗战时期的所在地恰是冯达飞烈士故乡。1942年,冯达飞在皖南事变中被害,两年后一批在炮火中坚持读书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在中国教育史写下了催人奋进的篇章,1951年刘颂豪先生毕业于广东省文理学院物理系。
1939年9月,省立教育学院改名为“省立文理学院”,附中因而改名为“省立文理学院附中”。1942年2月,省立文理学院附中奉命改名为“省立粤秀中学”,脱离文理学院,独立办学。抗战胜利后,粤秀中学迁至惠州成为省立惠州师范学院,而在广州恢复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附中。[3]
1939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搬迁到连县东陂,林励儒仍任院长。《资本论》翻译者郭大力也被邀请到此任教,与合作者在坪石任教的王亚南同处粤北执教,实属历史之必然也是巧合。
注释:
[1]张兴国 张兴祥:“‘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陈光俭:“王亚南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及其启示”,《东南学术》2002年第1期,93页。
[3]惠州学院校史编写组编:惠州学院校史,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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