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底的一天，在越南胡志明市堤岸森德街的街头，一群石湾人满怀崇敬地三鞠躬，越南当地街坊听到讲着广东话的佛山人来了，纷纷主动上前表达敬意，这里就是越南宝源窑的旧址。佛山石湾人的先辈们，在一两百年前来到越南谋生，把自己对故乡的情结与思念都留在了高高矗立的会馆庙宇的屋顶上，越南胡志明市的广肇会馆、穗城会馆、三山会馆、马来西亚吉隆坡陈氏书院的瓦脊，都成为记录佛山先辈勇闯南洋的历史丰碑。他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时间过去百年之后，石湾人通过寻访前辈留下的瓦脊，揭开一段佛山陶瓷参与“一带一路”大市场建构的故事。

自清中叶以后，石湾瓦脊风行各地，东南亚各地如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一些庙宇和古建筑的装饰也采用了石湾瓦脊。

研究者郑甫弘认为，人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文化传播最重要、最活跃的媒介。在16-17世纪来到东南亚的中国人，尽管在移民导因或移民途经等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差异, 但他们都带来了中国的先进技术和古老的文明，使中国对东南亚的文化传播出现了一个高潮，其中商业文明的传播是一个突出的内容。而以会馆为代表的广府商业文明，在这样的商贸往来中，成为传播广府商业文明的独特符号。

事实上，佛山石湾窑，自宋代开始就向南洋出口日用陶，北宋时期，佛山栅下大塘涌就设立了广州市舶史分司，而这个机构掌管的正是海上的对外贸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佛山海外贸易正式合法化。外国商人可以直接到佛山来购入外销品如铁器、石湾陶器等，外国商船到佛山贸易，成为常事，这又是佛山陶瓷铸铁丝绸等能够行销海外的重要原因。

即使在清朝有限度的开放海外贸易政策中，康熙二十四年，广东设立粤海关，专门在佛山设立了一个“挂号口”。乾隆二十三年，闽、浙、江三海关予以封闭，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全国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全部由广州一口经营，广州的外贸事业达到顶峰。

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垄断贸易制度，使得广州成为洋货和土特产的集散中心。佛山陶瓷在此间寻找到新的营销模式，广州的行商虽然只是为数不多的几家行号，但是与之相联系的国内外商人却数不胜数，佛山陶瓷出口找到的经办商有广州聚兴号、西泰利等店号，以及香港的晋隆生店号，这种由各地行业商会下辖的专营店号，很快成为佛山陶瓷分销的一种新型营销模式，“借船出海”为包括建筑陶瓷、美术陶瓷和日用陶瓷在内的多种品类的佛山陶瓷不断输出国外，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不难发现，即使是在对外通商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佛山主动与广州行商对接，以乡邑之地从湾区中脱颖而出，成为区域大市场的重要主角，亦是佛山与广州互动互补、同频共振的结果。

佛山历史学家罗一星则提出了“广佛周期”这个概念。他认为，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末，以广州、佛山为中心的城市体系，在空间的迅速布局和系统发展上，两大中心城市在外贸和对内贸易中充分发挥互补功能，因地理和人文环境差异而形成的岭南独特的三种市镇结构整合于一体，佛山在此间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商贸重镇，也是产业制造中心。

广佛联手组成的大市场网络中，广州以洋货占据很大比例，佛山市场则以生产用品和民生日用品占据主导，广货、外省商人的北货在佛山市场实现了大规模的交流，佛山与广州成为两个功能不同的中心市场。他认为，三百年间，如果把岭南中心市场比喻成一座巨大的中外贸易桥梁，那么广州和佛山，犹如这座桥梁的两个桥头堡，一头连着海外，一头连接国内市场，他们功能各异又自成一体，在互动与互补之间，完成了一座地跨两广、河海相连的市场体系。

【记者】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