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解放初期，全省有土匪武装450余股，3万余人。这些土匪武装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勾结，发动暴乱攻打县区乡政府，杀害下乡工作队员，抢夺武器、粮食，遂全省公安部队联同驻军开展大规模的剿匪运动。经过一年多的围剿，全省大股的土匪武装基本被歼灭。

被抓获的“广东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潮汕总指挥部第十总队土匪。资料图片

广州除恶，初战告捷

刚刚解放的羊城广州，处处呈现出一种动荡不安、黑云笼罩的气氛。反动分子以国民党残留的正规军为骨干、封建地主为靠山、惯匪为先锋，大搞破坏活动，盘踞乡镇，杀人抢掠，无恶不作。更有甚者，大量的特务分子组织“广东敌后暗杀团”“广东突击军”等反动团体，袭击解放军哨兵，暗杀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还在国民党飞机空袭时明目张胆地发出信号，指示轰炸目标。一时间，繁华的广州城被反动分子搞得乌烟瘴气，广大市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不到基本保障，社会极度不安定。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等华南分局和第十五兵团领导人迅速确定了进城后的首要任务——“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当时，广州市西关地区是繁华的商业地带，同时也是匪特出没最为频繁的地方之一。在叶剑英的指示下，广州警备司令部首先主抓这一地区的剿匪斗争。警备部队395团针对西关地区的特殊环境，发动群众，集思广益，形成了一套声东击西、分工合击、杀回马枪、打时间差、设隐蔽哨，以及武装巡查与便衣暗查相结合等多项对付匪特分子的方案。一次，一小股匪特分子在下九路、十八甫一带密谋抢劫一辆解放军军车，他们藏在一条小巷后面，计划等解放军巡逻分队经过后即出动劫车。但我军巡逻分队早已因地制宜地改变了巡查方式，由过去的单一小组一线式巡查改为前后两组巡查。两个巡逻小组拉开距离，一遇情况，后部巡逻组往前赶，前部巡逻组往后堵，两头夹击，形成对目标的包围。因此，企图抢劫军车的10余名匪特分子刚开始行动便遇到了后部巡逻组，在我军前后夹击下成了瓮中之鳖。

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资料图片

叶剑英还指示警备部队在市区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人民军队宗旨，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消除群众的思想疑虑，争取群众的信任，使匪特分子的活动陷于孤立状态。这一活动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果。一次，395团二连在四川饭店破获一起案件，抓捕匪特分子数名，但在押解过程中有2名逃脱，后其到市民家中要求躲藏，结果被群众手持木棍打出去，并协助二连巡逻分队将其捕获。广大人民群众此时对解放军的支持和拥护，由此可见一斑。

为保证广州地区的铁路运输安全，叶剑英还指示警备部队与公安部门合作，打掉了活动在广州黄沙地区的匪特组织“飞轮党”，受到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飞轮党”是由一群特务、惯匪、流氓组成的混合组织，以在粤汉、广三、广九铁路线上抢劫货物、勒索行商等为职业。由于他们都能在火车疾驰时跳跃上下，故被称为“飞轮党”。“飞轮党”头子梁公泽、黄积才等凭借势力，霸占了广州火车南站至西村之间的码头，且经常率匪徒携带枪支对码头附近的行商进行大肆搜掠。据调查，仅广州十三行就有16家商铺遭受过其勒索。“飞轮党”的猖狂肆虐，使正常的铁路运输受到严重侵扰。

为扫除这股匪特分子，警备部队在叶剑英的指示下与公安部门一道，经隐蔽侦查，掌握线索，设置内应，突施打击，一举捕获“飞轮党”成员65名，其中大小头目23名，除掉了这个社会“大毒瘤”，铁路运输开始重新步入正轨。

由于警备部队坚决执行叶剑英的指示，仅在广州解放后的头2个月里，即与公安、人民纠察队一起侦破匪特及其他治安案件2111宗，抓获特务、土匪等3300余名，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1.89万余人，收缴枪支1500余支，有力打击了匪特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保证了广州市民生产生活秩序的基本稳定。

英德县公安干警深山剿匪胜利归来。资料图片

珠三角荡匪，捷报再传

自旧中国以来，珠江三角洲匪患严重。土匪不仅与官府相勾结，还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他们称雄割据，打家劫舍，是群众心中的一大祸害。广州解放前夕，部分南撤的国民党军还流窜于此，同当地的反动势力合二为一，逐渐形成当时广东省内一股强大的反动力量。这股残匪企图凭借珠江口的大小岛屿，以香港、澳门为大本营，继续进行反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破坏活动。广东解放后，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獗，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一心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和政府遂决心清除这个社会“毒瘤”。

此时，鉴于广州的治安形势已有好转，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便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于11月2日在中山县召开了师、团、支队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对追歼国民党军残部和主要股匪作出战斗部署。会议决定，两广纵队第一师为第一梯队，第二师为第二梯队，粤赣湘边纵队第四支队为预备队，分两路从石岐往澳门方向追歼残敌。

很快，两广纵队通过战斗控制了前山、坦州一线，并决定于4日下午对敌发起总攻。具体部署是：第一师一团从正面发起攻击，在前山等地吸引和迷惑敌人；纵队炮兵团第一营从炮台山正面轰击敌人；第二师和第一师二团分两路从坦州方向对敌实施迂回包围战术。

4日下午，总攻正式发起。南屏、湾仔的敌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强势攻击，纷纷向澳门方向逃跑，两广纵队很快控制了南屏、湾仔。此役我军歼敌400余名，缴获甚丰。第二师乘胜追击，攻占了横琴岛，歼匪一部，并俘获“海宁”号运输船，沉重打击了匪特分子的嚣张气焰。

在两广纵队向澳门方向追歼残敌的同时，留守宝安县的纵队炮兵团以警卫连、工兵连各一部为突击队，在炮火的支援下，于11月6日一举攻占珠江口的大铲岛，歼敌117名。与此同时，粤赣湘边纵队亦于11月5日攻占三灶岛，缴获敌军误降在三灶简易机场的轻型轰炸机一架。此时，盘踞于珠三角的土匪已大部分被歼，珠三角的匪患得到初步控制。

剿匪缴获的武器弹药。资料图片

1950年3月，在叶剑英的指示下，珠江军分区成立。随后，为彻底清除珠三角匪患，珠江军分区根据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联合发出的剿匪指示，召开了各团、各县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剿匪会议，根据匪情重新部署了兵力，把剿匪重点首先放在珠江以西、番禺以南各县。随后，在军分区统一号令下，全区统一行动，我军向盘踞在珠三角各地的土匪进行了全面进剿。很快，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不到2个月，大股土匪便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剿和人民政府的政治瓦解下被基本肃清。

至此，珠江三角洲长期以来严重的匪患基本上被消除，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城乡水陆畅通无阻，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珠三角剿匪斗争的胜利也给广东其他地区仍在负隅顽抗的土匪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解放初期西江公安处的剿匪公安部队。资料图片

从粤北到粤东，全面开花

在初步控制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匪患形势后，统筹广东全省的叶剑英便将剿匪战场转向粤北，并逐步向西江、粤东扩展，剿匪斗争开始在广东全面开花。

当时，粤北地区西部的连县、连山、连南、阳山4县（简称“连阳地区”）共有国民党交警总队2000余人，国民党广东省保安第十七团300余人，国民党第六十三军和国民党保安第四师的残部，加上县区的警备队、保警队、护航队、乡卫队等共约4000人。在反动将领李楚瀛的纠合下，他们成立了“反共救国军第九军”，李楚瀛自任军长，下辖25、26、27三个师，成为粤北地区最大的土匪集团。

为了保证军需给养，李楚瀛在连阳地区就地取“财”，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使当地百姓陷入欲活无路的绝境。为歼灭这股顽匪，将连阳人民从苦难之中解救出来，保证粤汉铁路的畅通，1949年11月下旬，广东军区制订了兵分北、中、南三路，对李楚瀛部进行南北夹攻的战役计划。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下，匪徒已成惊弓之鸟，纷纷不战而退。不久，中路军俘获李楚瀛亲属及官兵200余人，李楚瀛于12月16日被包围于藏身的山洞中。连阳剿匪战役历时11天，全歼匪“反共救国军第九军”和交警总队2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余挺、各种炮10门、长短枪2000余支。李楚瀛匪团的覆灭，使粤北最大的匪患得到消除，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紧接着，在叶剑英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又开始了以南澳岛为中心的粤东剿匪作战。解放前，这里便是海盗出没之地。1949年10月国民党败退广东前夕，反动将领吴超骏等人拒绝人民解放军的整编，率部逃窜至南澳岛，逐步发展成一支拥有千余匪众的反动力量。

剿匪归来的公安干警。资料图片

建国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为了将南澳岛建成其“反攻大陆”的前哨和补给站，特地将原国民党南澳县县长黄绍宗派回，作为吴超骏的副手，以加强南澳的反攻力量。就这样，南澳岛成了国民党残兵败将、海盗土匪、地主恶霸的“海上堡垒”。岛上1700余名反动武装编为2个团、2个警卫营，划分了4个防区。他们在附近海域拦截船只，骚扰沿海百姓，严重威胁粤东地区的安全。

鉴于此，1950年1月，第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下达命令：第四十一军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南澳，消灭吴超骏匪部，确保南大门的安全。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准备，全体参战官兵斗志昂扬，纷纷摩拳擦掌，要求对匪作战。121师师部经过最后讨论，确定了采取宽正面、多路突破、分头登陆、集中作战的办法歼灭南澳之匪；要求参战部队登陆后要首先控制要点，巩固滩头阵地，夺取侧翼，清除匪徒火力点，然后再分头向攻击目标前进，向纵深发展。

2月23日凌晨，指挥部一声令下，我军满载渡海作战官兵，浩浩荡荡，分批起渡。18时，总攻命令下达，海面上顿时千帆竞发，解放军官兵乘船迎风击浪，向南疾进。当日24时，我军各攻击部队通过战斗已全部到达预期位置，岛上的战略要点、交通要道，也全在解放军的控制中，残匪溃退到山中。次日，我军各登岛部队一面以重兵严密控制各渡口码头，防敌逃跑，一面以小分队搜索岛上的山沟和岩洞，追歼残匪。

经过3天的严密搜索，岛上大部分残匪已被肃清，但仍未发现匪首吴超骏等人。就在我军指战员为此大惑不解时，363团三连的战士孟范文、欧阳根在巡逻中发现一个满身伤痕的可疑人员。后经审问，其正是潜逃多日的匪首吴超骏。另两名土匪头目黄绍宗和周必信，在解放军部队登陆后，躲进了山上的一个岩洞，但很快便被我军搜索部队擒获。至此，南澳岛上的土匪大部分被歼，主要匪首均已落网，剿匪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南澳剿匪战斗，共歼匪1400余名，缴获长短枪1200余支、轻重机枪52挺、汽船3艘。南澳岛的顺利解放，对把守广东南大门，巩固粤东海防，粉碎国民党军的“反攻”阴谋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建国初期叶剑英领导的广东地区大规模剿匪斗争划上了圆满句号。

剿匪宣传栏。资料图片

延伸阅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体制调整述略

1949年12月，第一届全国公安会议制定了《整顿各级人民公安武装力量的方案》，决定建立人民公安部队，以加强各地的社会治安工作。1950年1~5月，全国各地公安武装统整编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隶属于各级公安机关。

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公安部队领导机关。在原华北野战军第20兵团机关的基础上，抽调公安中央纵队部分干部，于11月8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司令部”，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1年9月，公安部队全称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

1955年7月18日，根据国防部命令，公安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成为与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并列的解放军五大军种之一。

1957年9月1口，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番号撤销，公安军领导机构改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在一些军区司令部内设立警备部（或称公安部队部）或警备处，作为领导内卫、边防工作的业务部门。原公安军所属部队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

1958年12月，总参警备部所属公安部队和公安部所属武装警察合并，整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公安部领导。

1961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公安部所属的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新划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但不在解放军序列里，仍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1963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公安部命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1966年7月，再度撤销公安部队番号，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别划归各省军区军分区和县武装部领导管理。

1974年6月，随着边防、武装、看守、消防民警陆续由职业制改为义务兵役制，公安系统中的这些警种和划归到公安系统中的部分解放军内卫部队，统一改称为“人民武装警察”。

参考文献文献

［1］杨飞，杨剑：宜将剩勇追穷寇——叶剑英建国初期广东大剿匪［J］.广东党史［2］彭新云：广东剿匪概述［J］.军事历史［3］徐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历史上有过哪些体制调整？［N］.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