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光阴荏苒，六十载岁月如歌。1958年，在三水与四会接壤的“六泊草塘”上，大旺农场正式成立。从此，一代又一代大旺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步步将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建设成希望的田野。

大旺位于广东省中部，肇庆市东部，北江和绥江下游。东与佛山市三水区隔江相望，西与四会市毗邻，北与三水区大塘镇接壤，南临北江、绥江交汇点马房渡口，是珠三角与大西南“东引西连”的重要结合部。

治水灭螺二十载
大“汪”名正言顺成大旺

有着天然区位优势的大旺，当时却是芦苇摇荡、泽湖棋步、人烟稀少之地。而摆在大旺面前的首要任务，则是治理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俗称大肚病），由寄生于钉螺中的血吸虫尾蚴感染人体而发生，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地方性传染病。大旺草塘区钉螺属湖沼型肋助壳广东钉螺，形似湖南、湖北钉螺，但体型较小，在大旺地区流行有近百年历史。

“大旺农场就是为了消灭血吸虫病而存在的。”第一代大旺人都有着这样的共识。当时大旺血吸虫病疫区面积达5333公顷，是广东省面积最大的疫区。据说，解放前大旺因血吸虫病死亡的人数超过8千人，比如罗湖一个原本有超过1300人的村，因为血吸虫病到解放初期只剩下16户人家。

1958年，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开发草塘，消灭钉螺，根除血吸虫”的号召，决定将血吸虫繁殖地的“六泊草塘” ，由国家投资建设农场。同年2月，华南农垦总局在四会、三水交界的六泊草塘成立大旺机械化农场，将三水县南塘乡划人，场部设在三水县芦范猫坑村（即龙安乡第十村），凡属草塘的国有荒地全部划为农场经营管理，总面积5666.67公顷。 

3月，首批从广州、汕头招收来的知青进入大旺农场。同年还有从湛江农垦局、博罗、紫金等地调来的复退军人，从三水、四会两县派来的管理干部，至年底共有1423人。

为了来大旺参与建设，来自汕头的卢丽卿甚至偷过家里的户口本。当时，她从报纸上看到了大旺农场的招聘信息，觉得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是家里人认为大旺农场很荒凉，坚决不肯让她过来，还把户口本锁在柜子里。

为什么要用到户口本呢？当时汕头市的政策是，知青想去大旺农场，要先到本人所在街道居委会申请报名，经批准，由街道居委会造册登记，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和大旺前去招纳接收人员联系，统一分批到农场来，许多居委会还发给本人“上山下乡证明书”，并编有号码存查。

于是，倔强的卢丽卿就趁着哥哥洗澡时，偷偷拿钥匙打开柜子，把户口本偷走，然后拿着它去居委会登记。“那天我激动地都睡不着觉。”没过多久，她就收到了一封信，信中写到：“卢丽卿同志，你已经光荣地被国营大旺农场录取。”看到大旺农场亲切地称自己为同志，她当时就感觉特别光荣。

刚到农场时，卢丽卿知等一众知青看到“华南农垦总局国营大旺机械农场”这几个字写得很大很隆重，都兴奋不已，但等劳作起来，“机械”都见不到、摸不着，只能靠原始的工具——锄头。

场里规定知青一人需要耕三十亩地，但是来到这里，卢丽卿看到的全是两米多高的茅草，人进去之后，很难走得出来。那时，如果要出门得拿一根竹子绑着白旗再外出，不然走进草塘后，就看不见人影了。

建场初期，大旺基础薄弱，生活条件艰苦。知青们住的是自己用竹子和茅草亲手搭建的茅棚；吃饭时8个人围在一起蹲在地上吃，吃的都是南乳，一块南乳还得切开四块，分给四个人吃；农场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全是土泥路，知青的自行车上常会挂着铁丝或小树枝，骑几步就得下车将黏在车链的淤泥除掉才能继续前进……

说起血吸虫病，卢丽卿治疗了四次，其中一次还是从死神手种抢救过来的。当时经常接触水，就患上了急性血吸虫病。以前医院的治疗经验也不够，她打针打到第二天时，开始头晕，心脏受不了，自己一个人去厕所时，不小心掉进了粪坑，一个同室的汕头知青见到后连忙把她拉起来。这也把医生给吓到了，然后当天晚上医生就一直给她实施抢救。直到第二天醒来后，卢丽卿才知道自己的命是被抢救回来的。

1958年9月，大旺农场调查血吸虫病，患人数为4075人，其中晚期病人579人，居民最高感染率为47.57%,平均感染率为31.33%，形势不容乐观。

要消灭血吸虫病，首先要从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着手。大旺农场位于绥江、北江之间，历史上长期无堤围保护，地势低洼，塘沟交错，每年4~9月汛期，北江河水泛滥，铁锅形草塘便成为天然蓄洪区，随水位的起落变动，呈陆洋交替持续半年之久，秋后除河沟、洼地积水外，草塘基本干涸。由于洪水影响，土地无法耕种，致使杂草丛生，而草类的腐殖质丰富，土地肥沃，成为钉螺的孳生地。草塘钉螺一般分布于稻田、河沟边、塘边、竹林、小灌木林、低草滩处。

1956年，岭南大学医学院陈心陶教授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提出以改变生态环境消灭血吸虫病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和省政府的重视。大旺农场建立后，在兴建血防水利工程的同时，开展垦荒灭螺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治水灭螺”成为第一代大旺人的主要任务。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知青们通过挖排洪沟、建排灌站、抽水站等方式排水，加紧修筑防洪大堤，治理水患。

一时间，农场热火朝天，处处迸发拓荒激情。卢丽卿回忆起当时知青们总是起早贪黑，像“冲锋”那样奔赴工作一线。

但连年的特大暴雨不断考验着大旺人。1959年，十年一遇长达50余天的大暴雨，引发洪水，冲毁还没正式完工的大堤，草塘被洪水涸积浸害成灾超过2个月，春季生产成灾面积264.67公顷。

曾在水利指挥部工作的吴文耀印象最深刻的还是1966年的那次洪灾。当年6月，因大旺农场及西江、北江上游连日暴雨，降雨量比上年同期多4~8成，其中大旺农场降雨量545.98毫米。

由于雨水集中，江河水位急涨，加上潮水顶托，绥江、北江干堤先后出现100多处塌坡、牛皮涨。古塘、崩口、瓦窑、正隆等10多处出现险情。由于防洪战线长达32公里，防洪技术力量薄弱，北江瓦窑堤段为洪水冲缺，初约60米，后扩展到380米。全场共有7个作业区、47个生产队、13个自然村受淹，受灾人口6500人，占总人口8200人的79.27%， 28个生产队房屋与农作物全部受淹。

防洪时期，吴文耀在水利指挥部工作，然后运输队（船队）归他管，整个救援和抢险工作他都有参与。那时农场人口已经比之前多了不少，而且大家分散居住，防洪队救人时，就开着电船，在北江河那边开进去，到各个村里救人。当时，省农垦厅下了任务：堵口复堤、争晚稻，即要堵口不让水进来，还要翻耕种植。要怎么堵住决口呢？农场到处都被水浸泡着，也没有泥，于是他们就把将军岗后那座山（即现在自来水厂对面的那座山）整个铲掉，再用船从那里运泥过去。“现在想起来，也有种愚公移山的感觉。” 吴文耀说。

当时防洪是最重要的，拿一个防洪指挥旗，把北江的空船一封，就可以拉进来运输东西。而知青则是一天分三班，24小时不停歇。吴文耀在堤上调动指挥时，曾连续十三天都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只能在每天三点到五点洪水最低潮时，在堤上发电站那里拿个席子打个盹。原本堵口复堤工作进展得挺顺利，但一场台风，加上几天的降雨，导致工作没法继续。

那场台风几乎打乱了所有的计划，没办法，后来省里调了海军开了艘大船过来，吴文耀跟工友们也重新开始，堵口复堤工作终于取得成功。开庆功大会时，省农垦厅表扬了吴文耀跟水利指挥部的另一位技术员。

 

经过9年建设，1967年，大旺农场终于建成20多公里两江干堤，容量2160万千瓦的电动排灌站和相应的排洪渠。东、西、长岸三围排涝问题基本解决。至1972年秋，全场建成大小排渠331条、总长158公里，电动排灌站6座、装机2957千瓦，修筑环山拦洪沟7.3公里，大小山塘33个，总集雨面积55.4平方公里，35千伏变电站1座。

随着防洪排涝能力不断增强，曾经的大“汪”可以名正言顺成为大旺了。而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使得血吸虫的宿主钉螺失去了孳生地，大批量灭绝。大旺始终坚持血防与生产相结合，既消灭钉螺又发展生产。1969年3月，全省消灭血吸虫病现场会在大旺农场召开，总结推广大旺农场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从1971年起，草塘钉螺面积由片状变为点状残存分布，压缩到99.51公顷，至1974年基本消灭，降到13.62公顷，1973年后没有发现阳性钉螺，1977~1983年连续7年检查无钉螺。经过20多年努力，1983年，60多位专家、教授、专业人员现场验收，大旺方圆10万多亩找不到1个钉螺，标志大旺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当时，大旺船队有两条电船，一条叫“草塘”，另一条叫“乐园”。“那时候每一个大旺人都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定能把‘草塘’建成‘乐园’。” 卢丽卿说。

昔日的“草塘”经过改造，在稳定水稻生产的同时，发展甘蔗为主的旱作经济作物。1977年，生产水稻9077.2吨、甘蔗4.16万吨，分别比1959年增长165倍和206倍，而且全部消灭钉螺，职工平均年收入比1960年增长约50%，基本完成省委确定的任务。

进入华侨农场时期
新生活从“蔗”里开始

七十年代后期，中越关系恶化。国家关系不正常，必然反映在两国人民的关系上，特别是反映在侨民与侨居国人民的关系上。

1977年，越南在全国掀起排华高潮，大批华侨被驱逐出国，出境的华侨每人还需交纳12两黄金。“不少华侨身上背着锅和米，大人手上拉着娃娃，从越南内地往中越边境跑，房子、地产、山林、快要成熟的大米，一样都没有带回来。”据当年归侨回忆。

大规模的华侨受到排挤回国后，国家已经难以安排他们的工作，因此华侨农场应运而生，统一安排华侨从事农业生产。组织从当地农民那里征收一些土地，一部分建住房和必要的用房，大部分作为耕地，给归侨耕作。农场里的归侨，也像当时的农村一样，分生产队，集中进行农业生产。

全国现有华侨农场84个，有41个系五六十年代为安置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等国8万多归难侨而设立的，有43个系七十年代末为安置越南难侨而设立（越南难侨共约26.3万人，其中华侨农场安置16万人，农垦、林场安置7万人，其余为社会分散安置）。

大旺农场素有接纳归侨的职责。建场初期，经组织安排，接收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国50多位归侨在农场各条战线工作。1978年，广东省委决定大旺农场改为大旺华侨农场，随即成立侨务科。

1978年6月10日~1979年9月15日，大旺（华侨）农场先后接待安置越南难侨6批，共6376人，劳动力2714人。大多数是越南广宁、江北、谅山、义静、顺海、北太等省的农民，也有20%越侨来自河内、西贡、蚬港等相对发达的城市。

“刚过来时的情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1978年6月来到大旺的苏春福回忆说，当时大旺还比较落后，放眼望去一片山野，都是甘蔗林和香蕉树，房子也破旧不堪。“看到此情此景，我们谁都不愿下车，有些女同志甚至哭了起来。大家只有一个念头——逃离大旺。”苏春福的车上，不少来自西贡，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都比大旺好，心理落差自然大，包括他在内西贡越侨都想离开大旺，去香港、澳门等发达地区发展。

这时候，初来乍到的越南华侨情绪普遍低落，对未来感到迷茫。6月18日，时任国务院侨办相关负责人来到大旺，给华侨们吃了一棵“定心丸”。他告知当地华侨：“大旺虽然底子薄弱，但大旺地处珠三角，区位优势突出，只要大家上下一心，共同努力，终有一天大旺能发展起来，成为‘小广州’。”从此 ，“小广州”三个字就牢牢地刻在每一位大旺华侨的心里。

在战胜血吸虫病后，农场的主要任务是生产。按照省里对大旺农场的定位和工作要求，就是建设“粮油糖”生产（即粮食、花生、甘蔗）基地。1976年，大旺糖厂动工建设。农场里从领导到每个职工和中小学生组成“三结合”攻关小组，职工们用自制的“土扒犁”将几十吨的部件用拖拉机运到工地。大家共同奋战15个日夜，安装好本需要3个月才能装好的透平机。次年4月，大旺糖厂正式试产。

经过几年的探索，大旺糖厂逐渐站稳脚跟，成为大旺的经济支柱产业，1978~1979榨季，大旺华侨糖厂榨蔗量占省华侨农场系统的10.86%，日榨量列第二位，并利用副产品糖蜜作为原料，添加酵母，试产酒精103吨，利润11.96万元。

1981年，苏春福一家也从农科院搬到将军岗种甘蔗。他高中毕业后，也回家帮忙剥了两年甘蔗,当时每人每月的任务是10亩甘蔗地。当时，大旺人生活基本都依靠着糖厂。

此时，大旺华侨糖厂实行万吨蔗制糖盈利考核，制定“高糖高榨，斩、运、榨一条龙，超利润留成奖励”制度，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1980—1881榨季，糖厂产糖0.94万吨、酒精361.04吨，制糖利润144.89万元、酒精利润7.72万元，酒精质量被评为全省第一名。煤耗下降592%，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1万元。

大旺糖厂的高速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大旺人的努力。1983年，知青谢勇背起行囊,怀揣梦想，从老家信宜过来大旺。沿着泥泞的北江大堤深一脚浅一脚步行3公里，他达到正隆作业区二队，两排破旧的砖瓦房掩映在青黛色的蔗林中。

当时生产队分给谢勇9亩蔗地，其中有3亩是生产队新开的芦苇地。“我们没有休息的概念，一个月30天都在地里忙碌。” 那时候还没有除草剂，蔗地里的草就是铲不完。特别是那新开的芦苇地，一场春雨后，芦苇如春笋般长出来，齐刷刷跟蔗苗一样高。齐人高的甘蔗叶割在脸上，手上，留下一道道的血印子。

虽不知道北方的青纱帐，但谢勇见识了南方的甘蔗林。谢勇愣是凭着不服输的斗志，一步一步将甘蔗种起来。选种，消毒，育苗，施肥，除草，培土，杀虫，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都得讲究。种甘蔗的第二年，他便获得了860元的承包超产奖金，买到了人生第一辆“车”——上海永久牌自行车。80年代，很多大旺家庭买电视机、电冰箱等“大件”靠得就是它。

期间，越南归侨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81年，归侨项光南被任命为凤岗五队的队长，开始带领成员们一起种植甘蔗。他在越南时就有种植甘蔗的经验，种起甘蔗来也算是得心应手，什么月份该种什么品种的甘蔗，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获，这些他都了然于心。1982年，场里突发一场大水，把一大片甘蔗都淹死了，面对着这种始料未及的突发状况，大家都一筹莫展，失收的难题困扰着众人。这时，项光南灵机一动决定种秋蔗，11月种下，次年正月雨水多，甘蔗就能长高，保证产量，最终成功解决了失收的难题。

那些年，凤岗的六个生产队中，项光南带的生产队工作业绩一直都比较突出，1991年，在上级领导和大家的支持下，我被授予了“广东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这也是场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归难侨，同年，他也被正式批准入党，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大旺农场在产糖这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当时大旺每年上交的糖占了国家分配给肇庆任务的75%。“来自广州、潮汕、佛山、江门、肇庆和兴梅等地9700多名知青、6000多名越南归难侨和1万多名本地、外地民众为大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任大旺华侨农场场长的张兆熊说。

不过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浪潮中，大旺却逐渐掉了队。张兆熊认为原因可以归纳为“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所有制单一”。

第一，农场本身就是个“小社会”，包含了学校、公安、医院等机构，日常开支大、部门机构臃肿、行政人员偏多、效率低下，这些都在阻碍着农场发展；

第二，在招商引资这块，大家没动力去做，这一点张兆熊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当时他是大旺场长，有些外人批评大旺招商不积极，他当时就开玩笑地跟他们说：“我招商收上来的税交给了你们，其他的社会负担（如学校、医院、公安的开支等）却都是我们独自负担。”当时的税收是交给地方，这样的情况下，招商招商，越招越“伤”，就变成“内伤”；

第三，大旺有很多知青（家属）、归难侨、农场工人等群体在这里生活，他们过去为大旺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今后的生计怎么办？

“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大旺真的没有什么发展前景” 张兆熊说。

1992年，12月30日，肇庆市人民政府同意设立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赋予相当县一级经济管理职能和行政管理权限，实现华侨农场改制。农场正式成为历史，大旺从此开始放开手脚干，充分发挥区位与土地资源优势，实现了弯道超车。2002年，肇庆高新区迁园大旺，大旺一跃成为现代工业园区的摇篮。2010年，大旺成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吸引着世界各地英才前来奋斗，发展按下加速键。2018年，大旺实现GDP175.31亿元，同比增长11.1%；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1.61亿元，增长11.6%；实现税收收入33.08亿元，增长16.5%。

“我们的生活水准始终是伴随着大旺的经济发展而‘翩翩起舞’的。”苏春福说，“当初想方设法想逃离大旺，现在已经舍不得离开。”

如今，回忆大旺农场时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创业岁月，仍让人心潮澎湃。“响应党的号召，务农奋勇当先。暑天挥锄顶烈，寒夜重担压肩。”第一批广州知青黄振飞用一首诗写下了当时的情景。“这凝聚起来的开天辟地的磅礴力量，就是大旺‘拓荒牛’精神。”他说。

【见习记者】施亮

【记者】马喜生

【通讯员】梁爱玲 谢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