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地图与今日之东山地图叠加，道路网络依旧，时间以这样的方式沉淀下来。如今的恤孤院路3号是喧嚣市井中一处难得的静地。数片格局清晰、肌理依旧的历史街区，一座座中西合璧的洋楼，掩隐在地下的“中共三大”会址，见证了上世纪20年代那个革命浪潮汹涌、形势风云变幻的时代，其间演绎过多少大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悲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曹劲的文章带我们重回1923年的广州，重访与“中共三大”旧址有关的地理坐标。

杨家祠，又名“泗儒书室”，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当年，这座坐北朝南的两进祠堂，西边紧邻两广总督署（今广东省民政厅），东边为新丰街，前临司后街（今越华路），后边为兵营。它是珠海北山杨氏家族在广州设立的宗族祠，也是杨氏子弟到广州读书应试的寓所。

1918年初，杨匏安与族叔杨章甫举家迁居杨家祠 。在杨家祠后座东厢阁楼的油灯下，杨匏安撰写了大量文章，宣扬马克思主义，是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杨家祠成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红色活动据点。广州党团组织建立后，由于缺乏活动场所，党团的许多会议都在杨家祠举行，陈独秀、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等众多革命人物都曾走进杨家祠。

杨家祠与“中共三大”

在杨匏安寓居杨家祠的1918年至1925年间，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几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当属1923年夏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出席大会。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中共三大”究竟有多少名代表参加，一直众说纷纭，因为这次会议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留世。杨匏安没有出现在各种版本的参会代表名单中，他的族叔杨章甫是广东地区代表之一。推测杨匏安这位马克思主义在华南地区最早传播的传播人，承担了广东区委分配的任务，参与筹备“中共三大”会议，进行会务接待，为参会代表安排食宿、提供后勤保障。

参加“三大”的北方区代表罗章龙在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到广州后，我们立刻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在谭平山家中，时而在广东区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一次开会都有人来指引，带我们去会场。”会议期间，代表们也常到杨家祠进行活动。

这段回忆生动地描述了，会议代表由“管东渠”安排食宿。“管东渠”，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而杨家祠，不仅是中共广东区委活动场所，也是“中共三大”会议筹备联络处。

寻访“中共三大”旧址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广州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革命的气息一直比较浓厚。对共产党开展的各项革命活动，孙中山和国民党不但没有进行限制，相反，在一些革命活动中，两党还密切配合、互相支持。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大约在1923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广州，设领导机关于东山春园。今新河浦22-26号的春园是三栋并列的华侨洋房，为中共广东区委所租用 。同年6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三大”会议旧址

新中国成立后，寻找“中共三大”会议旧址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会议是在春园附近临时租用民居召开的。春园在此期间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毛泽东、张太雷、谭平山、瞿秋白等部分会议代表的住处，“中共三大”中央委员会也在春园召开。当年，他们同时租用附近一座民居作为会议的会场和部分代表的住处。抗日战争初期，广州沦陷前，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曾作为“中共三大”会场的这座民居被毁。由于历史档案的缺乏和城市环境的变迁，“中共三大”会址的具体地点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不明确了。

查阅1972年12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关于“中共三大”会址的调查报告》，当时开展了广泛的走访调查，并邀请“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等到现场勘察。徐梅坤同志回忆会址位于广州市恤孤院路西侧，坐西向东，门临马路；并回忆会址北面是逵园，东边可见简园，南边离春园不远。逵园、简园、春园都还存在，为确定会址提供了较准确的相对位置。2006年1月10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中共三大”会址区域进行发掘。

图1：“中共三大”会址

考古勘查揭露的建筑基址的位置、平面布局与原“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同志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回忆基本吻合（图1）。对比不同时期的历史地图并进行对位叠加，这处于恤孤院路3号位置的建筑，在1923年测绘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图2）中编号是恤孤院后街31号，1926年至1933年间测绘的《广州市经界图》（图3）中编号是恤孤院街90号，遗址所揭露的墙基与两份历史地图所标示的建筑边线的位置走向吻合。

图2：《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局部

图3：《广州市经界图》局部

在恤孤院路“中共三大”会议纪念馆，可以看见尚存地下的遗址。如今，这里是一个小广场，观众可以通过局部的玻璃罩看到地下当年建筑的墙基、台阶；广场上用红色砖标识出当年这座房屋的布局。20世纪70年代的调查还收集了该建筑当年的建筑工人及附近多位老居民的回忆，均确认该位置原有一间坐西向东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与罗章龙的回忆“不很宽的旧式房子”以及徐梅坤的回忆“楼顶有金字架承顶横梁和桁桷”“屋顶的侧面近似人字形”等，均可相互印证。

春园

今日同属“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除了会址建筑遗址，也包括了附近的春园、简园、逵园。

图4：春园

当年作为“中共三大”会议代表住处的春园（图4）是20世纪初由美国华侨所建的，宅屋坐北向南。三座同样的小洋楼并排矗立，分别是现在新河浦路的22、24、26号。“1923年前后，春园亦是党的活动地点。由于东山较静，华侨较多，不怎样引人注目，党的领导人多在这办公。”1923年4月，马林到粤，住在春园。“中共三大”之后，苏联顾问也住在春园，廖仲恺经常晚上到春园开会 。

春园前面是新河浦路，再往前便是绿树环抱的新河浦小河。居民回忆，从前小河还可以通行机动船，涌边有个茨菇塘；当时，广九铁路也已开通，这一带交通较为方便，而城市建设还没有大规模开展，从春园可以远眺珠江，周围是池塘、蕉林环绕的空旷的田园风光。

原“春园”的老居民黎福俊在1972年3月8日接受访谈时提过一个小细节：“在一九二〇年期间，‘春园’周围都无什么屋，只有美华书局这一间房子。一九二三年，苏联顾问加伦和鲍罗廷曾在我家三楼住，……那时孙中山曾带卫士从新河浦坐汽艇（电船）来过多次，电船泊在门前埠头。”

这一细节让人联想起，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就任大元帅，帅府大本营设于广东士敏土厂。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和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改组中国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广东士敏土厂临江，原设有码头，或者可以揣想，他正是从这里出发，坐上汽艇，去新河浦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共襄大举。

简园

简园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培正路13号，当年是恤孤院路24号。确切的建设年代没有文字记载，但根据史料可推测为1920年左右 。民国初年，简园主人简琴石从暹罗（泰国）曼谷回到广州，成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州方面的负责人，抵抗英美烟草公司长期独霸中国市场的局面，发展民族工业。

1926年初，简琴石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就任实际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商民协会主席和农工商学联合会总务部主任，一度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谭天度在简琴石的资助下逃离广州，到香港避难；其后，假道上海赴江西，参加南昌起义 。

图5：简园

整个简园包括主楼、附属楼、车房、凉亭等，拥有大面积的私人花园（图5）。简园占地面积达1275平方米，利用地形设计为正面两层、背面三层。建筑风格与20 世纪初在美国西南海岸盛行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相接近，外墙使用水泥砂浆材料批打成凹凸不平的毛面，营造富有质感的效果，颜色呈鲜艳明亮的白色或浅黄色，但屋顶为可上人的平屋顶。南向主立面正中六根塔司干古典柱式以隆重的气势与上部弧形阳台、敞廊一起成为建筑造型的构图中心。

1921年以后，这里曾经短暂地作为德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办公地点。1923年2月，谭延闿追随孙中山到广州，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简园成为谭延闿的公馆。据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期间，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曾多次到简园拜访谭延闿，争取他支持国共合作，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

在近日的史料梳理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以前被忽视的线索。曾参与简园建设的建筑工人在1972年接受访谈时介绍，简园当年由广州发昌建筑店承建，建简园剩余下来的材料在逵园南侧建了一栋民居，业主是发昌店的陈金，这栋民居就是后来被日军炸毁的“中共三大”会议旧址 。这个线索或者可以印证，经论证复原为“一幢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普通房子”的会议旧址，为什么跟周边的洋楼侨房如此的不同。

简园修缮时，我们发现后院墙用了一批规格很大的老砖。1918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大规模拆除旧城墙、开辟新城区的工程进入高潮，有史料记载东山地区不少华侨大宅就近从大东门一带寻购拆下来的城砖用作建材。简园后围墙的这批厚重青砖，与越秀山明代城墙砖的规格接近，推测正是当年广州拆除的老城墙砖。

逵园

图6：逵园

逵园（图6）坐落于恤孤院路9号，建于1922年，由美国华侨马灼文所建。历经80多年，这栋高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的红砖子依然保存完好。二楼阳台的女儿墙山花上塑有“1922”字样，它是确认“中共三大”旧址的重要坐标。一直以来，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细节是，当年徐梅坤来现场勘查时，看见了这“1922”字样，遂回忆起开会时每天从会场窗户望出去，正是这般景观，更加肯定会议旧址为恤孤院路3号（原恤孤院后街31号）。

“中共三大”会址周边历史地理解读：1923年前后的东山

春园、简园、逵园和如今已成遗址的“中共三大”会址，星罗棋布在恤孤院路和新河浦、培正路一带。寻访红色史迹，神往于那个风云变化的年代；徜徉于一幢幢民国建筑之间，亦情不自禁地追问街头巷尾的来龙去脉，这使我们不由把目光投注到一张张旧照片、旧地图中，去还原彼一时期东山片区的历史格局，感受时光之变迁。

东山，特指今天广州越秀区的龟岗、庙前西街、寺贝通津路、培正路、恤孤院路、烟墩路和新河浦一带，每一条路名都值得细细追索。

最早出现在旧地图上的名字是东山庙（图7）。《广州城坊志》“东山大街”载：“东山寺，在城东，明太监韦眷建。成化间，赐额‘永泰’”。因太监所建，俗称“太监寺”，现已不存在，但留下了寺贝通津这个路名。“寺”即“太监寺”（东山庙），“贝”即背后之意，“通津”为通往河边码头之意，即“东山寺背后通往河边码头”的那条路。庙前西街亦由此得名。

图7：清代乾隆年间《番禺县志》卷之一的《全城图》局部

20世纪初，随着广九铁路广州站选址东山，一改东山荒蛮、偏僻的旧形象。在1923年《广州市区域图》中可以看到广州市政厅划定市区境界，东山纳入“广州市权宜（益）区域地图表中”。此后，逐渐可以看见，这一片区出现行政管理和行政区域的划分，东山（警察）分局、东山区公所等名称陆续出现。

对比《广州市第一期新辟马路名称图》（推测绘制于1919-1921）和《广州市第四期马路全图》（成图于1921-1925）是一件有趣的事。数年间东山片区的发展跃然纸上（图8、9）。

图8：《广州市第一期新辟马路名称图》局部

图9：《广州市第四期马路全图》局部

最早来这里开发建设的是美国南方浸信会广州分会，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开始，先后兴建了福音堂、礼堂、神道学校、恤孤院、培道女子学堂、安老院、慕光盲人学校、美华浸信会书局、医院、中外传教士住宅等。中西神职人员及教众成为东山最早的定居者。

恤孤院街因恤孤院而得名，恤孤院在1938年被日军炸毁。当年，这条路的北端有两座教会女学。1903年，美南浸信会在东山购地，建设培道女学堂（今广州市第七中学前身）（图10）和两广浸信会神道学堂。该时期东山仍为荒地，有少量农田和树林。1907年，两广浸信会再于培道学堂对面建设培正男学堂（即今培正中学前身）（图11）。1911年，浸信会礼堂在东山建成，为当时广州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教堂。继浸信会后，包括安息日会、圣公会在内的基督教教派，以及天主教教派陆续进驻。

图10：建设中的培道女学堂

图11：培正白课堂

在教会经营拓展的同时，各新兴公共事业也纷纷选址东山。1916年，广东公医学校在东山百子岗购地一百亩建新校，两年后落成（今中山大学医学院现址）；广州名医邝磐石也于1915年得政府拨给公地建筑医院，院址在木棉岗东北麓，即原东山区人民医院现址；1928年，广州市市长林云陔提出建设东山水厂，并于一年后建成。

1921年，孙科担任广州市市长，根据英国人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理论，提出拓展广州东郊为新式住宅区的设想。东山离旧城区不远，临近广九铁路东站，新马路的修建使街区道路网络渐次形成，环境优美，地方广阔，地价便宜，教会的开拓使这里拥有学校和医院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治安良好，加之这一时期国外的排华措施导致海外华侨回国，所以吸引了大批华侨到此置业安家。于是“地价日增，屋宇日盛”，名园佳筑纷起。简园、逵园和春园也都在这一时期兴建。

“中共三大”召开的1923年，根据会议代表徐梅坤的访谈回忆：“当年的民居和洋房是稀稀疏疏的，不是现在密密麻麻地建满了新型建筑。……在西边屋后，是瓦砾堆和荒草地，距离不远处有一个水塘。在东边门前不远就是简园，……经过简园前转个弯，也有一个水塘，塘边有水厕，是烂木板造的，只遮半截身，无上盖，下雨就淋湿身了。”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东山正处于开发建设早期，虽然几座著名侨园已经建成，但房地产投资公司模式的大规模开发建设还没有开始。

1923年的广州市测量图（图12），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面貌。春园南边临河涌应是今之新河浦，再往南皆为水塘，水塘西侧有较大体量建筑，标注为警察教练所和皮革公司。有桥通往大沙头，彼时的大沙头还是一座独立的岛屿，图上所显示的纵横交错的规整路网，是1914年10月公布的《广东省城大沙头地势及建筑计划》中的内容，这是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区域规划，惜并未实现。如今沧海桑田，大沙头的西部已经与广州陆域连为一体，东部成为今之东山湖公园。

图12：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测绘员陈定中制广州市测量图（局部）

恤孤院路、龟岗南（今龟岗大马路）及周边的街道网络已经成型。恤孤院路东侧是孤儿院（恤孤院），北端是培正女学校和培道女学校，培道女校对面是培正学校；龟岗南的北端西侧是邮政支局和浸会医院，再往北越过庙前路是署前街，东侧为四区二分署（警察局）和东山公园，署前路或者正因此得名。龟岗南的东侧是东山火柴厂。医院、公园、警察局、邮局、火柴厂……各种前所未见的现代建筑类型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是一段承上启下、中西交汇、新旧接替的历程，是建筑和城市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期，西学东渐，开风气、益民生。

1927年，林云陔继任广州市市长，沿用“田园城市”的指导思想，正式提议建设“模范住宅区”——以东山一带已有的侨园屋舍为基础，政府大规模地介入此地的开发和建设当中。一次近代广州最具规模的住宅改良运动就此展开，从龟岗、新河浦一带延伸到竹丝岗及至后期的松岗住宅区（即今梅花村），全新的社区居住理念和城市规划手段深入人心，吸引了大批政府官员和回国投资的华侨入住。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等都曾在此地居住，今培正校友会所在的房子曾是蔡廷锴的府邸 。

新河浦二横路1号润园（图13）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侨房。据1936年出生在这里的林永祥老先生介绍，他的曾祖父为加拿大华侨，祖籍台山。为避台山匪患，他的父亲选择在东山置地建房。这座由“群益公司”承建的三层的红砖小楼，带小花园，水泥、钢材等均为进口建材，质量坚固。这些洋房每层布局基本相同，配备有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和阳台，各层可以独立成套。除了满足自家居住外，多余的楼层还会分层出租以补贴家用。租客往往是领事馆、银行、洋行、学校等机构的高级职员。

图13：润园

图14：慎园

与简园一墙之隔的慎园（图14），是侨商曹冠英在1936年所建的，由留美建筑师雷佑康设计、带有当时流行的西班牙式建筑风格。有意思的是，简园最初的主人简琴石和慎园主人曹冠英，分别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数一、数二的民族烟草企业——南洋烟草和华成烟草的华南地区负责人。当他们先后与英美烟草商激烈竞争、打响“国货保卫战”时，也许并未料想到两人会有一段先后毗邻结庐于广州东山的缘分。

东山的侨园建筑，既有润园、明园、逵园这样较为朴实的红砖小楼，亦有简园、慎园这般造型新颖、别具风情的高级洋房，比起旧城区鳞次栉比、连甍接栋的传统居屋，东山的这些整洁、明亮、坚固、卫浴设施齐全的花园小区，不仅仅是模范住宅的范式，亦是昭告了一种更为健康、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

今日之东山

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旧地图与今日之东山地图叠加，道路网络依旧，时间以这样的方式沉淀下来。如今的恤孤院路3号是喧嚣市井中一处难得的静地。数片格局清晰、肌理依旧的历史街区，一座座中西合璧的洋楼，掩隐在地下的“中共三大”会址，见证了上世纪20年代那个革命浪潮汹涌、形势风云变幻的时代，其间演绎过多少大人物的命运、小人物的悲欢。百年前，在这段特殊的现代化转型和蜕变中，不论是城市建设的各种改良与变革，还是革命大潮的风起云涌，其间蕴含的动力都是恒久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觅得初心，方可照见未来。

作者：广东省考古所所长曹劲

图片：南粤古驿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