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左）是台东池上乡第一位驻村艺术家。秋收时节，他与当地农民一起下田割稻，坐在田垄上吃割稻饭。他对农民的耕种经验很有兴趣，也惊叹于医疗条件落后的池上是全台湾90岁以上老人最多的乡。（简博襄/图）

他已经满头白发，也许一生都在徘徊，一头是浪漫主义的英雄情结，另一头是现代主义的虚无意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会被宠坏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安逸、顺利的环境长大，觉得有一个愧疚。那个愧疚，我读托尔斯泰的时候有一点懂。托尔斯泰希望放弃所有的土地给他的农奴，我觉得是那个心情。”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

责任编辑 | 宋宇 邢人俨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版台湾青年诗人蒋勋的作品。时年80岁的作家丁玲为这本《蒋勋诗选》写序，两人三年前相识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丁玲对蒋勋的第一印象是“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博学多才”，她相信诗人“会在国内找到许多许多知音”。

丁玲似乎只说对了一半。蒋勋此后十几年在台湾声名日隆，在大陆却一直寂寂无名。他常常前往大陆，为上海一家读书会取名“春深”后，在那里讲《红楼梦》和《庄子》。他不曾想过会在大陆出书、开画展。

2010年，蒋勋因心肌梗塞做了支架手术，出行要先通过医生审核，去大陆的频率降低了。有一天，哥哥从温哥华打电话问他是不是要去北京演讲，门票已经卖到了400元。“我吓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现象是怎么发生的。”蒋勋用软萌的台湾口音描述。那时他才发现大陆有很多人在读他的书，很多还是盗版的。

2018年底，诚品书店的深圳分店开张，蒋勋著作比台北总店还全。蒋勋身后有一批追随他为“导师”的大陆文艺青年，一些人甚至模仿粉丝应援机制，自称“薰衣草”。在网络时代，年过七旬的蒋勋显示出同龄人中罕有的“流量”号召力。仅蒋勋说《红楼梦》的付费音频，在某平台上线不到两年，点播量就高达2.4亿次。这套问世于1990年代的音频于全网流传二十几年，播放量更是天文数字。

名满天下的人往往争议丛生，对蒋勋的质疑一度成为公众话题。

“我自己从来不觉得我是导师。”蒋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一个东西可不可能是导师，就是美本身。”

2018年，蒋勋第一次在大陆办个人艺术展。这年年底，他也在台东池上办了首个私藏展。展品很多是他的收藏。蒋勋本没有收集习惯，他从小跟家里兄弟同住，隔一段时间就要清理物品。如今，72岁的蒋勋开始梳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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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的人生六讲

1

“我身上一直有两个很矛盾的东西”

1950年，蒋勋3岁。他随父母从西安横跨中国大陆，在台湾马祖白犬岛照相馆拍摄通行证照片，从此长住台湾。

蒋勋一家住在台北以北，基隆河与淡水河的交汇处。晚清许多大陆人渡海入台，都在淡水河码头上岸。不少人死在船上，幸存者到码头便一同把逝者就地合葬，堆起低矮的小小墓冢。碑石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只刻着“万善同归坟”。

“他们几乎都是少年，出去冒险，或者向往一片新土地。”蒋勋的画室选在少年的墓冢旁，他有时会去那里散步，“似乎有一种年轻的精神，或者说少年的精神在这块土地上。”

1976年，蒋勋听一位国民党青年军老兵讲起亲历的抗战故事，感怀之下创作诗歌《写给故乡》：“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大地，你用你的足迹，我用我愁乡的哀歌。”他糅合老兵的讲述和自己的想象，在诗中描摹着“古老而又年青的祖国”，并憧憬着“少年的中国”。

台湾音乐人李双泽次年据此改编谱曲，创作歌曲《少年中国》，成为最早的台湾校园民谣之一。就在这一年，28岁的李双泽在淡水镇海边因搭救溺水者丧生，他的模样定格在少年时。三年后，蒋勋出版自己第一本诗集，也取名为《少年中国》。蒋勋曾与青年作家谢旺霖谈到自己的“少年”情结，他所迷恋的“青春形式”，乃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畏死活去做一些事，充满顽强、耐苦的生命力”。

在《少年中国》自序中，蒋勋回顾了他最早的精神养料。初中以后，他忽然对文艺产生“无可救药的执迷”，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小说、画画、唱歌，学校的课业却一塌糊涂。家里收入微薄，供六个孩子读书压力很大，无法再资助他深造绘画、音乐、舞蹈这些奢侈的兴趣。于是，他的兴趣渐渐集中在“最不需要成本”的文学上。

每天放学，蒋勋总要跑到衡阳路的书店“东方出版社”，站在书架旁阅读文学作品。他没钱买书，每天在书上折一个角，第二天继续看。这样几乎三年，他读完了很多大部头。

书店是从上海搬来的，店里有许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由当时活跃在上海的傅雷等人翻译。“我现在发现自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比较大，”蒋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台湾那个时候是威权的时代，教育蛮军事化的，我其实是有点想要对抗那个东西。欧洲的浪漫主义里，生命受苦以后期待变成英雄……我会觉得，也许可以扮演英雄的角色，去改变什么。”

读高中后，蒋勋加入学校的文艺研究社和广播剧团。这些社团的主办者是他的英语老师，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在陈映真鼓励下，他主编校刊，创作诗歌和小说。老诗人痖弦把他的诗歌推荐到刊物发表，还介绍许多台湾现代诗和诗论给他。对于高中生蒋勋，那些书艰深难懂，但他“用近于使命的态度，勉强自己读下去”。

一天，蒋勋在明星咖啡屋给陈映真看自己的诗歌。令他意外，陈映真第一次对他表现出不耐烦。“他说：‘你为什么老写这种跟人民痛痒无关的东西。’”蒋勋回忆，几天后陈映真就失踪了。他事后得知，陈映真私下组织马克思读书会被捕，“同案犯”有许多与他同龄的年轻人。

陈映真始终没有找蒋勋参加读书会，他猛然醒悟：“他那个时候其实有感而发。”“这个老师是我最敬重的知识分子，而他竟然被逮捕，我开始怀疑，这个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蒋勋上大学后停止写诗，“心情十分低劣”。他的阅读转向现代主义，这也来自陈映真从前的指引。

▲1980年代，蒋勋（后排左二）与陈映真（后排左三）、白先勇（前排左）、胡金铨（前排右）的合影。陈映真是蒋勋的高中英语老师，也是他的文学引路人。（资料图/图）

“尼采有一种对生命空虚的撞击，祁克果（注：又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的日记总是在质疑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与蒋勋读过的浪漫主义文学完全不同，却应和了他当时的心境。他至今感念陈映真带他认识现代主义；他跟朋友喝酒，感叹生命可以如此颓废。

“我身上一直有两个很矛盾的东西。”蒋勋向南方周末记者自陈。他已经满头白发，也许一生都在徘徊，一头是浪漫主义的英雄情结，另一头是现代主义的虚无意识。

1972年，蒋勋赴法国留学，参加了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也读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这是我在巴黎读到流泪的书。”蒋勋总是想到陈映真，“其实他爱美得不得了，柔弱得不得了，可是他又走上了可能他根本不应该走的革命的那条路。”

四年后蒋勋回台，看望出狱不久的陈映真，讲起自己在欧洲的阅读经历。“他吓一跳，他认识的高中的我不是这个样子的。”蒋勋笑道。他此时在大学任教，往来的朋友几乎全是陈映真这样的左派人士，大家在参加当时的“党外运动”。

1979年，蒋勋被大学解聘，几位朋友被当局逮捕。朋友出狱后警告他“要小心”，据说他已经上了批捕报告。他失业，还遭到监控，于是受邀访问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在那里遇到了丁玲。

丁玲记得，那个年轻人偶尔会离开作家们热闹的集体活动，肩上搭一件外衣，在马路上踽踽独行。“他的行为常常引起我毫无根据的悬想。”丁玲推测，“蒋勋如果喜欢美国，他可以留在美国，美国有他的好朋友。他如果喜欢加拿大，他也可以留在加拿大，听说他的父母已经定居加拿大。……然而他单单要回到台湾，要长留在台湾。”一些朋友问过蒋勋，回答是“舍不得”。

▲1981年，蒋勋（左）与丁玲（中)相识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他给丁玲的印象是诗朗诵和唱歌都很好听，会唱台湾民歌，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资料图/图）

蒋勋回到了台湾，1983年重新在高校教书。有一天校方委托文学院院长找到他，希望发展他加入国民党。他直接回答：“希望能给我自由，我不希望参加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活动。”

“最后我还是觉得不要走这条路，因为我对政治无知，真的是没有兴趣。”蒋勋向南方周末记者解说。这一年，他在东海大学创立美术系并担任系主任。昔日的文学少年，大步转向美学传道之路。

2

“我简直嫉妒你们可以读美术系”

蒋勋这个名字可以搭配许多称谓：诗人、画家、电台节目主讲人、美学学者……

在2009年的一次访谈中，蒋勋被问起最认同哪种身份。他总结，自己是跟大家分享美的人，绘画、文字或声音只是不同的工具。

蒋勋不是美术系科班出身，却能在大学开创美术系，办学风格也不拘形式。业内传说，他治下的美术系开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课”。这是真的。他当时让学生做布袋戏、巴厘岛皮偶，学身体戏剧……不过他也参照美术系科班体系，开设了各种传统的专业必修课。

“是不是应该给艺术更多一点弹性。”蒋勋说，“有毕加索这种在制式教育里面出来的，好得不得了的艺术家；可是也有梵高这种根本不是制式教育，也好得不得了。其实我们找不到一个定型的方式。”

做系主任后，蒋勋对学生说：“我简直嫉妒你们可以读美术系。我的年代，家里不准我读，因为爸爸觉得我读美术系将来根本没饭吃。”令他意外的是，学生们似乎都不想画画。

▲蒋勋在台北时画的都是“小画”，在池上驻村一年半时间里，他面对的是两山夹峙，平畴千里，于是改用1.5米和2米的大画布，甚至一口气连画十个小时。（资料图/图）

“上每一课，国画、篆刻、书法都变成作业，学生最恨的就是作业。画画成了作业以后，他们一点都不喜欢。而我从来没在科班受过画画训练，都是好玩，乱画。”蒋勋分析道。于是，他对学生说：“你们不画，我来画你们好不好？”

在这种教育下，许多学生产生了画画之外的兴趣。学生蔡舜任迷上修复古画，想去佛罗伦萨跟一位名师学习，这种选择超出了传统美术系的框架。蒋勋鼓励他：“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画家，你能把一张古画修好，非常重要。如果你去佛罗伦萨，我一定去看你。”于是，蔡舜任海外学艺十年，如今成为台湾最好的古画修复师。蒋勋践约，两次去意大利看望学生，

“美术系很看不起这个行业，觉得那只是工匠。”蒋勋感慨，如今的台湾教育体系对技能更加忽视，“讲一大堆理论，不会动手。林（怀民）老师最后辞掉了北艺大舞蹈系的系主任工作，因为他觉得越到后面，学生什么都会讲，就是不会跳舞。”

▲林怀民（左）与蒋勋（右）都生于1947年，是多年好友。林怀民眼中的蒋勋“头很大，走路经常低着头不说话，忽然昂首高歌，声音大到令人不知所措。有时是低吟。”（资料图/图）

蒋勋在东海大学教了十几年艺术概论，对通行的教科书很不满意。它们大多译自西方，或者裁切西方理论的片段重新拼凑组合，繁杂而艰涩。“最常见的悲剧，是一个原本热爱艺术的青年，阅读了一本讨论艺术的书，或者修了一门艺术理论的课之后，忽然被弄得倒尽胃口，再也不想接触艺术的范畴了。”

对于蒋勋，“美的启蒙”来自庙宇文化。他在老式社区大龙峒长大，社区中心是保安宫，供奉着保佑平安的医神。“那里根本就是一个文化中心。”蒋勋回忆，他小时候在庙里看民间匠人画壁画、捏陶人，把“二十四孝”“吕布戏貂蝉”“八仙过海”等民间故事演绎得生动有趣。庙里常常弹琵琶唱南管，元宵节给孩子们发灯笼，教他们作对写诗。碰上大型祭祀，还能看到各种神奇的表演。有的炭火烧上百米，四个人抬神轿自火上走过，小孩子们好奇，要试试炭火，“一下就被烫伤”。

考进艺术研究所深造后，台北故宫成了蒋勋的课堂。对着各种国宝文物，庄严教书画品鉴，那志良教玉器，谭旦囧教铜器和陶瓷。庄严北大毕业后进入北京故宫，在日本入侵后参与国宝装箱，一路护送至贵州安顺。蒋勋听他讲起沿途的轰炸，当时大家战战兢兢，因为箱子里装着了不得的东西。

“大概今天艺术研究所也不是那样上课的，那根本不是学术，这批老师个人的记忆经验，跟这些文物的记忆经验结合在一起，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蒋勋认为自己由此知道了什么是文化，“这不只是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而是它在时间的长河里流动的过程。”

1995年，蒋勋自己编写了一本《艺术概论》，在序言中写道：“美，不应该是困难的学习。”两年后，他50岁，决意辞去教职。“奇怪的是，不当专业老师，他的施教范围反而更大了。”蒋勋好友、作家张晓风说。在当时的台湾，被称为“老师”的多半真有教职，大家口中的“蒋老师”显然例外。

3

回答那句“石破天惊的问话”

许多人接触蒋勋，是从他的声音开始的。

蒋勋从1980年代末开始主持电台节目《文化广场》，每周一期，每期一小时，由社会现象切入，漫谈文化。节目在台湾首家公立电台“警察广播电台”播出，覆盖全台，持续十年。节目停播后，他把录音授权给一家公益组织，播给服刑人员收听。因此，他常常收到狱中来信，听闻这些人在寂寞困顿中由声音得到的安慰。

1990年代起，蒋勋也在两岸开小班讲课，“最早是一群好朋友希望在富裕的生活之外有不同的、精神上的追求”。授课内容包括中国和西方的美术史，他还多次带队去柬埔寨吴哥窟文化旅行，“队员”不乏林青霞、狄龙和徐克这样的演艺界名人。

蒋勋众多“小课”中，名气最大的是讲《红楼梦》。1990年代，他曾在台北和高雄各自开班，用四年时间细讲小说前八十回。他没有想到，课程被全程录音，几百小时的音频在互联网中广为流传。

为大众讲解《红楼梦》的节目五花八门，主讲者包括白先勇、刘心武这样的名人。网友们热衷于比较各家版本，难得的共识是蒋勋版声音最好听。他的声音低沉醇厚，一位大陆网友赞叹那是“被上帝吻过的嗓音”。一位在“捷运”遇见的市民对他说过：“你前世在庙里捐过一口钟，所以这一世有很好的声音。”

事实上，蒋勋曾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他曾凭借广播节目《文化广场》和《美的沉思》两度获得“金钟奖”，出色的嗓音必不可少。

▲1984年，蒋勋参加《联合报》散文朗诵。他曾任联合文化杂志社长。2012年起，他在台湾报刊连载谈《红楼梦》里小人物的文字，发表在专登演艺人员八卦的版面上。（资料图/图）

蒋勋讲《红楼梦》，总能联系当下，这或许得益于他在电台的多年历练。“说贾府子弟都喜欢和薛蟠玩，为什么呢？因为‘出去唱K都是阿呆刷卡啊！’说秦钟和宝玉半路遇到个乡下丫头，秦钟言词轻薄，‘拿我们现代话说就是：二叔你看！那个马子不错哦！’”一位网友在某论坛留言，“我有几次边开车，边听得哈哈哈大笑。”

这种讲课风格，与蒋勋留法时的一次遭遇有关。他在巴黎学艺术史，凭学生证就能免票进入卢浮宫。1973年，他开始兼职导游，专门接待到巴黎旅游的华人，一项重要工作是讲解卢浮宫的艺术品。当时的台湾游客，许多是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中小企业主，带着出身农家的父母旅游。

一次，蒋勋讲解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一位老太太无法理解，这裸体女人为什么是“镇馆之宝”。他滔滔不绝地讲维纳斯、希腊神话，及其对身体的歌颂。老人还是一脸茫然，忽然用闽南话问蒋勋：“这是谁的老婆啊？”

蒋勋愣了一会儿。“我知道维纳斯的丈夫是武器之神伏尔甘（注：亦被视为火与锻造之神），但老太太显然不是要知道这一故事。一个赤裸裸的女人，没有丈夫管吗？她心中充满疑惑。”时隔多年，那句“石破天惊的问话”使他感叹，“我学习‘艺术史’，学习‘美’，有一天，如果我无法回答这样一位老太太的疑惑，我的学习有何意义？”

4

“如果没有人的觉醒，不叫活着”

2010年前后，蒋勋的各种演讲录音和《红楼梦》讲课录音被整理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2012年，笔名“江弱水”的浙江大学教授陈强发文，指出蒋勋六种著作里存在“80处硬伤”，随舆论发酵成为公众话题，挑错者群起。大众惊讶地发现，蒋勋自称反复阅读二三十次《红楼梦》，讲《红楼梦》的音频却有许多基本的事实错误，譬如张冠李戴，说林黛玉把“二”念成“爱”，或者记忆偏差，把贾赦说成贾母的侄子。

蒋勋迟迟没有回应，2016年才在脸书上写下一段隔空辩白。他形容当年自己讲《红楼梦》更像读书会：“我随兴讲阅读心得，没有什么章法。有人录了音，事隔三十年，网上流传，未经校订，已经无法控制……”

旁观者也渐渐开始将蒋勋作为“现象”分析。“读者愿意花钱去买蒋勋的书，表明在今天的功利社会，还是有许多人想要追求无功利的美。问题是，我们的学者写不出这样的书来。”2017年，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发文反思，许多大学教师讲诗词，讲许多诗人生平、字词来历及前人评点，对诗歌本身却缺少美的分析，更难见个人感悟，后者恰恰是蒋勋讲诗词、讲文学时的长处。

景凯旋在文中也不忘继续指出《蒋勋说唐诗》一书的种种知识性错误，他分析，错误的原因主要是蒋勋“既无视今人的研究，也不管前人的注释，甚至不谙格律”。

许多论者也看到蒋勋更加现代的价值观。某些《红楼梦》主讲人讲到金钏之死，还在分析阶级压迫，蒋勋就已经用悲悯的眼光，看待《红楼梦》里的“反面人物”和戏份不多的诸多小人物。

“实事求是地说，蒋勋先生的整个文史哲的训练，并不严谨，”出版从业者方希分析，蒋勋的天性在传统学校教育中并不占优势，他高中时联考失败，形如高考落榜，历来不看重规规矩矩的学术规范，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一个学渣没有办法理解学霸的世界。”方希借用这句话分析蒋勋，“你认为自己活得合理，是一回事，但是你不要说成绩好的人有很大缺陷，他的世界是你无法领略的。”

蒋勋很少公开臧否别人，201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言辞激烈得罕见。“我今天也要问，在大学里占有教职的，在各个专业里面有学者身份的，你自己是不是真正活着？”他强调，“如果没有人的觉醒，不叫活着，在一个僵化死板的状况里，你对人都不理解，你不会有对人的尊重，也不会对人有真正的爱。那样的学术论述跟批评，没有任何意义。”

一位网友总结：“可以起于蒋勋，但不能止于蒋勋。”学者景凯旋也指出，蒋勋说唐诗就化用了许多前人观点，读者如果因此对唐诗产生兴趣，不妨再读读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叶嘉莹的《叶嘉莹说初盛唐诗》，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等作品。“这些作者都是专家，对作品既有客观分析，又有自己的主观感受。”

5

“真正的威权，是你不敢做孤独的自己”

离开大学前夕，蒋勋曾经在课堂上跟学生谈“梦想”。

1970年代，蒋勋借留学巴黎之机游历欧洲诸国。他坐船去希腊克里特岛，买最便宜的船票，只能待在甲板上。在那里，他认识了南斯拉夫的工人，雅典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的学生，纽约华尔街大资本家的女儿，以及智利的一位年轻革命党人。年轻人们在甲板上聊天，一起唱歌。

“那是比较嬉皮的年代。”蒋勋回忆，“那个时候，大家不管你是什么宗教、族群、肤色、阶级，至少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人类可不可能一起做个什么事。”学生们不置可否。那天晚上，一个学生按响门铃，拿着安非他命（注：一种中枢神经刺激剂，具有一定心理依赖性）对蒋勋说：老师，我觉得生命根本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你要不要试试这个药，参与我们的虚无和迷失？

蒋勋打电话给一位医生朋友，对方建议他谨慎。安非他命本身对身体伤害不大，但在台湾这种药很多是假的，对脑部伤害很大。学生也不确定药的真假，蒋勋最终没有吃。“对他们来讲，共同梦想是挤在一起嗑药，然后一起在一个迷幻的世界。”蒋勋说，“我其实不敢完全否定他，我相信人的孤独，有时候某一种对生命没有价值的虚无感，会使他们这样挤在一起，彼此分享那个时刻的茫然。”

十几年来，许多年轻读者给蒋勋的脸书留言。“我发现他们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跟父母、跟老师讲的。”经历过台湾“戒严”时代的蒋勋怀疑，“今天台湾的威权拿掉了么？不一定。如果年轻人还是要做父母老师让他们做的，威权就还没拿掉。真正的威权，是你不敢做孤独的自己。”

蒋勋有两本书的名字包含了“孤独”，他正因“孤独哲学”而被一些年轻人视为人生导师。问及感受时，蒋勋作答：“每个人都是绝对孤独的，没有‘粉丝’没有‘崇拜’，更没有‘陶醉’。‘实无一众生得灭度’，《金刚经》这句话是当头棒喝，《红楼梦》说的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泪’。”

“治愈”年轻人的，还有蒋勋无时不在分享的对“美”的感悟。“美能够弥合人的阶层和差异。”出版人方希分析，“当我们讲到美、青春、无奈，面临人生的许多问题的时候，过往的境遇的差异都会被弥合。”

蒋勋曾接到担任选美比赛评审的邀请。他从来没做过这种工作，打电话询问，对方反问：“你不是常常谈‘美’么？”他无从反驳，几天后还是拒绝了邀请，理由是：“我的‘美’是没有第一名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美的。”谈“美”时，他常常强调“美”与物质无关。

1988年的大陆之行给蒋勋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去陕西兴平寻访马嵬坡的杨贵妃墓，途中遇到一户农民，家徒四壁，窗户上却贴着红纸剪的窗花。农民很奇怪，这个游客从那么远的台湾来这里做什么。蒋勋回答，看杨贵妃的墓。农民感慨：“那个女子好可怜。”蒋勋记得，这位农民管自己女儿就叫“女子”。他眼中的杨贵妃，也是个鲜活的人。

临走时，蒋勋别无可赠，把手表解下来放在炕上，留作纪念。农民显得非常慌张，把屋檐下编成辫子样式的大蒜都扯下来，全部塞进蒋勋的旅行袋里。

“我给很多大陆朋友说，我接受过很多朋友的礼物，可是我大概一辈子会记得这最沉重的礼物。”蒋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会被宠坏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安逸、顺利的环境长大，觉得有一个愧疚。那个愧疚，我读托尔斯泰的时候有一点懂。托尔斯泰希望放弃所有的土地给他的农奴，我觉得是那个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