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尝试理清中国地方改革的逻辑，并按照这个逻辑梳理广东改革的实践，展望广东改革的未来。

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徐现祥教授所著《广东经济改革四十年：地方改革的逻辑》一书中的广东价格改革——放开鱼价。

    上世纪70年代末，广州物资匮乏，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有一种在人们中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叫 “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还有“三个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电灯不明是指电力供应紧张，通常是开三停四，媒体甚至刊登了一幅“从冰箱里拿出烤鸡”的漫画，来反映经常停电的生活现状。电话不灵是指打电话还不如骑车快，道路不平指的是坑坑洼洼的道路。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素来是鱼米之乡，但事实却是广州曾有十多年“吃鱼难”的历史。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广州人买鱼要用鱼票，每人每月限发二两鱼票，过期作废。鱼票能不能全部兑现，这还得拼排队的技术，天不亮就要去排队，因为鱼往往一两个小时就卖光，必须眼明手快才能拎回一块鱼，大多数时候还是死鱼。而那些排队功夫差一点的市民，这鱼票未必花得出去。据时任广州市水产局局长的尹春晏回忆，“我们一家五口人，就把五章鱼票集中起来，清早起床带一个小板凳去排队买鱼，买到了，五口人这个月就能吃一斤鱼；买不到，这个月就没有鱼吃。”

    根据当时人们的描述，市场上只有少量定量供应的牌价鱼，没有议价鱼出售。牌价鱼品种少、质量差，传统卖活塘鱼的经营特色更是绝迹。这是因为在“政府定价、统购统销”的制度下，政府向农民收购每斤活鱼的价格只比死鱼贵两分钱，优质没有优价，农民因此丧失了养鱼的积极性，并且活鱼经常在提运过程中被摔死。塘鱼从年上市量40万担下降到30万担，冰鲜鱼“烂鱼充数”、名贵的河鲜杂鱼则绝迹。有时省、市下调令也调不上来，甚至暂停外贸出口也解决不了问题，市民们“望鱼兴叹”。买不到鱼的市民非常生气，纷纷把鱼票寄给市政府，这些“雪片般飞来”的鱼票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刺激很大。

    当改革开放开始，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初期，精明的广州人，就办起了行栏货栈。1978年12月25日，由广州市水产总公司办的全国同行中第一家国营河鲜货栈成立，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溢价成交。经营方式由全派购改为半放开，每年只固定派购30万担，派购价格提高30%，超产部分不论多少，自由处理，由市场决定价格，这标志着广州在全国率先半开放了水产品市场。

    接着广州又办起了咸鱼海味货栈、塘鱼货栈和海洋鲜品货栈，积极开展计划外水产品的议购议销业务。同时，市区又开放农贸市场，发展个体经济，允许农民进城卖鱼，允许长途贩运。但这并不意味着“统购统销”制度的终结，毕竟只有计划外的河鲜海鲜才能在这里以议价自由贸易，计划内的水产仍要按照定价挂牌交易。但就是这个看似还不够大的变化，一下子激活了鱼市场。

    1982年春，经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广州市委正式改革价格政策，率先全面放开塘鱼价格。虽然面临着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改革者没有迟疑，坚持放开鱼价。

    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每当放开一个市场时，必然会同时引起价格的上涨，放开水产品价格之初就经历了一个阵痛期，不可避免地引发人们的恐慌和对政府的责难。1979年完成派购后，一斤大头鱼涨到了3元，鲩鱼涨到了3.6元，跟人们几十元的工资比起来可谓是天价！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拿着鱼票，一个月费老大劲才能买上半斤死鱼是不好受，可这3.6元一斤的贵价活鱼更是吃不起。于是，一封封投诉信又寄到市政府，说影响到了市民生活。根据当年《南风窗》杂志的报道，还有人联名上书中央，称“放开鱼价”对市民生活造成了冲击。一时间，广州的水产部门成了众矢之的的“出头鸟”。但广州的改革者还是顶住了压力，因为市场的调节功能很快发挥了作用。

    事实的发展印证了改革者最初的判断，因为塘鱼生产周期很短，到了1980年，自由上市量很快就增至49万担，价格降至约每斤1.03元。随着市面上的鱼越“游”越多，鱼价也慢慢往下走了，到1985年，每斤的价格降到了0.9元。

    随着水产品价格的放开，郊区和四乡养鱼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塘鱼产量迅速增加，进入广州城的鲜鱼逐年递增。普通市民日常需要的塘鱼、咸鱼、冰鲜鱼、河鲜杂鱼、海味等应有尽有，光河鲜杂鱼品种就由原来十多个增加到七十多个，以前曾消失的名贵产品，如基围虾、风鳝、石斑等，现在又源源上市了。

    随着鱼类的供给越来越多，1980年议价鲩鱼就降为2.07元，1983年为1.70元，1984年上半年为1.40元左右，比牌价贵不到五角，若扣除鲜活等质量因素，价差更小。而鳊鱼的价格更降到了1元以下，跟牌价的价格差距大大缩小。开放初期一斤议价鱼约等于一斤议价瘦猪肉，此时一斤议价瘦猪肉的钱可以买两斤鲜鱼。

    1983年，广州人均吃鱼70多斤，同期全国的人均消耗量只有10来斤，广州成了全国第一个解决了“吃鱼难”的大城市，北京、上海的市民要想过上这样的日子，还得再等上好几年。后来拥有出口权利的深圳特区也放开了水产市场，广州就将一部分水产卖给深圳，由深圳出口来赚取外汇。

    值得一提的是，水产市场由静到动，货栈可是起了大作用。河鲜货栈按价值规律运行，广开货源渠道，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十年间销售额增加100倍，利润增加13倍，经营品种从10多个增加到上百个，成为广州河鲜市场的一大支柱。

    1984年1月4日至14日，农特渔业部在广州召开全国城市水产品生产供销工作会议，推广广州开放市场的做法。

    1985年3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放宽政策，加快发展水产业，水产品划为三类产品，一律不派购，价格开放，实行市场调节”的指示。4月1日，广州取消了最后一张鱼票。随着广州水产市场的全面开放，沿袭了几十年的凭票买鱼彻底成为历史的回忆，市财政给国营水产企业的补贴也同时取消。现在，广州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水产品集散地之一。

    广东不但解决了“吃鱼难”的问题，还将价格改革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国其他省市。北京、上海这些地方也纷纷学习、借鉴广东经验，放开水产品市场，相继解决了吃鱼难的问题。

    在水产市场的带动下，1984年11月，广州市的蔬菜流通领域改革也开始了，广东经济领域的改革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撰文 | 梅心悦 张帅伊

排版 | 肖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