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有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如今在惠州，首席服务官早已经成为上千家企业的“标配”。全市约1300名首席服务官活跃在企业和项目一线，进园区、访企业、探工地，协调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

这一源于基层先行先试的惠州探索经验，将在广东更多城市得以复制推广。近日，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广东省“民营经济十条”）。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方面，其中明确提出，推广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一对一”跟踪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这意味着，惠州又一项改革创新举措在全省推广。

今年7月30日，惠州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打造一流效率城市。惠州如何以优化服务促进政府效能提升，解决企业反映的办事难、效率偏低等问题？11月8日，南方日报、南方+记者从惠州市发改局了解到，接下来将进一步完善首席服务官制度，深化服务机制改革，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大对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产业项目在立项审批、资金筹措、建设推进等方面的服务协调力度，助力惠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在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采访时表示，推广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有正面意义，展现政府对企业发展的重视和服务贴心。同时也要以此为契机，带动出台更多改善营商环境的举措，让广大企业真正受益。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瑞卿则建议，可以更多借助网上办事等信息化、网络化的手段，让企业办事更快捷，让政府效率更高。

企业可享“专属”服务团队

惠州亿纬锂能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大亚湾宙邦新型电子化学品材料项目、赣深铁路惠州段项目、潼湖生态智慧区智慧大道工程……在惠州企业和项目的现场，经常活跃着这样一个团队。他们虽然不是企业员工，但把企业当作自己人、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首席服务官。

早在2016年，惠州在仲恺高新区率先试点探索首席服务官制度，为挂点企业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

2017年起，惠州在全省率先全面推广首席服务官制度，市、县（区）、镇（街）三级领导干部一人“包干”一个企业或项目，就企业和项目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融资、用电、用地、用工等问题，定制个性化服务。

惠州市发改局投资科科长张力科介绍，按市、县（区）、镇（街）构建了三级首席服务官工作网，惠州共安排约1300名首席服务官，并为每名首席服务官配备一支精干的服务团队，在全市形成了“1300名首席服务官+1300支服务队伍”共3800多人的强大阵容，为1300家企业（项目）开展“一对一”精准服务，解决诉求超过1745宗。

有了首席服务官，企业从此享有“专属”服务团队排忧解难，反映问题不用来回奔波、多方求助。

龙旗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啸表示，首席服务官深入企业开展服务，不仅宣讲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还为企业发展解决了不少难题。

首席服务官的服务，也让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胡嘉惠连连点赞。她说，首席服务官经常去企业现场倾听了解企业的诉求，并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时候企业遇到问题，打个电话或者发个微信就可以搞定。”

胡嘉惠介绍，去年，在首席服务官的协调下，该公司顺利办好不动产权证，比原本预计的时间减少了3个月，还获得银行一次性7000万元的授信贷款，减少了创新发展的后顾之忧。

创新“互联网+服务”模式

如今在惠州，首席服务官与挂点企业除了线下面对面沟通，还可以线上互动。

惠州市发改局副局长邹伟明告诉记者，惠州探索创新“互联网+服务”的模式，建设了首席服务官网络工作平台，在市级100名首席服务官中先行使用。新机制和新技术双管齐下，可实现“一门式受理求助、一键式提交诉求、一网式研究办理、一站式政企沟通”。

数据显示，今年启用该网络工作平台后半年解决问题274宗，比去年半年受理问题宗数增长171.3%。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以往考核不够量化细化的不足，惠州推行首席服务官“绩效排名”和“晒成绩单”，把每支首席服务官团队在网上办理和解决问题、企业评价的各项数据都在平台上自动统计，形成各团队的排名，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开各服务团队解决问题的情况，倒逼首席服务官主动作为。截至目前，已经两次晒出首席服务官的履职情况表。

今年4月，在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指导，南方舆情数据研究院发起主办，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起的“粤治——治理现代化”2017—2018年度优秀案例评审活动中，惠州首席服务官制度获评“政府治理创新”类优秀案例，全省仅11个入选。

评审专家评价称，惠州在全省率先全面推广“首席服务官”制度，市、县、镇班子成员和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首席服务官，一人“包干”一个企业或项目，通过服务机制变革，推进“放管服”改革，助推实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这种变化反映在项目建设提速上。正是得益于一系列相关服务举措，当地实体经济和民间投资加快发展。

今年1-9月，惠州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479.3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75.5%，同比上年高1.5个百分点。其中，列入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78.9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89.1%，高于全省平均进度4.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惠州民间投资增长10.2%，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6.8%。

眼下，惠州仍在进一步深化首席服务官制度，探索更多精准服务的新举措。以最初试点的仲恺高新区为例，首席服务官制度逐渐向“2.0版”过渡。

仲恺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扈伟前不久透露，该区在策划“首席服务官2.0版”，看看能不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的专业服务，把专家学者、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组成服务团队，作为企业的顾问团。

不单是首席服务官制度，惠州还在积极推进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省级试点工作，持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中介超市建设、网上办事大厅建设、资源性价格改革等改革，巩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成果。“将以打造‘一流效率城市’为目标，深化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的各项改革。”惠州市发改局局长徐毅表示。

对话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

要“以点带面”解决更多企业关心的问题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推广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一对一”跟踪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有怎样的好处？

林江：推广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有正面意义。对于企业来说，有领导干部按照首席服务官的模式来一对一服务，专门协调解决问题，企业能够感受到这种支持和关照。企业如果对办事程序或者政策不太了解，通过咨询能够得到答疑解惑，诉求也可以及时得到回应。这种比较贴心的服务，体现政府高度重视企业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情况。

南方日报：通过推广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是否也有助于政府科学决策，更好地推动营商环境改善？

林江：通过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政府部门可以更直接地了解企业希望在哪些方面得到政策支持以及政策的落实情况。一家企业遇到某种问题，其他企业也可能遇到类似问题，通过深入调研和集中研讨，可以寻找其中的共性，是因为投资和税收优惠力度不够大，或者信息不对称，还是扶持政策不到位。就其原因进行分析研判，从而“以点带面”，围绕企业最关心的、抱怨最多的方面集中力量、凝聚智慧，可以出台新的政策，采取更多切实改善营商环境的举措。

南方日报：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会有怎样的影响？

林江：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最关注、最看重的东西。如果扶持政策不到位、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不够高，如果做不到让企业满意的营商环境，企业就可能会考虑替代方案，是离开这个地方到其他城市去，还是减少投资，或者别的选择。对于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每个城市要针对自己的特点和具体情况来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

声音

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瑞卿：

深化网上办事提升营商环境

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11月7日下午，惠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瑞卿在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行首席服务官制度的初衷很好，政府本来就该为企业做好服务。同时，也要进一步深化网上办事等渠道，通过规范化、制度化的手段，让企业不再办事难，从而提升营商环境水平。

胡瑞卿表示，在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各个部门首先要各司其职，做好公共服务的本职工作，如教育的、医疗卫生的、交通的。只有各个部门都把工作做好了，企业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才少，才能更好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哪个部门没有按照职责把工作干好，就应当追究责任。”胡瑞卿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健全责任追究等制度，对于企业投诉集中、办事效率低下的部门，要进行追责，并考虑在年度绩效考核考评等方面给予惩戒，从而倒逼各个部门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胡瑞卿认为，当今是网络时代，网络办事更加便捷。政府部门要积极畅通电子政务等网络办事渠道，通过网络化的手段及时接收企业诉求并解决问题，真正让企业“少跑马路，多跑网路”。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化的方式可以促进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也能让更多企业受益。此外，政府部门也要更多做好政策的解读宣传，让企业能够用好用足优惠政策。

记者观察

加大普惠性政策扶持

助力民营经济补短板

作为惠州创新推出的一种加快项目落地建设、提升政府服务质效的举措，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受到不少企业点赞，有助于提升惠州的办事效率和营商环境。

尽管已经推行一两年时间，首席服务官制度还算是探索过程中的新生事物，仍然还处于进一步实践和完善阶段，当然也就不可能十全十美，而是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惠州首席服务官挂钩服务的企业多达上千家，但主要还是侧重于一些大中型企业和省、市、县（区）重点项目，还难以真正做到企业和项目全覆盖，兼顾不到每一家中小微企业特别广大的民营中小微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举措还是带有一定的“选择性支持”的色彩。要让所有企业有同等机会享受类似“包干”服务，就需要普惠性的政策，特别是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普惠性政策扶持。而其中针对民营经济的普惠性扶持政策至关重要。

从纵向对比来看，惠州的民营经济近年来得到较快发展，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35.5%提升到2017年的44%，7年间提升了8.5个百分点。但从横向对比来看，惠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并不突出，甚至可以说还是一大短板。数据显示，去年惠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9.8个百分点，低于珠三角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相比佛山、东莞等同样以制造业见长的城市，惠州的民营经济不够活跃、发展相对滞后。

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也是反映一座城市市场活力的一面镜子。惠州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就明确指出，惠州富民经济发展的氛围不浓。而这背后与政策导向或多或少有关联。多年来，惠州依托大项目带动经济发展，由于大项目、大企业的重要性更强，对其的服务支持也更重视、力度也更大。相对来说，小微企业享受到的“关照”和服务可能就要少一些，由此也导致“月明星稀”的问题。

惠州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 “顶天立地”的大企业，也需要“铺天盖地”中小企业。正如市委全会所提出的，要让惠州成为中小创新企业成长的乐园。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出台更多的普惠性政策扶持，特别是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关注与支持，切实解决它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

这其实也对首席服务官等相关制度的优化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席服务官除了需要覆盖服务更多企业，更重要的是，要把企业遇到的问题进行大数据分析，分类整合一个个案例，从中找到普遍性的联系，进而跟进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或改进政府部门的某项服务，最终上升为新的制度安排，以便“一揽子”解决不同企业遇到的同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好制度创新在政府服务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记者】周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