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有史以来最大型丛书──《东莞历史文献丛书》出版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将历年珍藏的东莞历史文献，并向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故宫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广州梁氏仪清室、东莞杨氏自力斋等12所图书馆及私家借求秘籍，编成《东莞历史文献丛书》（下文简称《丛书》）。  

《丛书》收录历代东莞作者，上起南宋赵必（1245─1294年），下讫清末刘翰棻（1878─1951年）共84家著作有经部十种、史部60种、子部28种、集部66种、丛部两种（内有子目35种），共199种，珍本秘笈，时次其中。探此遗珍，可获异宝。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与东莞莞城图书馆合作，成此美举，沾溉学林，功德无量。东莞泉下先贤、当今英俊，当感激无似。  

1949年以前，东莞一向属广州管辖，与周边各县一样，历史悠久，文化昌明，文人辈出，文献繁多。千百年来，自然的侵蚀，人为的破坏，时至今日，曾有著录的东莞文献百不存一。这套《丛书》是东莞现今最大的东莞历史文献书库，这套《丛书》的目录是现存的东莞历史文献最完备的书目。  

一地的历史文献是一地的文化家底，是一地的文明之根。在东莞，要挽典籍之坠绪，发潜德之幽光，舍此《丛书》，当今恐无如此集中、如此便捷之别种也。  

研究东莞历代文化而言，《丛书》虽不能谓一览无遗，但经史子集俱在，网罗一邑历史文献于一书，就是研究东莞历代文化的仓库。兹择其要，结合笔者历年访求东莞古籍的肤浅体会，略述于下。  

《丛书》所收东莞历史文献篇幅最大的有两种，一是陈伯陶主编的《东莞县志》（民国）102卷，原装21册。一是张其淦独力编辑的《东莞诗录》65卷，原装22册。陈伯陶与张其淦是同窗，业师是陈伯陶之父陈铭珪，乡试同榜，会试同时，殿试前其淦因病，故迟伯陶一科成进士。陈铭珪曾谓陈伯陶长于考据，张其淦精于词章。数十年后，差不多同时，陈伯陶成《东莞县志》（民国），张其淦成《东莞诗录》。  

略说《东莞县志》  

愚以为研究东莞历代文化，首要遍览《东莞县志》。据《东莞县志·艺文略》所载，自元初陈庚的《宝安志》（宝安为东莞古名）起，至清末邓蓉镜的《邓志稿》止，加上陈伯陶的《东莞县志》，共有16种。现存多少种？在笔者年将弱冠初涉此途之时，无书可查，亦无人可问，茫茫渺渺，只有独自去大海捞针，经过30余年的艰难寻访，抄写、拍照、复印、交换、地摊购买，得书的手段几乎用齐了（无奈当时还没有扫描，更不可能上网下载），现存《东莞县志》7种，始以不同的面目聚首于萧斋。今日一展《丛书》，现存《东莞县志》7种，就一齐出现于眼前，今天的研究者，何其幸也。  

东莞自有方志以来，集旧志之大成而有所创新者，是《东莞县志》。主编陈伯陶启笔于1915年，5年后脱稿，1927年铅印出版。此志是东莞方志压卷之作，时间晚，内容丰。且陈伯陶曾为清国史馆总纂，有治史长才，其成就在以前诸志之上。民国间，王云五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评此志有“六善”：  

邑事散见于史、集部中，旧志多不深考。间有征引，亦不注所出，兹编广为摭拾，注其书名。其有差错者，则加按语考订之。其善一。  

志以图为重。邑志旧图，于开方测算，未明其法，甚为疏略。今则重新测绘，粲然可观。其善二。  

沿革本之史志及前代疆域图记等书，然必兼载邻县，分合始明。旧志征引未全、殊嫌简略，兹详为考据，使阅者瞭然。其善三。  

光绪之季，学堂兴而黉舍废，铁路设而驿站裁，故以学堂附学宫后，铁路附驿铺后，以著变通之自。其他新政，亦著于编。其善四。  

明时东莞人物最盛，兹编博考群书，证以状、志、家传，视旧志加详，且可以订正史误。《袁崇焕传》尤为精核。其善五。  

艺文志考载书目，经史子集，四部标列，并录其序语，附注后方，其诗文则散附各略中。其善六。  

王云五“六善”之评，颇为公允。  

略说《东莞诗录》  

《东莞诗录》65卷，清张其淦编，1924年家刻本。收东莞历代诗人（时代下限至编书时已故者）817人，诗5732首。  

东莞前贤编辑莞诗总集，是一场经历500余年的接力跑。  

首发站：明正统（1436─1449年）间，南京礼部左侍郎桥头乡人陈琏编成《宝安诗录》。  

明祁顺有《宝安诗录序》说：乡先达琴轩陈公（霖按：陈琏号琴轩）尝取邑中诗人自宋元暨国初之作，编为一帙，名曰《宝安诗录》。  

第二站：明成化（1465─1487年）间，江西左布政使棠梨涌人祁顺成《宝安诗录后集》。  

明祁顺《宝安诗录序》说：（乡先达琴轩陈公）殁已三十年，后辈吟咏，皆弗及见，而公为邑名贤，遗稿亦未登录，其将有所待耶？顺不敏，窃慕前辈所为，思有以表见之，乃取琴轩旧编，稍加增损，为前集；自琴轩及今数十人，次第编入，为后集；外郡士夫有为宝安作者，亦因公之旧增而附焉。  

第三站：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稍前，白市人蔡均编成《东莞诗集》40卷。  

蔡均亲家屈大均《东莞诗集序》云：昔夫子作《春秋》以继诗，诗虽亡而《春秋》不亡，故《春秋》者，诗之所以赖以不亡也。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修纂，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此蔡平叔（霖按：蔡均字平叔）《东莞诗集》之所以作也。（略）是集也，于宋首纪竹隐（霖按：宋李用号竹隐），以其不仕元也；于国朝首纪罗山（霖按：明何真），以其能归命大明也。意良深厚。虽一邑而隐然系天下之重焉。（《翁山文钞》卷一）  

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赠蔡平叔姻家》诗，有句云：“前辈诗成东莞集，如公著述更从容。”注云：“平叔为九峰先生沈之后，所居东莞白市，近撰《东莞诗集》，表章本朝先辈。”观《东莞诗集序》全文，蔡均《东莞诗集》非仅为保存东莞历代诗作，而以纪诗来寄不忘故国的哀思。所以，当乾隆间文字狱盛行之际，蔡均的《东莞诗集》列为禁书，遭毁版。因此《东莞诗集》不见流传。  

第四站：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东莞茶山邓淳编成《宝安诗正》60卷。  

邓淳《宝安诗正·自序》说：每慨陈（霖按：指明陈琏）、祁（霖按：指明祁顺）二先生之《诗录》不可得见，而故家遗俗，多有文献无征之叹。常劝同人纂辑前诗，以为一邑之掌故，而日迈月征，迄无成局。余年已及耄，精神日竭，老病日增，不得已，草草成书，汇为60卷，名为《宝安诗正》。  

邓淳编《宝安诗正》时，年已七十有一，莞城诗人罗嘉蓉助其搜集故家文献。  

邓淳有诗，题云：《予辑〈宝安诗正〉一书，得罗秋浦（罗嘉蓉号秋浦）茂才助予搜采各处遗集，以备选录，书成，赋此纪事，并柬秋浦》。罗嘉蓉《宝安诗正续集·自序》也记叙：“丁未岁（霖按：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适邓朴庵先生侨寓吾里（霖按：朴庵，邓淳号。邓淳编《宝安诗正》时寓莞城西门马齿巷之拾芥园，与罗嘉蓉所居云根老屋相距不及百步）时相过从。论及《宝安诗录》，先生遂力肩其任，直欲继陈、祁二公而补辑焉。乃命余于各处故家搜求遗集，以备选录。”有罗嘉蓉为助手，故成书较速，年余，即已编成。罗嘉蓉，当年35岁。  

第五站：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罗嘉蓉编成《宝安诗正续集》12卷。  

《宝安诗正续集·凡例》云：“朴庵先生归道山四十五年矣。此四十五年中，又得若干人遗诗，并前集（霖按：指邓淳编《宝安诗正》）遗漏，今始得其诗俱编入续集。”“有年代事实可考者，备录之，以存梗概。”  

罗嘉蓉编《宝安诗正续集》之时，年已八十，幸有助手。罗嘉蓉《宝安诗正续集·自序》载：“斯时助余遍处搜罗者，苏子选楼之力居多，尤为笃好焉。”选楼，为苏泽东之字。是年苏泽东34岁。  

第六站：1913年，苏泽东编成《宝安诗正再续集》四卷。  

苏泽东在《宝安诗正再续集序》道其编书的原委云：今秋浦已归道山，继而作古者又若干人，江山文藻，世界沧桑，设不及时搜罗，则茂陵遗稿，几何不见蚀于蠹鱼？变革后地遭兵燹，人多迁徙靡常，遗书十不获一，采访綦难。然阐幽光，挽坠绪，正吾辈之责，所谓“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余固陋不文，讵敢上追巽川先哲？但桑梓耆英，忍睹其风雅之沦亡，没世无称欤？故仅就见闻所及，再续纂之，又得数十人。其中耆旧师友，或有遗闻佚事足资考证者，撰为《祖坡吟馆摭谈》缀之于编。  

第七站：1924年，张其淦总其成，经两次编纂，成《东莞诗录》65卷。  

《东莞诗录》成书，襄助之功，苏泽东为第一。张其淦能总其成首先要有邓淳的《宝安诗正》。张其淦用的《宝安诗正》，是苏泽东提供的。苏泽东叙其过程说：邓征君殁已四十余年，稿（霖按：指《宝安诗正》）犹待梓。余惧其久而失传也，诣邓氏之庐，访其侄孙南坪茂才，借得此书，归录副本二：一代豫泉（霖按：张其淦字豫泉）太史抄存；一珍藏敝箧中。（略）惜邓氏后嗣式微，汉书代薪，稿复云散烟消，悬金觅之不得。（《宝安诗正再续集序》）  

张其淦在山西黎城知县任内（1895─1899年）得《宝安诗正》，遂以之为底本，着手编辑《东莞诗录》。首次编于宣统二年（1910年）安徽提学使任上。张其淦自道：“邓征君辑有《宝安诗正》60卷，（略）吾友苏选楼向其后人借抄，余得是书，宦晋宦皖，无日不在行箧中也。（略）公余之暇，删其烦芜，芟其累句，得《诗正》十之六七，编为《东莞诗录》。”第二次编于民国十年（1921年）稍前，其时移居上海。张其淦自言：“苏君选楼茂才与罗秋浦明经，于邓朴庵征君辑诗之后，复搜罗吾邑人诗，得百余人，名曰《宝安诗正续集》。吾借观之，因采入《东莞诗录》之内。（略）于是《诗录》告成，析为卷六十五。”民国十三年（1924年），刻于莞城所居之寓园。“独任剞劂之费，阅数岁而书成。”（张其淦《东莞诗录·后序》）。  

欲窥东莞历代诗作，《东莞诗录》有大量的诗篇；欲研究东莞诗歌的发展，《东莞诗录》有丰富的素材。以诗总集而论，广东各县恐无出其右。  

笔者莞人，生与斯，乐于斯，爱乡之心与生俱来；又家本业儒，青箱世守，连续舌耕于莞城者四世矣。以此故，爱东莞文献之心，自垂髫始。弱冠后，为研究东莞历史文化，肄业与教书，课余之暇，沉湎于研究素材的搜集。交邑中之父老，聆逸事于故家；访莞籍之遗珍，抄丛残于午夜。五上都门，七临宁沪，东来泉郡，西履昆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居址近而莞籍丰，更为常至。“文革”中期，一闻中山图书馆开放，即入馆借抄，由南馆抄到北馆，由北馆抄到文明路的新馆，任教华南农业大学的7年里，除出远差外，每周三日抄书于中山图书馆。自回东莞，75岁以前，平均每月五天读莞籍于中山图书馆。时间累加，足有20年之久。四出访书，飘零湖海，最普通的交通费必不可少。低廉的住宿费，粗粝的伙食费，高价的复印费，以一按为单位计费的拍照费，长年费用累加，现在的一个单元的商品房，可以买到有余了。  

一次，在北京柏林寺阅读东莞古籍半载（明代的柏林寺是当时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特藏部），一日晚归，华灯已上，饥肠辘辘，偶有所感，口占一诗，中有拙句云：“他年邺架翻缃缥，多少芸编认指痕。”聊以自慰之情，当为识者所笑。  

现在《丛书》出版了，读者诸君，晴窗展卷，珍籍罗前，毋须履笔者当年舟车劳顿之苦，毋须茹笔者当年节衣缩食之辛。真令人羡慕不已，真令人羡慕不已！

【撰文】杨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