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在岭南近67年的统治中，面对西汉王朝政治上的安抚和经济扼杀政策，机动灵活地处理了同西汉的外交关系，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在内政方面采取“和辑百越”政策，重用越人，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提倡汉越两族通婚，正确地处理了汉越之间的民族关系等。赵佗治越大力推行秦汉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和纪年、历法，推广汉族语言文字，与中原“书同文”“车同轨”，全面实行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民族融合。特别是他面对主多客少的现实，以王者之尊依从诸越风俗，“魋结箕倨”自称为“蛮夷大长”，又任用越人为官，使汉越关系日趋稳定和谐。中原儒家文化逐步渗透到南越社会的各个方面。唐代龙川进士韦昌明在其《越王井记》中曰：“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也就是说，惠州历史上第一位进士韦昌明，是赵佗治粤期间推行“和辑百越”政策，促进中原文化与岭南古越文化融合，再经过历史的潜移默化后产生的。

赵佗“和辑百越”“以其故俗治”的教治方略，使岭南在封建化的过程中既坚持中原儒家文化的主导作用，又尊重和保持古越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奠定了岭南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如物质生产的多元化，制度文化上的多种特色，精神文化中汉、越、楚文化的包容并存等。这种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生态，是涵养岭南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使之始终具有开放、兼容、创新、务实的文化特质和生命活力，这对后世乃至近现代岭南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论者指：“始皇用兵五十万，而越人挺身抗拒；后来赵佗孑身处于岭外，鲜动兵革而百越靡然顺从。”《汉书·高帝纪》说：“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笔者按：即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他们对赵佗治越的成绩，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当然，也有不少史家对赵佗治越时期的教化实绩表示了不满，其中尤以清初的屈大均批评得最为尖刻。他说：“佗之自王，不以礼乐自治以治其民，仍然椎结箕踞，为蛮中大长，与西瓯、骆、越之王为伍，使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则尉佗之大罪也。”在《广东新语》的另一处，屈大均又说：“佗非其种族，故宜其弃冠带，反天性，甘与羸国之王争雄长也。夫使南越之不得早为宗邦，渐被圣化，至汉兴七十有余载始入版图，佗诚越之罪人也。”

屈大均上述对赵佗的批评，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汉室为国家正朔的种族意识。在满族颠覆明社入主中国的特殊背景下，作为胜国遗民的屈大均作如是说是不难理解的。而赵佗当年为维护南越政权，一度封关锁国，阻断岭南与中原的联系，导致汉王朝对岭南的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如禁止输出“金田铁器”，马牛羊“予牡，毋予牝”（只卖公不卖母，使无法繁殖）等，也确实使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错过了“文景之治”的历史机遇，因而拉大了与中原的差距。不过，屈大均批评的着眼点主要并不在经济建设，而在文化认同，是赵佗实行汉越融和政策时并不总是以中州礼乐为“圣化”标准。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赵佗立国称王之后竟“仍然椎结箕踞，为蛮中大长，与西瓯、骆、越之王为伍”。赵佗是否为“越之罪人”，这里且先不论，至少“南越人九十余年不得被大汉教化”的历史事实表明：缚娄国虽为秦军所灭，但古国的文化风俗并没有被征服者完全消解或同化。相反，它在赵佗“和辑百越”的政策扶持下，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