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一代人的印象里,从形象到精神,她与央视完美和谐,大而言之,她代表着女性无懈可击的端庄之美。在舆论强力归纳的本领之下,公众人物或多或少带着标签的痕迹,而董卿不一样,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符号,台前幕后如此统一,这是探索董卿所能感受到的最奇妙之处
(原标题《完美孤独者》)
董卿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董卿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董卿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全文约9932字,细读大约需要25分钟
“卿姐为什么就不饿呢?”
如果全世界员工都会偷偷讨论老板,那在属于董卿的谈资库里,这一条无疑非常靠前。在《朗读者》设在北京板厂胡同四合院的机房里,很多加班夜晚的固定剧情是:一圈人围着一个大工作台,董卿坐在中间,偶尔会抬起手腕看表:“呦,都9点啦。”“哎呀,都10点啦。”话音落下继续埋头工作,经常到十一二点,那句“后文”才会出现:“哎,好像该吃饭了。”节目总导演刘欣总结,如果世界上有一种药,吃了它可以七天不吃饭,那么这种药特别适合《朗读者》节目组。
这个招牌主持人从荧屏上走下来,显得清瘦许多,脸色也微微憔悴。但她身体里那个散发气场的“核”即使在连续熬夜数周的疲惫之下,依然运转不息。连续10小时不吃饭的她,在全神贯注地从图库的无数张金色夕阳中,寻找“意境最好”的那一颗太阳,用作一个画面的背景图。一个机房员工告诉我,她宁可去厕所里吃一块糖补充体力,也不会接下董卿看表的话头说一句“卿姐,是不是该吃饭了?”但她又很坚决地说,这绝对不是“害怕”董卿。实际上,董卿是一个即使在工作中发火也从不提高声调的人,但是她的工作状态,很容易使其他人在映衬之下感觉“心虚”,这是她犹豫许久找到的一个相对准确的词。
刘欣说过一句感慨,《朗读者》播出之后,很多人给他发信息,说这个节目做得多么精致,“但精致的背后是什么?”刘欣说,每一档综艺节目的幕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苦,但对董卿来说,她审片子用的不是放大镜,是显微镜。“怎么才能阻止卿姐看电影?”这是属于这个工作狂老板的另一句谈资:董卿经常看电影,而且完全遵循电影的标准在审片子,这样的要求意味着什么,用刘欣的话讲:电影和电视节目之间,那隔着一个电视剧呢,电视剧上头还有一个纪录片呢,包括镜头、光线、声音……所有的质感。
这是显微镜下《朗读者》的审片工作量:1秒24帧,每一帧逐格去看,每一帧都按照那个标准修改,每个镜头3至5秒,而节目共计90分钟。把沙子堆成山。
一些员工背地里会偷偷地哭。而董卿的疲惫,似乎只流露在采访时平静的描述之中:“机房像一个黑洞,把你所有的都吸走,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热情,耗尽在那个地方……特别可怕。”但工作时,在团队成员眼中,董卿的精力在持续高强度的消耗之下,仍然可以做到无人可及(至少在这个团队里)的均匀输出——包括最后一刻。8月3日清晨5点,团队最后看一遍将在当晚8点播出的片子,那是经过一天两夜的修改后“完美”的版本。“终于结束了。”所有人都这么觉得,直到一个4秒的镜头闪现,董卿暂停,思考片刻,推翻,重做,又回到庞大的素材库中。
什么感受?刘欣说:“没有。在那个时候,人都麻木了,懵了。”
《朗读者》 第二季最后一期播出前一天,董卿和编导团队在机房审片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然而,“精准高效、超长待机”,这些属于“工作机器”的定义,和董卿放在一起,既准确又违和。她的一切仿佛只有工作,想要捕捉董卿生活化的一面太难了。我问过一名两年来跟随着她的工作人员,想找到和大家一起聚餐、唱KTV、举办Party等任何休闲状态下的董卿,对方的回答是:“天啊!没有。”
那是瞬时扬高的惊讶的语调。那些画面,安在董卿身上,像磁铁向两极弹开。
是因为《朗读者》的压力吗?仿佛并不是。把时间轴向前推,那些在各式新闻中被介绍为“董卿的朋友”的人,和董卿一起吃喝玩乐的经历,康震,没有;白岩松,没有。提到董卿,他们会为“朋友”选择一种谨慎而特别的表述:我们是“一种类型”的朋友。多么努力的回忆,话题仿佛也没有侵袭到工作之外。倪萍直率一些,她说如果说董卿这个人有什么缺点,那只能是,她不爱与人交往,“董卿这个人,从不浪费时间说闲事。”
从不浪费时间?一个反例出现了。8月2日,《朗读者》去长城拍摄,由于一些意外因素堆积,最后一期的采访、拍摄、剪片、审片要全部挤在两天之内,8月4日它们将在电视荧屏中亮相,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有一个拍摄任务是董卿爬长城,这个镜头在片花中出现的时间预计在5秒以内,且是远远一个小人影,替身完全可以胜任。董卿坚持要爬完整段长城,烈日下,接近一小时,身边的人都劝,董卿直到爬完也没休息。
对董卿来说,它关联到张艺谋说过的一个小故事。在新疆拍电影的时候,张艺谋偶遇老同学邓伟一个人在雪山上走,什么事儿也没有,就只是在呼啸着雪片的大风里走,身上全是雪,张艺谋问他是不是有病啊。邓伟说,他要磨练自己的意志。
2016年,《朗读者》第一季即将录制,这个似乎有些清高的节目到底能不能赢得市场,所有人都没底气。刘欣记得,那个时候压力特别大,董卿不多说激励的话,也是领着大家去爬长城,酷暑季节,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董卿没有明确说她想要在“爬长城”里注入的意义,但刘欣感觉,团队拧成一股绳,往上一步一步爬,用这样的方式唤醒心里的某种潜力,这就是董卿想要的过程和仪式感。没有人是永动机,董卿也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力,推动自己的超负荷运转。
但是,慢着,在这些碎片里面,工作机器和精神燃料的形容无比贴切,违和的部分又是什么?
或许只能是“机器”这个冰冷的词附带的理性暗示。但董卿,她那么温婉,甚至,那么爱哭。在荧屏上,嘉宾说起一些私人体验的话题,董卿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性别是对立的两端,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则往往是一个渐变的光谱。而董卿美丽、感性,是一个纯粹的“女性”,把她的名字放在搜索引擎里,跟在后面的总是这样的标签:女人味、女人最美的样子、岁月从不败美人……
主持人董卿和几乎一代人的成长记忆连接在一起。在《朗读者》舞台上倾听和流泪的那个董卿,在更多人眼中,在另一个节目里,成功地接下了她一直拥有的那些标签:端庄、优雅而知性。一个因为节目近距离见过好几位主持人的家伙评价:董卿就是董卿,她就是女神,她什么时候都是女神——你看×××,在台上端着,下了台说话就抠耳朵。
但他仍然觉得,眼泪更像董卿的一个“缺口”。他说他更喜欢《朗读者》里的董卿,因为节目和嘉宾?不是,只是因为那个舞台上的董卿“更亲近”。是因为那里面的董卿“泪点低”吗?他松懈下来:好像是这样吧。
找到了树枝,他迅速开始爬树:春晚的董卿也很好,还是感觉稍微端着一点,董卿这个人有一个特质,她在节目里如果掉眼泪,特别打动人,时候把握得特别好,你也想跟着哭。
从某种程度上说,绕过谦逊的壁垒,除了“努力”这个宇宙公理,“我是一个爱哭的人”是最贴合董卿的那句回答。眼泪是她为数不多的缺口,自小,即使爸爸妈妈就在旁边,她也会在电影感人的地方,一边尴尬一边流泪。
倪萍记得有一次在录制《艺术人生》的现场见到董卿,那时她刚刚调到综艺频道没多久,倪萍对她说,战士要打仗才能成为将军,如果每一次都把你派到最重要的现场,你就要全力以赴,未来才不留遗憾。“董卿一下子,两只眼睛都眼泪汪汪,握住我的手。”在那之前的两年,董卿只身前往北京,自己租房,晚上回家推开门,四个箱子站在灰尘里,有时候,她想拎上箱子,转身就走。
那时候的董卿,工作中如果有一点点小疏漏,领导说,今后要注意啊,她就在会议现场,当着同事的面,掉下泪来。而现在,在高压的工作状态之下,董卿说:“眼泪已经流不下来了。”反而是在一切准备妥当的荧屏上,成了她最放松、最不设防的时候。
和董卿谈话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到她的自我评价与现实的某些分歧(或许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高要求所导致),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不讲究”的人,但她会在拍摄中认真地说“我是公众人物,应该注意形象”,连央视著名化妆师徐晶也觉得董卿是一个在这方面很苛求完美的人,有时候会为了一身衣服的搭配,跑遍半个城市;她认为在《朗读者》团队中,大家的观点是你来我往的过程,但她的强势在整场会议展露无遗,昔日搭档康震笑着说,“董卿……我有时候得说点反对的意见,她小姑娘小伙子的话都不听,她的意见就是整个会场的意见。”
在董卿的朋友中,“董卿有什么优点”和“董卿有什么缺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统一:完美主义的硬币两面,努力和“用力过度”。白岩松用一种竭力斟酌字词的缓缓慢速语气,这样评价他这个“一种类型”的朋友:“或许董卿……可以更从容放手让团队做很多事情,完美主义有的时候让团队伸不开更多的手脚,她可以更从容开阔,听不同的声音。”
董卿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我特别舍得把自己给出去——对话董卿
需要鸡汤的人多了,熬制鸡汤的人也就多了
人物周刊:《朗读者》第二季播出之前,你提出过要增强节目的思辨性,迄今是否满意?
董卿:满意。
人物周刊:“思辨”体现在哪里?
董卿:对当下的社会话题有更多关注。任何人都不是单独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的,他总是跟你周边的一切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们关注到了带有一定新闻性或者社会性的话题,也希望能突破《朗读者》作为一个纯粹文化节目的边界。比如《痛》这一期,女童保护是全球关注的话题,我们看到早几年奥斯卡颁奖礼或者艾美奖颁奖礼上,很多海外名人在参与这样的呼吁,所以去年筹备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话题。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有与国际同步的视野。
人物周刊:会主动寻找社会议题?
董卿:如果可以的话,会。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新闻节目,也只能在“如果可以”的范围内。
人物周刊:很多人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催泪,你觉得这是好的倾向还是不好的倾向?
董卿:都不是。看一个节目流泪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好节目,或者它是不好的节目。我们从来不以是否能让大家流泪来考量,从来不,它绝不是我选择的标准。
人物周刊:情感释放和理性思考,彼此的内容会相互挤占吗?
董卿:情感和思想并不矛盾,有思想的人难道就没有情感吗,有情感的人难道就没有思想吗?情感不好吗,什么时候这个社会变得一说情感就变成羞愧的事情了?如果流眼泪、说感情、说情怀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就崩塌了。
人物周刊:嘉宾励志向上的人生经历,你觉得是否太过共性?
董卿:难道我应该去选择那种特别颓废、特别丧、特别灰,让人看了想去死的人吗?
人物周刊:不是。但《朗读者》是读书和读人生,而人生具有更丰富的层面。
董卿:你为什么爱读书?读书难道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安慰吗?读书难道不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去生活、认识这个世界吗?其实我们也不叫读书节目,我们是做一个和文字有关、和文学有关的节目,它的目的和初衷,是听别人讲的时候,能获取一些启示、感动,从对方的成长中获得力量。我把嘉宾请来,是认为这个人有价值,从他的经验当中可以获取很多营养。我的确有这个目的,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获得心灵的抚慰。
人物周刊:既然和人生经历捆绑,那嘉宾会提出想读自己写的东西吗?比如日记之类。
董卿:有些嘉宾也曾经提出,“我能不能读我自己的东西”,但如果不是专业文字工作者,一般我们不太会同意,因为我觉得作为这样一个节目,它一半是访谈,一半是在读文字,那个文字必须是有含金量的,虽然说青菜萝卜各有所好,但它还是有一个质量的标准。作家可以,作家是我们导演特别钟爱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是靠文字吃饭的,相比普通的人群,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人物周刊:会有意选择励志人设的嘉宾吗?
董卿:不,其实我们对已经有比较鲜明人设的人上《朗读者》是有顾虑的,我们希望他的人设是我们节目给定下来的,而不是说这个人已经有了,再到我们节目里来给他刷层漆。
人物周刊:比如嘉宾俞敏洪,他身上就有昔日的鸡汤教父人设。
董卿:俞敏洪的故事有它的价值,他提炼出来的鸡汤是建立在他自己非常扎实、也并非一朝一夕的奋斗的过程当中的,对不对?而且他一直到今天依然处在一个焦虑和不安的境遇当中。人的多面性也不是没有体现的。
人物周刊:在意《朗读者》被贴上“鸡汤”这个标签吗?
董卿:不在意。所谓鸡汤恰恰说明了今天受众的一种浮躁,需要鸡汤的人多了,所以熬制鸡汤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这是正常的。他们只见到最后那个汤端上来了,但这是一只什么鸡,这只鸡是在山里养的还是在农场养的,是公鸡还是母鸡,养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鸡肉我炖了一小时还是一天,他不管。对于我们来讲,这只鸡是我从山里抓来的,我褪了毛、杀了鸡、炖了一天,把最最精华的部分提炼出来,连汤带肉给到你了。所以就算说我们节目在做鸡汤,那我觉得这个鸡汤也是高浓度的、极具价值的。
《朗读者》 第二季,董卿采访嘉宾吴孟超
我做了认为对的事情,不需要回复质疑
人物周刊:会不会看网上对你和《朗读者》的评价?
董卿:也会。
人物周刊:印象比较深的负面评价是?
董卿: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一个情感节目,是一个爱哭的节目,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读书节目。看客有他自己的想法。
第一季的时候,有一个我比较尊重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他当时是为了开一个研讨会在网上搜我们的节目,看到斯琴高娃在哭、徐静蕾在哭、麦家也在愁眉苦脸,他根据这些评价我们是一个哭的节目。可是网络传播有它的属性,那些东西是传播最广的,他没有时间来看完整的节目,就断章取义地评判你,这让我觉得有些忿忿,但也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这人属于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后也心平气和了。
人物周刊:对这些在意吗,会天天搜吗?
董卿: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但不够自信的人才天天搜,我不太搜。
人物周刊:的确有人说在《朗读者》中,你的泪点变低了。
董卿:没有“变”,我一直是泪点比较低的人。从记事开始,我就很容易被感动。有一次我跟爸妈看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被冤枉了的黑人要执行死刑,看到他那种恐惧和无辜的眼神,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我就觉得特别难为情。现在也是,看一篇文章、一篇报道,甚至那么一个片段,我也会感动。最尴尬的是在飞机上看电影看得哗哗哗,边上的人像看怪物一样看我。我一直不想去改变,这是本性,很难改变。
人物周刊:《朗读者》里催泪的内容是不是计划中的?
董卿:其实后期剪辑的时候,剪掉了很多我哭得比较明显的镜头,我怕别人说节目有一种引导性。
人物周刊:跪地采访许渊冲引起的讨论,你怎么看?
董卿:我觉得今天的人所关注的点永远让你觉得啼笑皆非,我看到了好多关于这事的标题,什么“跪下去的是身体,站起来的是精神”,我当时就说,我干主持人已经23年了,嘉宾的位置比你低很多的时候,小朋友也好、残疾人也好、坐轮椅的老人也好,你很自然地就蹲下去或者跪下去,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个事。不过他们也可能借此来弘扬一种礼仪,这样我也不反对,我觉得我不发表任何看法。
人物周刊:荧屏上的言谈举止,遇到类似的过度解读你担心吗?
董卿:有一些(担心),但没办法去控制别人,只能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了。我做了我认为对的事情,就不需要去回应那些所谓质疑的声音,要一一去回应的话,就没有时间去做你该做的了。
我敢、我愿意做那个负责任的人
人物周刊:假如你是《朗读者》的嘉宾,会选什么主题词来朗读,想过吗?
董卿:“第一次”。
人物周刊:为什么?
董卿:因为第一次意味着尝试和进步。你也不知道这个开始对日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如果有很多的第一次,人生会变得不一样。第一次的后面是无数次,无数次才酝酿了第一次。就像我自己,也是无数次上台,无数次拿麦克风开口,无数次对着那个机头灯讲话,所有的酝酿、积累、沉淀,才会有那么一个第一次。第一次,和之后的无数次,有一种很奇妙的关系在里面。
人物周刊:你看重这种仪式感吗?
董卿:确切地说是意义。
人物周刊:“知性”“优雅”等公众标签,加上《朗读者》期间的“知识分子”“才女”,这些标签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董卿:有,但还好,可能会成为一种推动力,会下意识地去充实自己,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
人物周刊:标签之下,说一个你认为的弱点。
董卿: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偶尔会急躁,团队可能会看到我比较狰狞的一面。
人物周刊:急躁的导火索是?
董卿:工作达不到标准。我最近一次比较厉害的发火,是在上一次录制现场,我们请来了数学家丘成桐,他是对整个世界的数学发展都有巨大贡献的人。他当时读《归去来兮辞》,但他的口音重,观众在听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吃力。我之前要求加上字幕,但出现的问题是,它永远和嘉宾朗读的语速对不上,要么就快了要么就慢了。当时我就蛮生气的,因为我觉得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而耽误了嘉宾和观众的时间。我当时就跟那个导演说,你知道丘成桐的一分钟意味着什么吗?他的一分钟可能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改变、人类的进步,你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他只要在这一分钟里面有一个发明、有一个新突破,这对我们人类社会都会有影响。那个导演后来哭了。
人物周刊:你哭过吗,工作的时候?
董卿:他们经常问我,你那么累,有没有哭过?没有。因为所有人都在看着你怎么把这期节目做出来,这种状态下,你会有特别强的防备心,就是“我有重任在肩,我要把它做好”,那种时候你不太可能去掉眼泪的。掉眼泪往往是出于一种极端的信任,人在设防的时候是不可能流眼泪的。
人物周刊:在团队中,听说你是比较强势的角色。
董卿:其实在任何团队里,最终是要有一个能说话算数的人,这无关强势或者不强势,而是有一个要负责任的人,他(她)有一个肩膀,必须扛起团队的担子,做定海神针,无关强势,只是你敢不敢、你能不能、你愿不愿意。我想说我敢,我愿意。
人物周刊:遇到过磨合问题吗?
董卿:整个团队从第一季开始,就是从各个地方抽调出来的,有些之前是做真人秀的,有些是做纪录片的,有些是央视的。所以可能各个团队的风格甚至做节目的理念都不一样。去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看片子,我告诉他们哪些片子是值得参照的,哪些片子不是我们的风格。这就能让所有人慢慢知道你想要什么。
我这两年在台底下的表达超过了过去五年说话的量,我一直少说话多看多听,但当你做了这个角色,你就不得不多说,说到你觉得筋疲力尽、口干舌燥。
人物周刊:你容易被说服吗?
董卿:我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经常他们说了很久,也没有说服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固执己见。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明确我到底要什么的人,你把你想说的事情说清楚了,我能够按照你说的去做,说不清楚,那对不起,你就别说了。
恐慌被取代,恐慌别人把你遗忘
人物周刊:你曾经做过冲动的决定吗?在你的整个人生里面。
董卿:我觉得我当时想要做《朗读者》就很冲动,不知道这事到底能不能做成,如果做成的话能不能做好。经过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既没有人手,也没有经费,还没有节目的编制。
人物周刊:听说这个节目计划很久……
董卿:但很难。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做。在台里一个项目要立项是要经过好几层的,先是分管领导、频道总监,然后台编委会,一次一次地阐述才能立项,立了项之后才可以到广经中心,作为项目去找赞助商,然后去找团队。团队也不是一个两个就能够做成的,最开始就一个、两个,然后到三个、四个,慢慢地,才有了《朗读者》。
人物周刊:之前采访说爱读书是做《朗读者》的初衷,你平时读什么类型的书?
董卿:主要是小说,文史类。看《简爱》的时候,会觉得女性在面对爱情时,希望是平等的。还有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为了爱情不惜飞蛾扑火,其实我们都可能在某些时候有过这样的冲动。
人物周刊:现在还有时间读书吗?
董卿:独处时间会变得很少、很奢侈,因为很难保证3点、4点、5点到家以后还能阅读,这是做这个节目小小的失去的东西。但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永久的状态,因为我们是一个季播节目,我们已经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了。
人物周刊:遗憾吗?
董卿:遗憾,也有获得。没想到会那么困难,如果是这么这么难,而且要舍弃这么多,也许我会再想一想。但我想说一个最开心的事情,是最近喜马拉雅反馈给我的一个数据,当时播出了八期,收听已经是1.2亿了。意味着什么?八期也就是两个月,突破了1.2亿的收听。但最让我高兴的不是这个数据,而是前5的排名里,除了胡歌、张一山是因为粉丝经济以外,另外三位全部是非演艺界的,薛其坤、贾平凹,还有黄泓翔。这三个人朗读的内容,文言文、方言、中英文,我们之前一直担心大家能不能明白,能。
人物周刊:舆论有让你担忧恐惧的时候吗?
董卿:恐惧是内心的,特别是当你成为所谓的最好的主持人,得到了很多美誉,你就很害怕失去,所以片刻都不敢停下来,如果强迫自己做一个停止,那个时候会很害怕。你只知道你失去了什么,但你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就会很恐慌。你会恐慌你20年获得的东西没有了,恐慌被取代,恐慌别人把你遗忘。
2016年9月5日,北京,左起:撒贝宁、李昌钰、董卿、王力宏录制 《挑战不可能》节目
一点一点突破,树立自己的风格
人物周刊:有新闻说,你离开春晚,是为了陪伴家人?
董卿:其实上不上春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决定,人上或者不上,不是个人意愿。站上春晚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永远的舞台。我2002年到中央电视台,2004年底就进入了春晚剧组,可能每一个人都是从站在最边上的那个位置,慢慢通过努力一点一点站到最中间的位置、所有目光都看着你的那个位置。但那个位置一定不是永远的,这个是我很早以前就很清楚的。
我为什么会特别刻苦、特别努力,为什么那么不爱惜自己;我为什么作为女性,可以熬大夜——他们说女人不能受累、不能受气、不能受寒,我全受了;我会生白头发,会长皱纹……我特别舍得把自己给出去,可能也因为知道不可能永远在这个舞台上,所以要做最好的自己。
人物周刊:没有失落?
董卿:对,我特别平静。朋友说你别看了,赶紧去度假吧,就好像出了什么事似的。我觉得我就在家里吃年夜饭,吃完饭赶紧把电视打开,就像很多年以前没有上春晚的时候那样。惟一不同的是,现在年夜饭吃得更好了。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第一次陪父母看春晚,聊了什么?
董卿:父母跟我一样,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说以前你上,就总有不上的一天对不对?不上就好好过年,不是说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而且毕竟我从电视里的人变成了一个身边坐着的人,对他们来讲也蛮愉快的。
人物周刊:有没有哪个瞬间,觉得“时代不属于你了”?
董卿:不是占据了哪一个平台你就占据了时代。现代社会各领风骚多少年很难判了。人的成长、成熟、衰老是一个自然规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成熟,可以通过努力让你的有效期变得更长一些。
人物周刊:晚会舞台的局限和个人风格有妥协吗?
董卿: 任何一个节目、任何一个平台,都有它的属性,你总会受制其中。传统媒体有传统媒体的方式,网络节目有网络节目的风格,没有一种是完美的,但你要判断自己更适合哪一种。
人物周刊:你当时的困扰有哪些?
董卿:比如说一个节目有太多的游戏环节,我就不是很喜欢了,就是没完没了的蹦跳那种。过了蹦蹦跳跳的年龄吧。我总是努力想说一些我认为更有价值的。其实这二十几年来,我就是一点一点在突破,一点一点在探索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能在什么时候说,说写什么最合适。
全国有一支庞大的主持人队伍,真正能形成自己风格的很少,而真正能被大家记住的屈指可数。所以这里面可能会有限制,但更重要的是人。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限制,你抵触吗?
董卿:作为一个主持人,当主持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以后,就是你明白你不是简单的传声筒,你是一个人,你在节目当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那么我就会去想,就会开始改一些文案。但不是所有撰稿人都乐意你改他的稿子的。
人物周刊:有过争执吗?
董卿:可能不小心是会让人不高兴。有时候撰稿人写的东西是有套路的,我尽可能尝试加一些感情和一些观点。但主持人说的话是可以剪掉的,你可能准备了很久,被剪辑掉,这就会受到一些打击,觉得时间都白花了。
人物周刊:想过放弃吗?
董卿:没有,我要做得更好,做到你剪不掉我的话。
人物周刊:央视在你眼里有哪些功利的地方,哪些温情的地方?
董卿:央视既不功利也不温情。用“温情”这个词来形容一个单位……并不合适。单位是一个客观、理性、职责分明的地方,一个工作的地方。你是谁,你要做什么,把什么事情做好、对谁负责,这些是最重要的。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被别人认可?就要全力以赴,获得机会。
人物周刊:有没有不公平?
董卿: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央视相对来讲是比较公平的一个舞台。我很感激央视,不是套话。
人物周刊:你认为央视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吗?
董卿:我觉得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可能是我自己忽略了性别,我从来没有想靠我的性别优势去获取某些条件,没有因为是年轻的有些姿色的女性,就可以怎样怎样,如果这样做,你会自食其果。反过来讲,因为我是女性,所以我可以不用像男人那么拼命,我也不太考虑这个,在我眼中,男性和女性都只是在这个平台上工作的人而已。
中国人物类媒体的领导者
提供有格调、有智力的人物读本
记录我们的命运 · 为历史留存一份底稿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63期
文 / 本刊记者 韩墨林 发自北京
编辑 / 翁倩 rwzksta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