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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圳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建筑，晶都酒店承载了很多历史文化记忆，但将要被拆了。

1月16日，南都刊发了政协委员提案指“深圳‘短命建筑’多”的报道。在深圳“二线关”正式退出历史的大背景下，这个现象也引发了人们对深圳城市更新、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等问题的深层思考。南都记者梳理了深圳“短命建筑”的经典案例，从这些案例出发，探讨深圳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

晶都酒店，1988年开始营业以来，成功接待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31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

南油酒店曾与附近的南油大厦被一起称为“南山地标建筑”，是不少南山人的深圳记忆。（图片来自网络）曾经的“深圳地标”们

作为深圳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建筑，晶都酒店高三十层，建筑面积55000平方米，从1988年开始营业以来，成功接待过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31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

然而，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酒店却即将被拆除，该片区将被一座高楼所取代。为何这座地标性酒店，使用不到30年即被拆除？记者从罗湖区城市更新局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相关企业对于晶都酒店的拆除更新申请已经有年头了。“晶都酒店片区申请更新改造的时候，是通过了《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的各项要求的。”工作人员表示现在还在洽谈中，并未最终确定下来。

同样作为地标建筑，南山区的南油酒店2016年被拆时，也同样引发了讨论。位于东滨路上的南油酒店，于1987年3月建成试营业，原名“东滨酒店”，与附近的南油大厦被一起称为“南山地标建筑”，是不少南山人的深圳记忆。

然而，南油酒店的命运转折点，始于深港西部通道建设。2005年，东滨路因为封闭施工，沿线商家陷入困境。因此，南油酒店决定于同年关门歇业，没想到一歇业就是11年，昔日风光无限的南油酒店成为一栋彻头彻尾的烂尾楼。

2016年年初，南山区住建部门、城改部门以及规土部门负责人在整治活动中表示，该酒店烂尾至今已经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重新装修已不可能，只能推倒重建。随后，街道和施工单位制订了拆除方案，并于同年6月拆除完毕。

“短命建筑”不只深圳有

根据深圳市相关规定，“旧住宅区申请拆除重建城市更新的，建筑物建成时间原则上应不少于20年；旧工业区、旧商业区申请拆除重建城市更新的，建筑物建成时间原则上应不少于15年”。南都记者查阅了深圳大部分已经拆除的建筑，大部分都符合规定，满足15年、20年的基本要求，但在外地，有的建筑甚至盖了几年时间就已经被拆除。

根据媒体之前报道，云南河口斥资2.7亿元建设的“中国—东盟河口国际旅游文化景观长廊”，在建成3年后花费了3亿元进行拆除；建设投入约8亿元、曾是亚洲最大室内足球场的沈阳绿岛足球场，在使用不到10年后因“使用率不高”被爆破拆除；更有甚者，2016年从未投入使用的118米高的环球西安中心金花办公大楼被爆破拆除，被称为“中国第一爆”……

“短命建筑”被拆的原因包括：地产开发、城市规划、设计失误、使用率不高等，除了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消耗建筑建材、耗费人力物力以外，也拉低了全国建筑的平均使用寿命。根据媒体之前统计，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在30年，而美国建筑平均寿命在74年，法国102年，英国则在132年左右。

聚焦地产变现？ 城市发展？ “短命建筑”成因复杂

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师孟岩表示，中国城市更新目前遇到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转变观念。中国人习惯用“抛掉”来拥抱更新的事物，城市化进程中的建筑也不例外。尤其是当前被地产思维主导着的城市更新中，表现尤为突出。在以金钱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的规则里，城市的空间资源变成了“数字”，“社会文化在资本面前太弱了”，孟岩说，政府的作用是保护公共利益，一方面要释放土地价值发展城市，另一方面也要维护其他人群的利益，政府要在其中做好平衡和协调。

除了孟岩，昨天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分别就南都提出的“如何看待深圳‘短命建筑’”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市人大代表杨勤表示，他从1985年来到深圳，眼看着城市一直在变化，当年的一些道路交通规划很快就不再适用，必须得不停改变，好跟上深圳发展速度和极具膨胀的人口，他认为，“短命建筑”其实是一个城市选择题，每个城市都会遇到，只不过在深圳这样一座发展速度快的城市尤其明显。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首席建筑师冯果川说，深圳上世纪80、90年代建设的很多建筑有改造的余地，决定性拆除的理由是暴涨房价，高地价让存量土地上的“老建筑”岌岌可危，“深圳建筑是被迫变成的‘短命’”。

而市政协常委王富海则以晶都酒店举例，他说晶都大厦形成一个Y字形，它的拆除重建是与蔡屋围的整体改造捆绑在一起的，有经济上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他支持晶都酒店拆除。但这只是一种情况，实际上不同案例要不同分析，如果能在做好规划更新的同时，还能保留一部分文化，这当然是最佳方案，不过做到两者兼具，政府就要付出更多的财力、物力。

找到公共开发价值，用最小代价完成城市更新

未来，在深圳的城市规划中，这些“活在”特区的建筑命数几何？“短命”的故事还会再上演吗？或者，更有甚者认为，深圳是不是未来还将出现更多的“短命建筑”，作为城市建设快速推进的代价。

谈到这个问题，众多专家都表示，尽管知道这是城市更新的正常现象，但依然不希望出现越来越多的“短命建筑”。王富海就说，他认为“短命建筑”这个提法不是很好，希望能够找到城市建筑的公共开发价值，用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城市更新。

而孟岩则从城中村的角度出发，来阐释这个问题。他说，10年前深圳对待城中村的态度是统一的一刀切，认为城中村是城市的毒瘤，评价全为负面；10年后，这座城市逐渐认识到城中村在城市发展的近40年中起到的默默支撑的巨大作用，消化了一半的城市新移民。政府主管部门的态度也已经发生着转变。“现在悬在头上的‘剑’更多的还是资本”，孟岩说，改变是有的，但需要时间。

谈及具体如何操作，孟岩称国际上也有相当的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资本并不是洪水猛兽，需要政府加以规范和利用”。孟岩以深圳湖贝村城市更新为例向南都记者介绍，政府可以以“保留古村”为条件对地产商进行让利，用这种有附加条件的开发，在释放土地价值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也通过引导让资本释放更多的价值，满足更多人的利益诉求。“这需要相互协商，政府通过管理手段的经济化，对地产资本进行引导”，孟岩表示。但以现在的地产思维为主导的背景下，很难做到这一点。

统筹：南都记者 孙天明 见习记者 傅静怡

采写：南都记者 刘怡 孙雅茜 见习记者 傅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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