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曼哈顿区下城的华尔街，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在这条狭长的街道上投下浓浓的阴影。九年前那场梦魇般的金融危机席卷之时，华尔街的人们正是站在这遮云蔽日的高楼下，不知道何时大厦将倾。

将近十年光阴流逝，当记者重新走进华尔街，向导指着不远处一栋大楼说，“它曾经是AIG（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卖掉了。”只字片语间，依稀可见那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中，金融机构不断抛售资产以求削骨疗毒般的自救。

而今，全球金融市场已基本走出了上一场金融危机的泥淖。以美联储为首的多家央行从2015年开始重启加息，全球金融创新渐趋活跃，一切似乎又回复往日的繁荣景象。只是当十年关头将至，回想起当年的金融危机，人们仍然心有余悸：金融创新会是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吗？正在加紧建设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在践行其金融创新的重大使命之时，更好地借鉴三大湾区的得失经验？

▌创新和监管的“跷跷板”

回溯美国金融的发展历程，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力量此消彼长，宛如一个不断晃动的“跷跷板”。

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监管放宽，美国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成为主流。

前世界银行咨询顾问尹伊文回顾道：“纽约在上世纪90年代的金融创新，正好顺应了美国八九十年代的那股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通过了很多‘去管制’的法律。纽约的华尔街趁着这股风去游说国会，推动政府取消了很多对金融的管制。”

魔盒就此开启。华尔街被完全“松绑”，无数的金融创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包括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短期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好景不长，2007年引发的次贷危机最终酿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一夜之间仿佛魔鬼被释放，全世界经济为之色变。

2009年，美国失业率一度超过10%，欧元区16国的失业率也达到9.5%。全球市场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全世界主要央行进入了长达近10年的“大水漫灌”的量化宽松政策周期。

彭博统计显示，全球最大保险集团之一的美国国际集团(AIG)在过去8年内累计资产出售规模已经接近1000亿美元。在金融危机期间，AIG曾累计接受美国政府1820亿美元的救助金，创下美国有史以来单家公司接受救助金规模的最高纪录。

随后，美国监管部门重新审视监管构架，禁止了很多高风险的银行自营业务。前总统奥巴马颁布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则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

如今，金融市场似乎已走出了当年的阴霾。2017年6月，美国大型银行全部通过压力测试，12月，美联储迎来金融危机后第5次加息，道琼斯指数也再创历史新高。被提名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杰罗姆·鲍威尔在听证会上，表露出了放宽金融监管的愿望。

“监管和金融行业本身的力量在彼此消长。”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战略及研究总监黄小军总结道，“美国的金融创新和监管包含了反复曲折，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从银行业诞生的第一天起，它的特性就是被监管，在美国的历史上，是一个从严监管到放松监管、再到严监管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

但对于监管放宽而引发危机的担忧仍然存在。美国汇丰银行商业银行主管怀特·克罗维尔（Wyatt Crowell）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我认为这是一个关乎‘平衡’的问题，两方面都非常重要。一个健康的体系须是这两者达到‘调和’的状态，有充分完善的监管来稳定市场秩序，同时也给改革创新留有一定发展空间。这也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的难题。”

▌“激进派”、“保守派”和第三种路径

将三大世界级湾区放在一起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对金融创新的态度有着云泥之别。如果说纽约湾区是行事风格大胆的“激进派”，东京湾区则是观念陈旧的“保守派”。

美国虽然经历数次金融风暴，对于金融创新仍然十分热衷。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ITA）发布的《2016全球市场报告金融科技系列》中，列举了目前国际上最具有创新力的金融科技公司，它们大多数分布在美国的纽约和旧金山。

纽约湾区汇聚了世界市值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市值第三的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金融服务业占湾区 GDP比重高达15.39%，在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中，90%在纽约都有分支机构。怀特·克罗维尔表示，作为一家外资银行，汇丰北美地区的总部设立在纽约，也感受到它的金融活力。“纽约一直都是美国实打实的金融中心，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大城市，每天都会发生巨额的资金交易。”

在纽约，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新兴企业，均把创新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摩根大通持续加强对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领域的投入，一年在信息科技上的投资超过90亿美元。在保险领域，AIG集团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用于车险场景，在理赔、后台风险分析、风险预测评估等方面提升竞争力。

除了投入大笔资金打造研发团队，大型机构还通过资本投资、收购小的金融科技公司，以实现技术创新。“汇丰和全球采购和供应商互联平台公司Tradeshift 进行合作，还参与了一个区块链领域的银团项目。我们会继续加大科技方面的投入。”怀特·克罗维尔说，想要变得更全球化、综合化、更快、更高效，就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加大投资、加快完善支付系统、贸易金融等业务，实现数字化管理。

在太平洋西岸，东京湾区的情况截然相反。东京是日本最主要的银行集中地，拥有日本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但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滞后和中国、美国形成鲜明反差。根据风投数据公司CBInsights的统计，2015年之前，日本投资界几乎没有涉及过金融科技领域。

类似的情形也体现在货币政策上，与美联储已经加息5次相比，日本央行仍然沉浸在负利率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中，成为货币政策转向最为“迟钝”的央行。

日本太阳能装置初创企业Compower公司的CEO Eduardo Fukui直言，“我们很羡慕中国的制造业和创新企业，他们可以在资本的支持下实现快速的增长。”相比之下，日本的企业生产中不会引入金融资本，对风投资金的接受程度也很低。

而在旧金山湾区，金融创新走出了一条介乎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道路。当地的金融创新更多地包含了科技的要素，并以风险投资著称。在旧金山，科技金融和科技银行尤为发达，而硅谷的风投资本非常丰富。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崔屹说，落户在沙丘路（Sand Hill Road）的风投机构可能有两三百家，他们的员工有很高的教育背景，经常会留意科学成果发布和讲座，与学校交流频繁。

“只要你有好的主意，我就给你投资。”旧金山大学教授邝铁诚如是形容当地的风投环境。2016年第四季度，旧金山市以投资总额20亿美元名列旧金山湾区风投十大热门地区的榜首，2-10名几乎都是来自于硅谷的小镇。在旧金山的模式中，资本和产业的紧密结合，成为了驱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

▌保护好金融生态圈的多样性

对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而言，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圈有着天然的优势条件。

作为继纽约、伦敦之后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占GDP比例在2015年已接近18%。同时，香港也是全球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截至2017年4月，全球前100家大银行中约有七成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

尹伊文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利用香港、深圳两大股票市场的优势，以及有为政府强效监管的优势，对金融业发展进行指引，引导产生长期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创新。“譬如，借鉴绿色金融的发展经验，同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在医疗、学术领域的优势，为医疗项目融通资金，打造‘白色金融’产业链。”

汇丰集团常务总监兼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表示，珠三角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广东企业可以借助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平台，为其海外并购、市场拓展进行融资。

“在这方面，政府应扮演推动和监管者的双重角色”。王冬胜认为，内地和香港应紧密合作，创造一个和谐的监管环境，更好地配合当地的银行和创新金融机构的发展。“目前，中国是全球金融科技的领导者，但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并没有一个跨境通用的数字解决方案。因为香港和内地的管治和监管制度、合规要求和结算平台均存在差异。”他建议进一步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加强大湾区内的数字支付联系，以鼓励商业发展。

“资本市场那一套是很容易‘拿来’，但重要的是要有很多现代化的企业和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黄小军强调道，资本市场只是一个载体，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的质量。

在龙门资本总经理朱丽洁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不能简单地向旧金山或者纽约湾区的模式看齐，对一个区域发展而言，投资生态的多样性非常可贵，粤港澳大湾区要保护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朱丽洁说：“不同的金融土壤适合培育不同类型的企业。我们看到硅谷和纽约的资本所青睐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异，硅谷更看重创意，而纽约看重盈利。但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生态圈，天然具备这样的多样性。”她认为，深圳和香港的市场存在天然差异，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化优势，相互制约、自由竞争，“深交所也不必盲目地向港交所看齐，让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到适合它们的资本市场去寻求发展。”

【策划】谢思佳 吴哲

【主笔】唐子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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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顾问】陈鸿宇 毛艳华

【校对】黄黎繁

陈嘉琳 林潇越 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