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风

这些“毛瓷”绝大多数都陈列在各大博物馆，流落于民间的不足200件，因而在拍卖市每出现一件都会引起疯抢。2013年，一套五件釉下五彩毛瓷碗拍出了800万元的高价。

文｜雷虎 图｜阮传菊

醴陵有两大支柱产业，分别是醴陵瓷和花炮。醴陵是花炮之都，从前是花炮行业老大哥，近年才被浏阳赶超。而醴陵瓷，自从建国以后就一直是仅次于景德镇的瓷都。小小县城，就有两门产业名列全国第二，但并未被大家所熟知。

醴陵生产的“毛瓷”，主要由湖南省瓷器研究所研发，由群力瓷厂负责生产。当年两厂总共研发、生产“毛瓷”1500多件。如今，这些“毛瓷”绝大多数都陈列在各大博物馆，流落于民间的不足200件，因而在拍卖市每出现一件都会引起疯抢。

2013年，一套五件釉下五彩毛瓷碗就曾拍出了800万元的高价。

只是如今，它们安何在，制作它们的人，又在哪里？

红色官窑时代

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前往湖南醴陵，一探究竟。

1906年，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成立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这也是陶瓷研究所的前身。此后，醴陵釉下五彩瓷开始走高端路线，然而好景不长，厂房在1930年停产。

后来，又因为毛主席对醴陵瓷器的偏爱，1955年，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校改组为湖南省陶瓷研究所。

醴陵瓷迎来了第二春——红色官窑时代。

易广平领我们进精品展示馆。在走进楼梯间时，一对高两米多的釉下五彩花瓶，像门卫一般立在楼道口。

“醴陵釉下五彩是红官窑，那这一对大家伙得值多少钱？”

“这对花瓶，是省陶瓷研究所研发的最大产品，也仅生产过这一对。每只最少值一套房子吧，北京，三环内！”谢燮瑜说。

谢燮瑜喜醴陵瓷，在当地开了个“陆如轩”的醴陵瓷器主题茶馆，他是我们采访的引荐人。在三楼，陈列着邓文科、熊声贵等着大师级人物的观赏瓷器。

然而这里最珍贵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无署名的日用瓷——釉下彩茶花鱼盘、瓷芙蓉花牙盒、瓷梅花菜碗瓷、梅竹调味壶等。它们就是传说中的“毛瓷”，一种供中南海的特供瓷。

一套800万的釉下五彩

醴陵生产的“毛瓷”，主要由湖南省瓷器研究所研发，由群力瓷厂负责生产。当年两厂总共研发、生产“毛瓷”1500多件。

如今，这些“毛瓷”绝大多数都陈列在各大博物馆，流落于民间的不足200件，因而在拍卖市每出现一件都会引起疯抢。2013年，一套五件釉下五彩毛瓷碗就曾拍出了800万元的高价。

“那时，举全国之力，集全国知名艺术家数年之功，只为生产一款瓷器，想起来都疯狂！”易广平边说，边把我们带到车间——两座厂房间已经长起齐膝盖高的野菜，甚至在野草间，还蔓延着几根南瓜藤。

走进模具车间，上千平米的车间水泥墙分隔成一个个三四平米见方的小隔间。每个隔间，从墙壁到底面都立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白色模具：湖南陶瓷研究所在鼎盛时，曾经有四、五百号人，不用生产，只管设计，交由群力、国光等大型国营瓷器厂生产。国营瓷器厂纷纷倒闭，湖南陶瓷研究所最终肢解为三分，一分花纸厂，一分私人瓷，还留一分研究所。

将要离开湖南陶瓷研究所时，易广平指着大楼顶部，说：“那墙顶上原本贴了三张‘房产证’（暗指醴陵瓷）。那两块釉下五彩瓷盘就是——有一年下大雨，掉下一块瓷盘，一栋房子就这么没了。另外两栋房子，不知能再挺过几场雨。”

说是五彩瓷，实际上有数十种彩色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醴陵釉下五彩瓷有几十道工序，但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人都来自“彩绘”这一个工序。这是因为唯有釉下五彩是醴陵瓷安身立命的绝技，而彩绘决定到釉下五彩的成败。

谢燮瑜在收藏醴陵釉下五彩以藏养藏多年后，自己和朋友张皓翔合资开办了一家名为富钰文化的釉下五彩瓷厂，以产养藏。

在彩绘车间，我们终于见识了醴陵瓷釉的“五彩之秘”：房间正中央摆着一只巨大的工作台，一位身着黑罩衣的女子正在勾勒瓷瓶。她是易刚丽，湖南省级工艺美术师。醴陵釉下五彩施彩瓷精品都是由手工施彩，施彩又分为彩绘和分水两种。彩绘，就是通过画笔用勾、皴、擦、点、染的方法在素胎上施彩。

“分水的载体，是经过700°C初次焙烧的素胎。素胎有一定的吸水性，当颜料滴在素胎表面上时会慢慢扩散。为了防止颜料之间发生渗晕，就要在不同的色块之间用油墨勾勒出界限，所以先素描勾勒。”易刚丽一边用细毛笔在素胎上勾勒水彩，一边解释分水工艺。

梅瓶下有十来给颜色的颜料，每个颜料里放着一只施色的毛笔。“醴陵瓷不是釉下五彩么？怎么有十几种颜色？”我问道。

“1907年，湖南瓷业学堂研制出黑、蓝、红、褐、绿五种高火釉下彩颜料，这是最初的醴陵釉下五彩瓷。改进技术后，釉下彩料现在有几十个品种，几乎涵盖所有色系，“五”只是概数而已！”

易刚丽在给我讲解时，她的女徒弟已经把瓷器分水完毕。抱着瓷瓶朝施醴车间走去。

她把施好彩的花瓶在架子上轻轻放好，等待彩料风干。架子上摆着大大小小上百个花瓶。期间，不时有师傅走过来拿走已精修风干的花瓶开始施釉。

所谓施釉，就是在施好彩料的胚胎上镀一层保护膜——大花瓶，用喷枪喷釉；小物件，浸入装满釉液的容器中浸釉。施完釉后，整个花瓶又回复到分水之前的素颜状态。

工人师傅搬起施完釉风干后胚胎，放进轨道车上。轨道车上放满上下两层胚胎后，师傅把轨道车推进窑中。拧开阀：“是龙是鱼，1380°C的高温里憋一天后分晓！”每次胚胎进窑、出窑前，所以彩绘师都会守到气窑前，满怀期待。

“五十窑前”最后的最后一口窑

谢燮瑜的民窑虽小，但是却已经十分现代化的公司化企业。要寻“原汁原味”、家庭作坊式柴窑釉烧，却非易事。几经打听，身为醴陵收藏协会副会长的谢燮瑜找到这醴陵最后的柴窑。地处醴陵城20多公里外的乡村，是收藏家游绍纬在20多年前收瓷器时发现的。

“枫林市镇，以前叫‘五十窑前’，得名于从前这里有五十座窑口，是醴陵瓷窑口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后来窑口改为煤窑、油窑、气窑。这地方因为交通不便，窑口就逐渐废弃了。” 游绍纬介绍。

路不好找，只好打电话给“窑主” 付新艺。一会儿，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骑着摩托车出现。“村里十年前就没人卖瓷器了，现在就我家这一座窑了！”

付新艺站在一个巨大的柴垛前说道。二十多年前，游绍纬来这里收瓷器时认识了他父亲付建文。那时枫林市镇虽然路边到处是卖瓷人，但是家庭作坊已经慢慢开始没落，付建文做的五彩瓷工艺扎实，付家又是制瓷世家，因而其制作的瓷器深得游绍纬这样的“瓷贩”喜爱。

“我那时一直鼓励你把手艺传给儿子，但没想到整个枫林市镇制瓷就你一代单传了！”游绍纬顺着柴垛往后山走，在山边窑前见到了正在整理窑口的付建文。窑是用红砖砌成，约有两米多高，五六米长。这窑才建起来十几年，但却是整个村庄仅存的一口窑。

“家里祖传的老窑，被我十几年前盖新房时拆掉了，后来在外打了几年工，还是觉得自己在家烧点瓷自在，又把这柴窑建起来了。”付建文今年六十多岁，是中国农民工中最先告老还乡的一代。

二十多年前，他们南上广东打工，“五十窑前”的窑口开始凋零，还好老人“贪图”自在，“五十窑前”最后的窑口得以重开。

两天两夜地烧

“看来烧一次窑的柴都不够了，明天得再上山砍柴了！” 付建文说。靠墙边的柴垛，齐腰高的柴垛堆了半面墙，“这么多柴火都不够？烧一窑瓷得用多少柴啊？”我问。

“少则五千斤，多则八千斤，得烧两天两夜呢！”付建文说着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昨天刚出过窑，老头子熬了两天两夜没合眼，窑上的红砖上放满了罐八宝粥，这便是老头子的口粮。

手工拉胚是件力气活，付建文拉不动了，吩咐儿子付新艺演示。拉胚作坊在二楼，要进入拉胚作坊得穿过一楼的堂屋。

一进堂屋，就闻到满屋子的酒香——屋里摆了七八口大水缸，每一口大水缸都用塑料薄膜盖着，里面都放满了酒糟。那是付建文的副业。“农活够吃，烧瓷也不是正业，就闲时酿点酒卖卖贴补家用！”

二楼的堂屋中，付新艺正光着脚在一团泥上使劲踩，他现在正在炼泥。这些泥，都是他和父亲从远处的山上一担担挑下来的。

泥炼熟后，他双手捧起气捧熟泥放在一个圆木板上。这时付夫人从屋里走出来，蹲在圆木板前，双手均匀转动圆木板。这时付新建一只手插入泥中，一只手扶着泥胚，木板转动着，不断有泥间从他双手间飞溅出来。十几分钟功夫，泥堆隐去，花瓶雏形出来了。

泥胚拉完，付建文也上楼来。他双手捧着一注香，毕恭毕敬的朝堂屋中堂三作揖后，把香插在中堂上的神龛上。神龛上供奉的醴陵瓷的业神樊公。

“樊公是广东人，他来到我们醴陵谋生，把制瓷的手艺传授给了我们醴陵人!所以我们醴陵的瓷人每次制瓷前都要向樊公敬香！对吧？”付建文说。

编辑｜KK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