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四川师范大学讲师 李竞恒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0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中国古代的私有财产保护》）

西周贵族之间的土地交易、转让并不需要经过周王，而是只需要根据封建习惯法由当事人自行处置，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土地并不是“王有”，而是贵族的私有土地。正如杜正胜先生所说，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天子只不过是个象征符号，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

很多人有这样一种印象，认为英国自古以来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良好私权保护制度，而中国自古以来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红楼梦》中皇帝随便对贾府进行抄家，而著名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也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用以嘲讽中国古代缺乏私产保护。

清与宋的财产权状况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和珅本人的身份，他是清朝皇帝的奴才，满洲社会特别重视主奴关系，和珅本人就是清朝皇帝的财产，抄家当然没什么好说的。至于《红楼梦》的贾府，其原型曹家本来就是清皇帝的包衣家奴，你本身就是个财产，还谈什么“财产权”？实际上，清朝的情况非常特殊，很难代表中国古代社会的常态。

一般来说，常态的中原王朝治理下是尊重民间财产权的。以宋代的一些拆迁为例，熙宁年间保州庞村一带官方拟扩大水利，但是需要占用一些民田，官方的方案是“优给其直（值）收买”，即用高于市场的价格先从民众那里买田，再实施工程，民众不但没有损失，还赚了一笔，充分尊重了民间的财产权。

又如天圣元年造皇陵，“占故杜彦珪田十八顷，凡估钱七十万”，宋仁宗下令“特给百万”，用超过市场价三十万的价格从民间购买土地。在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因为扩建了十三丈的皇城，对民宅的购买除了偿付土地之外，还给予“十千”的大笔钱财。正如程民生先生所说：“在很多正常情况下，我们看到宋代朝廷通常是以民众的利益为先，乃至不惜牺牲官方利益”（《论宋代私有财产权》，载《中国史研究》2015年3期，第145页）。显然，宋代民众的财产权情况，并不是一幅《红楼梦》抄家的想象画面。

周代的土地财产权状况

那么产生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代，总是“土地王有”的吧？这种社会能有私产土地？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王土”，是一种文化象征，还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因为从象征来说，“香港皇家警察”“加拿大皇家骑警”这些人，你总不能从字面上把他们理解为属于英国皇家的家奴吧。而且英国普通法的土地制度，所有土地在理论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属于国王，至今都是如此，但你不能说英国普通法不保护私产。根据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介绍，英国从威廉的诺曼征服以后，国王是把整个英格兰视为国王独家所有的，他把土地赐给忠于自己的属下作为奖励，所以属下的财产来自国王。这种以封建法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土地财产权，相对于罗马法那种近乎绝对的“私有权”观念，其实带有更浓厚的王有色彩。

那么周代的土地财产权是什么情况呢？从文献记载来看，周王对贵族领主的土地，并不能实行“抄家”，他和贵族领主之间存在土地交易。例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周王从郑国这里取得了一批土地，但是他不能白抢，而是拿出另外一块苏田补偿给郑国，其实就是土地交易。同样的，诸侯这一级别的领主如果要从自己封臣那里获取土地，也是不能白抢，而是需要交易。例如《左传·昭公七年》就记载说鲁国要取走孟孙这个家族的一块封地，但是用了另外两处土地去交换。从一些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到，周代领主贵族之间多有土地买卖的现象，像《散氏盘》《卫盉》《五祀卫鼎》《九祀卫鼎》之类铭文都曾记载西周土围子之间的土地交换或买卖，当时的术语就叫“贾田”。比如《五祀卫鼎》铭文就记载，一个叫裘卫的土豪向一个领主“邦君厉”买了五块田，但邦君厉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裘卫怒了，就找到一串德高望重的领主，向他们告状，要求邦君厉赶快交货，把田交出来。充当仲裁者的就是邢伯、伯邑父、定伯等五人组成的“五人陪审团”（夏含夷《西周青铜器铭文》），经过他们调解，邦君厉给裘卫交付了四块田。这些土地交易，是通过一群领主组成的长老会议调解裁决的，并没有通过周天子，表明私有土地的交易与周王无关，并不是“普天之下”都是周王的。

又如著名的《散氏盘》铭文，记载夨和散两个领主团体之间的土地转让，完全是自己根据封建习惯法进行的，并没有周王的介入。李学勤先生就曾谈道，《倗生簋》《散氏盘》《九年卫鼎》所见案例“都没有王官参与”（《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自《新出青铜器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91页）。西周贵族之间的土地交易、转让并不需要经过周王，而是只需要根据封建习惯法由当事人自行处置，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土地并不是“王有”，而是贵族的私有土地。正如杜正胜先生所说，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天子只不过是个象征符号，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一旦授出田土，领受的封臣则有权保有封土，不能任遭取夺”（《周代城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107页）。赵伯雄先生也谈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这句话，只是极言天子地位的崇高，与土地所有制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周代国家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总而言之，清朝的包衣奴才即使再富有，但这些财富本身不是他们的，他们本人自身就是属于清皇帝的财产，这些例子无法说明常态下的中国传统财产权情况。不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宋代尊重财产权，而且产生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首诗的周代，也同样尊重私产，当事人土地自由交易，周王并不介入其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只是类似于“香港皇家警察”这样的一种象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