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群众的实际困难、矛盾纠纷，多数要在这个基本单元里解决。”最近火爆网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拍摄的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如此解说基层治理的重要。

广东增城下围村的民主协商、基层治理改革经验便被搬上央视荧幕，出现在第三集《人民民主新境界》中。由“问题村”、“上访村”到模范村，民主协商、基层治理改革创新让下围村华丽转身。而这只是广东近几年来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一个缩影。

《将改革进行到底》第三集——人民民主新境界。

2015年11月，中央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吸收了清远农村综合改革“三个重心下移”中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经验和佛山南海区“政经分离”改革经验。而此前，蕉岭县探索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被写入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东基层治理改革创新一直走在前列。

（文|南方农村报记者 王磊 整合报道）

“问题村”登上了央视荧幕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增城下围村就备受省市有关部门关注，南方农村报也一直进行长期跟踪报道。村务不公开，征地、宅基地分配不透明，村里两派明争暗斗，村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在下围村是屡见不鲜。因两派斗争激烈，下围村也是广东最后一个完成村级直选的村庄。长期内耗，基层治理缺位，村庄发展明显滞后。

2014年，在东莞打拼多年的郭庆东回村当上了村委会主任，下围村开始蜕变。刚上任，郭庆东一把火就烧向了村财务，公开村里账目，包括每年租金收入、物业进账，行政开支和行政预算。随之，又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收回原来村里长期违法低价出租的33户铺面，通过三资平台，公开、透明地把铺面高价租出去。

这仅仅是开端。“用群众习惯的方式来解决群众身边的问题，城乡社区协商正逐步上升为城乡社区的基本工作制度。下围村也由此找到了历史痼疾的解困之路。”专题片中解说下围村的治理经验。民主商议、一事一议，让基层民主、基层治理回归本位，也让下围村找到出路。

下围村村委会主任 郭庆东。

下围村议事大厅贴着《石滩镇下围村村民代表议事制度》，上面列有详细的议事清单：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村庄建设规划；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修订；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集体经济大额资金的使用，集体举债，集体资产处置等……“开始时，我们列了很多条，开村民代表大会一条条商议，村民不同意就划掉。”郭庆东说。

“每一次的表决议题和内容，都会提前通过村里的政务微信平台直接推送给每一个村民。整个议事过程，同样通过微信平台实时直播。即便在外地打工经商的村民，依然可以随时了解本村民主议事的动态。”专题片中如是介绍下围村的治理创新。实际上，原先开会都是村民代表到了才告诉议题，没怎么思考就直接表决，村民代表能代表自己，但代表不了村民，基层民主流于空谈。现在，下围村议事制度规定，开会前三天要通过微信、村务公开栏、广播等形式向村民和村民代表公开议题。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他都有发言的权利，每个人最少有8分钟的发言时间给你，充分表达你的个人的意见。”郭庆东在专题片中介绍议事制度。下围村议事大厅分为主持席、代表席、列席席、旁听席、监督席和发言席。每个人都有发言权，但要到发言席发言，每人5分钟，可以加时3分钟，充分表达意愿。村民真正自己民主决策，签字按指模，不仅工作效率高了，也少了很多矛盾，原来的派系争斗、上访问题仿佛一下子消失了。

多地基层治理经验上升中央决策

下围村的基层治理创新只是如火如荼的广东农村综合改革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广东承接了诸多国家级改革试验任务。今年6月份，财政部印发《开展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实施方案》将广东列为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省。此前，清远、东莞、云浮、蕉岭、德庆、佛山南海区、广州白云区，珠海斗门区、揭阳揭东区等地被纳入国务院、中央农办、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国家改革试验点（区）。

清远在基层治理机制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其经验已上升为中央决策。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其中就吸收了清远农村综合改革“三个重心下移”中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经验。所谓“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就是将现行的“乡镇-村(行政村)-村民小组”调整为“乡镇-片区-村(原村民小组、自然村)”，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村委会规模，引导自然村成立村民理事会。

英德市西牛镇禾湾村曾是有名的“上访村”，因与邻村山地纠纷不断，村民不断上访，村庄发展严重滞后，许多村民只好外出务工。110多户，500多人的自然村，真正在家务农的只有30多户。2013年，禾湾村推行村民自治下移，成立村级党支部，又选举出村民理事会，负责管理村中事务。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后，党支部和理事会决定流转村中138亩的闲置山地，村集体由此获得100多万元租金。村民们也不再上访，把心思都放在脱贫致富、建设村庄上了。

“调动农民积极性，激发内生动力，是清远农综改最大的成效。”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周应恒说。周应恒曾受农业部委托对清远农综改进行评估，他认为行政村下辖区域往往很大，自然村之间距离远，村民之间没有利益关联，信息传播不畅通；现在村民自治下移到自然村，自然村是熟人社会，信息能够有效传播,比村务信息公开更有效，真正实现了自我监督；同时也把各种社会关系如老师、退伍军人、乡贤能人等组织起来,实现村庄的有效治理、有效建设。

蕉岭县则探索出“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多层共治”的模式，即在坚持村级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基础上，协商议事会进行决策，村民委员会负责执行，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村民通过村民理事会参与村庄管理，从而实现村民的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这一治理体系在土地确权、村庄建设、维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蕉岭县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实现整县土地确权。“蕉岭通过村民理事会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这实际上是抓住了乡村宗族文化的关键，增强了村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邓大才教授评价道。

与清远、蕉岭不同，佛山南海区探索出一条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治理之路，其“政经分离”的改革经验也上升为中央决策。在改革前，南海区各村是书记、主任、经联社社长一肩挑，政经不分，滋生了许多矛盾。改革后，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可由一个人兼任，但不能兼任经联社社长，同时设计三大平台规范村庄经济事务管理，真正赋予集体经济组织独立的法人资格，使其获得自主经营权。2011年，南海全区村集体银行存款71亿元，截止今年5月份达125亿元，差不多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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