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广东和港澳地区，有一种药品凭借朗朗上口的一句粤语“细细粒，容易吃”广告词街知巷闻。这就是余仁生金牌白凤丸，连同其他中成药，“余仁生”药品是香港十大名牌之一。

可不要以为“余仁生”是由一位叫余仁生的人所开创。它真正的创办人叫余广培，“余仁生”也即“余家仁泽众生”的意思。

而让“余仁生”发扬光大，成为著名品牌的却是余广培的儿子，新加坡首富余东旋。新加坡也因为他的贡献，以它命名一条街：余东旋街。

新加坡余仁生

余广培先学风水

余家祖籍江西兴国县，余广培的父亲余鹤松(1822–1886)为家中独子，13岁便因家贫而辍学，年幼体弱，有热心人建议他学风水。

历史上，江西风水师非常有名，其中江西兴国梅窖乡三僚村人廖均卿在明永乐年间，以建明长陵有功，被封为钦天监灵台博士，后世称为明十三陵首席风水师。

于是“江西地师”成为一门热门行业。余鹤松人虽小，也精明伶俐，学风水很快便闯出名堂。1852年，余鹤松结婚，次年便生了余广培。

广东经济发达，富商流行寻找风水穴保后代发达。自然，江西风水师就炙手可热。余鹤松也不甘人后，加入风水师的南下大军。

一次，余鹤松应邀为一个广东富商到佛山与南海之间的浔峰一带寻找风水穴，他爬山涉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喻意子孙富贵的“风吹罗带”穴， 不曾想，辛辛苦苦寻觅的一处风水宝地富商却不领情，最后听了另一个广东风水师的意见，选了另一吉穴。

事情虽然未成，但那“风吹罗带”穴对于余鹤松来说，真是难以割舍。再三思考，自己虽然做这风水师也可以餐餐大鱼大肉，但毕竟难以大富大贵，有这么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怎么也给儿孙后代做些好事。

他回江西后，干脆于1861年将祖父余有凤的骸骨迁到浔峰这个吉穴，自己也举家迁居佛山。

本想过几天舒心日子，谁知道遇上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席卷东南，局势动荡，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很多人出洋谋生；余鹤松经过风水算命推算，认为他的儿子要到南洋去才有出头机会，1876年9月便将余广培，连同媳妇梁氏和余广培弟弟余广进送去马来亚寻找商机。

时年24岁余广培十分有见地，他随身带去一批中药，以及家族世代相传的中药知识，带着发财的梦想来到槟城。初到槟城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艰难度日。

第二年，1877年他妻子生下大儿子。当时，身处晚年的余鹤松写了五言诗一首：“有国鹤广东，经义在其中，传家守正道，立志可成功”，规定后人按诗顺序命名，所以“鹤”字辈之后便是余广培的“广”字辈，而余东旋这一辈便要承继那个“东”字。

余东旋

余广培希望自己的儿子终有一天能够凯旋而归，衣锦还乡，所以便为这个长子选了“旋”字。取名“东旋”。

不久，余广培娶了一位比他年轻4岁的文氏 (洋名MunWoonChang)为妻。文氏会英语，了解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制度，又有当地政商界的人脉，余广培得到文氏相助，如虎添翼，很快就大展拳脚。

他以“余广”的名义，与友人合作，于1882年投得霹雳州首府怡保以南20公里的一个矿业中心雾边的为期3年的包税权。

此时，由于大开发，马来亚锡矿产量大增，价钱开始下跌。余广培于1882年投得采锡权时，锡价已由1871年高峰期的140元一磅 ，跌至90多元，对于许多矿主来说，采锡已没有多少利润。不过，余广培自有打算，他的主要收入来自包税而非采矿，其次是在锡矿区开办杂货店。

杂货店顾客对象是属下的矿工，其中绝大部分是华工。这么一来，他不仅仅没有亏本，反而通过向矿工卖杂货及其他服务，然后从人工中扣除货款，以实物和服务换取劳动力，把开矿业成本减至最低。

于是，他在雾边镇买了一处原为烟格（烟馆）的地方，将之改装为零售杂货店，1879年7月23日，恰逢儿子余东旋的两周岁生日，余广培的小店开张，他给自己的店铺取名“仁生”，意即“仁泽众生”。

在矿山，看到工人患病，余广培便尝试以家乡佛山带来的中药和自己家传的中医医术为矿工们医治。余广培的医术的确不错，许多矿工身上的疾病让他治好了。

这么一来，他的名声大振，各处的华工和家属纷纷前来求医问药。眼看这么一个好商机，余广培干脆在杂货店增设中医中药业务。顿时，“仁生”生意红火，财源广进。

1891年初，他更是续了霹雳州的包税权，准备扩张发展。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891年3月余广培回到槟城后，忽然皮肤出现红斑，身体状况急转而下，10天后，于3月24日与世长辞，时年仅38岁。

家道卒变艰难接班

像许多富贵人家一样，余广培去世以后，余家很快陷入财产争夺大战。

余广培两位弟弟均声称他们有权分享兄长的财产，而两位余广培太太则认为应由余广培的后嗣所承继，以此争取余广培财产的继承权。

此时，余东旋才13岁。

为了抗衡两位小叔，梁氏和文氏安排余东旋成为余广培生意的接班人。翌年 (1892年) 余东旋终于回到槟城。 为了让这个未来的“余仁生”掌舵人具备更全面的素质和才能，文氏安排余东旋在槟城的圣方济书院 (StXavier’sInstitution) 读了一年。

然而，财产争夺战却方兴未艾，而且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进行。

1893年，文氏带着年仅16岁的余东旋及她的养女回佛山探望余东旋的生母梁氏夫人，住了几天，然后回马来亚。临别那天，也回到佛山的余广培两位弟弟特发好心，一改以前剑拔弩张的态度，专门为他们设宴送别。

余东旋

在饭桌上余东旋和妹妹不知为何没有吃，只有文氏为了表示礼貌吃了一点。饭后，一家人坐船离开佛山开后仅几小时，文氏突然毒发身亡，两个孩子遇此骤然变故，吓得哇哇大哭，幸亏好心的船东可怜他们，马上靠岸为文氏找来一副棺木，并将船驶回佛山。

余东旋猜测是叔父为抢夺余广培遗产下的毒药。折返佛山后，余东旋马上指控叔父下毒手，可是官府推说证据不足。案件最终不了了之，兇手在官府的庇护下一直逍遥法外。

回槟城后，余东旋由于还未够年龄接管父亲的生意王国，余家产业由余广培的苏格兰藉律师Mackie托管。

1898年余东旋21岁，达到法定的成年年龄，正式承继父亲的遗产。大家都以为余东旋承继了座金山，从此一帆风顺，大富大贵，但实际远非如此。

争夺财产的阴谋没有得逞后，余东旋两位赌徒叔父利用自己在店里工作的机会已将仁生店的现金和存货盜用殆尽，先前包税的那些锡矿亦早已再无锡可采。

刚刚接手家业，却怎么也料不到这已是一个烂泥塘，余东旋继父亲去世、文氏夫人遇难后又一次陷入困境。就在这困难的关头，余东旋妹妹雪中送炭，将自己的珠宝变卖，资助仁生店重新入货和开发新锡矿。

余东旋分析了整个经营形势，觉得要东山再起，还是要开发新锡矿，他和舅父每天清晨5时便坐着大象出发，到森林、荒野、沼泽地带寻找锡矿。

在找矿过程中受尽艰辛。由于经济不好，每天，他们外出时无法带去更多的粮食，10多只鸡蛋便是全程的食物，一路上受尽日晒雨淋、蚊叮虫咬、奔波劳碌之苦，日落前还要赶回到店铺，晚上继续工作。

如此辛劳了3年，1900年年底，经历了三年的艰辛，余东旋终于找到新锡矿，苦尽甘来，而且好运连连，在其后7年內他找到至少11个锡矿，而每个锡矿每年可为他赚取100百万元。

审时度势“喝头啖汤”

为了加快锡矿的开发速度，余东旋不惜投入资本，率先从澳洲引进先进的采矿机械设备，采用最新的技术开采埋于地底更深层的矿藏，大大增加了产量。

至1908年，余东旋在霹雳州及其他州份共拥有11–12个锡矿，雇用约12,000名矿工。而马来半岛已成为世界上产锡最多的地方。他因此致富，还被称为“锡矿大王”。

20世纪初马来亚政府对锡产量和出口量设限额，对采锡矿业的规管越来越严格，锡价又不断下跌，这门生意越来越难做。余东旋一方面自设铸造厂，自行生产锡制用品，制成品行销中国內地及东南亚各地，提高采矿的附加值；另一方面，他见到新兴的橡胶业前途无限，于1890年代后期开始经营两个橡胶园。

橡胶树原产于亚马逊河流域。巴西人最先将橡胶用于商业用途，1870年代起橡胶业为巴西带来大量财富。

英国人看到橡胶树巨大的商业价值，便于1876年将橡胶树种子从巴西偷运出来，带回英国对品种改良，然后将幼苗带到马来半岛裁种。

最初马来亚农民对种橡胶树兴趣不大，直至1895年，才出现第一个橡胶园，橡胶业从此发展。10年內，全马来亚橡胶园总面积于升了四倍。

1910年,马来亚橡胶开始大量出口，令到最先开展橡胶业的巴西反而失去了大部份的市场。

余东旋以他敏锐的商业触角在这场产业调整中喝到了“头啖汤”。他利用开锡矿和卖中药赚的钱投资于橡胶业，生意不断发展，旗下各橡胶园的总面积增至283公顷。他几乎控制了当地主要的树胶生产，成为橡胶业巨擘。

1910年代余东旋和同样大事投资于橡胶业的陈嘉庚成为马来亚最富有的两位华人。

打造“余仁生”中药王国

巩固锡矿业、进军橡胶业之余，余东旋还決定改革父亲来马来亚后经营的第一项生意——杂货店兼中药店。

1910-1911年间他将店名由“仁生”改为“余仁生”，开始生产系列中成药，满足了许多华侨的需要，而且不少是余家的独门秘方，疗效特别，药店生意很快红火，占去了“余仁生”大部分的利润。

余东旋抓紧商机，余仁生店由最初在雾边和金宝两地，逐渐伸展到槟城、怡保、吉隆坡、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形成连锁店铺。而余东旋一家从槟城搬到新加坡居住，居中指挥。 正当药业迅猛发展，余东旋又瞄准了新的商机。

晚清期间从华南到南洋各地谋生的华工约200万，他们都需要将积蓄汇回家乡。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国内时局混乱，邮路受到影响，侨汇也受到影响。

余仁生看准这一商机，利用“余仁生”分別在南洋及香港设有店铺这个有利条件开始兼营汇款业务，为新马一带的矿工及侨胞，提供较安全的汇款服务。

顾客先到新马的“余仁生”店铺存款，余仁生店便以挂号形式，将提款单寄予香港及广东一带的收款人，客人可以凭提款单，在香港余仁生收钱。

由于“余仁生”信誉好，不少手持提款单的人，可以凭单到其他店铺购物，以提款单直接付款，如同现时的现金支票一样，而毋须先兑现现金购物。

当中，“余仁生”作为兼营副业，从中收取小额服务费。由于余仁生店在马来半岛以外地方遍地开花，其客户已不限于余东旋在马来亚的锡矿和橡胶园工人。

至1920年代末期，余仁生已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汇款代理之一。由于华侨众多，侨汇额度大，这门生意利润很可观。因此，余东旋将家族生意的重心由橡胶业和锡矿业转移到从南洋汇款到中国的业务，并将总部迁往香港。

在汇款业上赚得的庞大利润，也让余东旋因此对银行业兴趣大增。1920年，余东旋与另一位粤籍富商吴胜鹏合作创办利华银行，专门服务粤籍华侨。

余家为银行的大股东。很快，这间银行分行遍布于南洋各地及香港，后来更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华资银行之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余东旋利用汇款业重组家族生意业务，在1929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避免了像老友陈嘉庚及很多华人富商那样，因为橡胶业不景令破产，而得以渡过难关。

康有为曾住他家

余东旋在星马当地扮演的华侨富商和社会贤达角色大家都知道，不过其实他和余家对我国清末的革命作出了贡献则鲜为人知。

1910年孙中山再到马来亚宣扬革命思想，期间曾到访雾边，余东旋身为当地侨领，负责接待孙中山。他安排孙中山在雾边第一个华侨社团矿工俱乐部霭楼演讲，霭楼是矿工聚会消遣的会所及康乐体育会，余东旋是霭楼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演讲之后，孙中山还在霭楼住了大约两个晚上。

虽然余东旋这次接待了孙中山，但他并不认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及以武力推翻满清政府的做法，对于洪门、同盟会甚至孙中山向他募捐，他都断然拒绝。

他反而支持康有为的保皇改革理念，康有为于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马来亚时，余东旋曾招呼他到自己家居住。此举也让革命党人对余东旋十分恼怒。

他1908年已加入同盟会的堂弟余东雄曾扬言要杀他，会党分子更是放出声音会绑架他或他家人，以索取赎金，令他多次迁居躲避。

为自身和家人安全，他于1910年带着母亲，迁往新加坡。

余东雄是余东旋叔父余广进的儿子，虽然这个叔父是他的杀母仇人，但余广进在1904年逝世后，余东旋一直扮演“长兄如父”的角色照顾余东雄。

1911年孙中山在槟城策划广州起义。枪法了得的余东雄瞒着母亲，写下遗书，与其生死之交、仅19岁的郭继枚，于3月同赴香港跟随黄兴参加4月的广州起义。

知道余东雄要回中国参加起义，余东旋便设法阻止，他通知所有仁生店及其雇员，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在香港的朋友，不要借钱给余东雄。可是，余东雄还是筹得去广州的旅费。

4月23日（农历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爆发，余东雄与罗仲霍、何克夫当敢死队攻打两广总督衙门，他们手持炸彈轰击两广总督府，击毙多名清军，冲入衙內，未料总督张鸣岐已从后门逃逸，余东雄等撤出时与大批清兵相遇，被清兵包围，寡不敌众，全部牺牲。余东雄是殉难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余郭二人成为烈士后，余东旋毅然负起照料二人家属的义务。

今日新加坡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入口处，伫立着4座黄花岗烈士的铜像供人凭吊。其中两座持刀枪的铜像就是余东雄和郭继枚。

大兴土木终老香港

余家是风水师起家，自然对风水十分重视。余东旋出生那天刚好是农历六月十三“鲁班师傅诞”，父亲就说他命中注定一生都要大兴土木才得以长寿。在香港，余东旋利用汇款服务带的利润，以及客户托汇的现金，投资于不同的商业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地产业。

至1932年，余东旋在香港已拥有约100块地皮。

1932年1月7日，余东旋在星洲成立余东旋有限公司，以管理他在东南亚的物业，但他却从香港摇控公司业务。

余东旋到香港后不久以总共50万元分別在般咸道、浅水湾畔和大埔买入3块地，动工兴建了三座如同童话里的古堡，十分宏伟府第的建筑。 3所府第均称作“余园”，但英文名字则不一样。

余东旋为建立他的生意王国，多年来劳心劳力，而社会地位提高后，又应酬过度，他的健康于1924年开始出现问题——心脏肥大、糖尿病。他本来打算于45岁便退休，而兴建大埔余园便是准备在那里度过余生。

他于1941年5月10日(星期六)到快活谷看赛马，晚上跟东亚银行老板、儿子经纶的岳父简东浦详谈，谈到日本在亚洲的侵略，令他十分激动。他午夜才上床睡觉，至11日 (星期日) 凌晨3时突然说感到胃部不适，及至早上10时，家人急召家庭医生李学良。

余东旋延至11日下午2时半因心脏衰竭终告不治，享年64岁。

1941年5月23日上午10时余东旋出殡。

当日送殡者逾千人，多属中外官绅及商界领袖，其中军政界除了港督罗富国只派代表出席外，差不多所有政府要员都亲临执绋，包括海陆军司令、按察司夫妇、辅政司夫妇、律政司、华民政务司、警察司、裁判司等，连国民政府亦有3位前外交部长(颜惠庆、王正廷及陈友仁)前来送殡。

而当年香港名人录內所有人都到了场。

他于1941年去世时，堪称亚洲首富，会计师花了50年才理清他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