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2000年，资本主义国家共发生22次经济危机。这些危机根本成因可归结于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历次经济危机最终走向复苏的主要驱动力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新技术、新市场、货币因素、战争破坏以及收入均等化导向的社会变革。

新技术或创造一种具有广阔潜力的新产品，或降低生产成本，这两种情况都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消化产能过剩并带动某种产业的上下游，让经济系统进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实例如终结1825年英国经济危机的关键是铁路业兴起，带动冶金、煤炭、机车制造业的发展，促使运输成本迅速降低，进而引致其他工业的发展，英国经济由此经历了长达近12年的繁荣。

新市场为现有的产品找到一个新市场。实例如1837—1843年经济危机期间，英国拼命寻找新的出口对象，特别是扩大对亚洲和非洲的产品出口，1840年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1840年代，英国棉布出口增长了56700万码，为其国内生产新增额的64%。

因货币增长所导致的需求扩大，在金银货币下表现为金银等贵金属的增多，在信用货币下表现为货币当局的货币增发。实例如为了消除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事件的影响，美联储大幅下调基准利率，货币政策空前宽松，这是美国21世纪初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战争本身需要消耗大量物品，且战争的结果还会把原有的财产毁灭掉，从而创造新需求。实例如二战一般被认为是美国经济最终走出“大萧条”的真正根源；1793年英国第二次经济危机期间，英法战争使军用被服订单大增，呢绒业率先走出危机。（图为诺曼底登陆） (来自:腾讯财经)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根源在于普通劳动者收入比例较低，收入均等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可以改善消费和生产不匹配的状态。实例如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收入均等化导向的税收、就业、社保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是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之后能够实现30年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石。（图为罗斯福） (来自:腾讯财经)

在上述驱动因素中，单纯的货币因素难以在长期内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短期内货币增加可能会导致投资增长和需求增加，但货币急速增长不仅会抬高物价总水平并增大通胀风险，而且会加剧政府-居民、债权人-债务人、资本所有者-劳动所有者等多个维度的收入分配差距。

在社会维度，战争破坏往往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净损失以及诸多鲜活生命的消失，因此其“代价”高昂且震荡剧烈，采用战争方式实现市场供求关系再平衡，无论在经济、政治和道义等方面都值得认真检视并竭力规避。

而社会变革会激发出新市场，新市场又依赖于技术进步，因此，以主要技术进步为导向的经济创新、以收入均等化为导向的社会变革，是经济危机治理的基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