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永远的精神标杆丨李大钊与他的“青春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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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李大钊《青春》

李大钊:青春

(节选)

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

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

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

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

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

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洪荒而后,民族若国家之递兴递亡者,然其不可纪矣。

粤稽西史,罗马、巴比伦之盛时,丰功伟烈,彪著寰宇,曾几何时,一代声华,都成尘土矣。祗今屈指,欧土名邦,若意大利,若法兰西,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若荷兰,若比利时,若丹麦,若瑞典,若挪威,乃至若英吉利,罔不有积尘之历史,以重累其国家若民族之生命。

回溯往祀,是等国族,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而今已矣,声华渐落,躯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

其校新者,惟德意志与匈牙利,此次战血洪涛中,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发,以挥展其天才矣。

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

支那自黄帝以降,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者,四千八百余年于兹矣。历世久远,纵观横览,罕有其伦。稽其民族青春之期,远在有周之世,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过此以往,渐向衰歇之运,然犹浸衰浸微,扬其余辉。以至于今日者,得不谓为其民族之光欤?

夫人寿之永,不过百年,民族之命,垂五千载,斯亦寿之至也。印度为生释迦而兴,故自释迦生而印度死;犹太为生耶稣而立,故自耶稣生而犹太亡;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黤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

吾青年之骤闻斯言者,未有不变色裂眦,怒其侮我之甚也。

虽然,勿怒也。

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来源:瞭望  原刊于1916年9月1日《新青年》2卷1号)

“五四”,永远的精神标杆

文丨陈平原

历史上很难见到像“五四”这样的“幸运儿”——时间不长、牺牲很小,但影响却极为深远。事件发生的当月,按理说,尘埃尚未落定,可已经有北大教务长顾孟余、学生领袖罗家伦以及著名政论家张东荪分别在《晨报》《每周评论》与《时事新报》上撰文,命名此“运动”,且表彰其“精神”。而从第二年起,北大学生就开始了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追怀与阐释。此后将近百年,中国社会不断转型,政治形势跌宕起伏,文人学者乃至立场迥异的政治家,从未停止过对于五四的“言说”——尽管结论千差万别,但各方都承认,这是新旧转折时期重要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五四”青年节,《人民日报》等报刊必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弘扬五四精神,并借此不断地与先贤对话。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社会乃至学界对“五四”有一些批评,对此,我们需要做出回应。不管是表彰还是批评,只要能参与当下的社会变革,就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仍然活在当下,并没有离我们远去。

作为研究对象的“五四”与作为思想资源的“五四”,二者互相关联,但并不完全等同。学术界的求真务实,与大众传媒的借题发挥,各有其合理性。即便讲求贴近现实、与时俱进的后者,也请记得,“五四”是思想的“磨刀石”,而不是蕴藏无数锦囊妙计的百宝箱。你很难即问即答,有求必应。与其就无数现实问题问计于先贤,不如借助持之以恒的对话,获得某种价值立场与思维方式——这才是“五四”之所以常说常新的奥秘所在。

所谓五四运动,不仅仅是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游行,它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这是“五四”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自以为聪明的今人,很容易根据自己的专长,挑剔前辈的浅薄、天真与浮躁。其实,五四新文化人那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志向,以及兼及文采飞扬、思想深邃、行动果敢的能力,是后世的我们很难企及的。如此三合一,不仅是建功立业的理想境界,也是令人羡慕的生命形态。

将“五四”确定为“青年节”而不是“文艺节”,正是看重其青春勃发、上下求索的刚毅与雄健。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喜欢仰望天空、神游万仞的;而最终能实现当初梦想的,微乎其微。这里有外在环境的限制,也包括自身能力的调动、调适与发挥。只有思想而无行动,容易显得苍白;反过来,只有行动而无思想,则只能是莽汉。至于表达能力,不仅是人际交流的润滑剂,也是其吸引追随者的不二法门,甚至是功业长留天地间的关键。

这是以“新青年”为主体的运动,当初的大中学生,学问及见识远不及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周氏兄弟等,但借此机遇登上历史舞台,日后挥斥方遒,大有成就。因此,不妨暂时搁置师长辈的高屋建瓴,编一册“五四青年”的文集,看看百年前的中国青年是如何苦闷与挣扎、思考与表达的。这对于当下无数拼搏在课堂上以及职场中的年轻人,无疑更具启迪作用。

那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标杆——时势早已变迁,但其生气淋漓的生命形态,依旧引人驰想与怀念。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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