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肇庆君为大家说了

唐朝才子李绅在肇庆留下的一些故事

（回顾点击→他是正国级的领导，曾在肇庆做过副市长，留下了这些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探讨

拥有“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美誉的利玛窦

是怎么在我们大肇庆名扬天下的

利马窦

Matteo Ricci

1552年～1610年

利马窦，号泰西，又号西江，意大利马塞拉塔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福音二十多年，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世界宗教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为明朝时期中西方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作出应有贡献。

以开创性的工作

成就“传教士健将”之名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初十（公历10月24日），利马窦（司铎）等3人由澳门取道广州、三水抵达肇庆（后来，这一天被定为天主教入传中国纪念日），正式加入“征讨”中国人“精神战争”①的行列，踏上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活动的漫漫征程。

虽则31岁的利马窦只是作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5年～1607年）的副手身份出现，但在肇庆传道的六年里，大部分的具体工作都是由利氏一人承担，可谓独当一面！

经过利马窦的艰苦努力，很快就打开了天主教在肇庆传教的局面，并取得骄人的成绩：

1.建造中国大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

初到两广总督府、广东岭西分巡道治所——肇庆，利马窦一行被安置在城东的天宁寺附近居住。时肇庆府正值大兴土木，在七星岩建文昌阁、在城东郊区建崇禧塔。利马窦因势利导，伺机向知府王泮提出建房申请，以作日后栖身之所及布道场地。

1583年9月中旬，经王泮特批，在建设中的崇禧塔北面划出一块地，给这批来自西方的宗教人士兴建教堂和住所。

在利马窦的主持下，1584年(万历十二年)4月，位于西江河畔的中国内地首座天主教教堂的第一层（第二层竣工于1585年11月）落成。教堂中间大厅为圣坛，上挂圣母画像；两侧有房四间：一为寝室，二是地图展示室及绘制室，三为西文图书室和会客室，四是天文仪器陈列室。

为给这座花费约20万银元(一说是6000金币)的建筑物命名，利马窦颇费了一番工夫。经与两广总督郭应聘、肇庆知府王泮多次商榷，反复推敲，最后由王泮定夺，采取折中的办法（既迎合当地民众的尚佛心理，也委婉地突出天主教的特点）将其命名为“仙花寺”，利马窦私下称其为“圣童贞院”。

“仙花”是中国人对圣母的一种别称，“寺”是中国佛教道场。利玛窦同意将天主堂起中国化的名字，无形拉近他了与肇庆人的距离。

王泮送来两块亲手题写的匾额，以示祝贺：一为“仙花寺”，挂在寺的门口；一为“西来净士”，悬在大厅的中圣堂②。仙花寺，以中国内地第一座天主教教堂而载入史册。

此后，利马窦以“仙花寺”为据点，开展艰辛的传教布道活动。

仙花寺遗址（来源：老树的博客）

2.绘制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

万历十二年（1584年）9月，时升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分巡岭西道的王泮看到教堂内悬挂的拉丁文版世界地图，就请利马窦制作一幅中文世界地图。

不久，利马窦采用平面投影技术，用中文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地图的中心是欧洲，而有关中国的版图则被放置在最右边的一角。以王泮为首的地方官僚看后很不高兴。

根据王泮等人的意图，利马窦于10月绘改出另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命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又称《舆地山海全图》）。

此图带有浓郁的主观性，把中国的版面放在地图的最中间，完全是为迎合当地官员的自大心理，违反了科学的严谨性；但也包含着许多科学的地理知识，比如：地圆说、五大洲、经纬线、子午线等等，打破了传统的“天圆地方”地理观念。

王泮亲自作序，让利马窦加以中文注解。王泮个人出资刊印了十多份，除了在衙署及家中悬挂外，还赠给友人及邻近各省主要官员。

《山海舆地全图》的广泛流传，进一步提高利马窦的知名度。据说，迄今世上还保存有4幅，分别被收藏在梵帝冈、日本和英国③。《山海舆地全图》（后改称《坤舆万国全图》）成为中国日后刊印发行世界地图的样本，其地理学理论至今仍相袭沿用。

李志藻刻本

3.与人合作编纂世界上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华字典》（即《平常问答词意》）

为方便学习中国文化，以利于传播天主教，利马窦利用空闲时间，向当地的知识分子探讨有关汉语读音及词汇方面的理论；1588年，与罗明坚合作编写出《葡华字典》，时被称为“同体例中开创性的著作”。

《葡华字典》内容丰富，涉及葡萄牙语词、意大利字母注音、汉文对照，还包括辞书和检字法功能。解放后，《葡华字典》的注音法则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定为“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④予以推广。

4.开展传教活动，并获阶段性成果

思想的传播和被接受，往往要比物质和艺术的流传和被吸收困难得多。所以，利马窦想要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崇佛尊儒的传统打开缺口，非一朝一夕之事，注定要非下一番苦功不可。

从暂住天宁寺附近的那天起，利马窦就着手计划如何站稳脚跟，怎样寻找突破口开展传教布道等事宜。

虽则步履维艰，可工夫不负有心人。来自西方的福音，终于在某日融合在千年古刹的晨钟暮鼓之中，肇庆乃至中国的宗教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批皈依天主教的只有两人（一人为福建的秀才，另为当地的青年），但其意义是不能用数量替代的，它终于使三十年前传教士们“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开裂欢迎吾主啊”⑤的叹息成为历史。

经过利马窦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又有部分“被争取放弃他们的迷信和偶像崇拜的人及时受洗”，其中最多的一次竟有18人；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肇庆境域有40多人成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徒⑥。

在肇活动初期，罗明坚多数时间忙于其他事务，来往于澳门、广州与肇庆之间；1586至1587年又跑到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和广西桂林活动。为此，自始至终坚守肇庆开展传教活动、且用力最多的是利马窦一人。故《明史》有“自利马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教”之说⑦。

特别是1588年（万历十六年）6月罗明坚被逐离境后，本地有关天主教的事务均由利马窦负责。因他创新传教方式，及时总结布道经验，加入耶稣会队伍的人数在不断壮大，截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8月告别肇庆时，接受洗礼的教徒达80人⑧。

肇庆六年，利马窦为播种天主福音，历尽千辛万苦，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有目共睹。因此，驻澳门天主教会将利马窦提拔为仙花寺的主持，后来又晋升为中国教区的区长（1596年），这一切，都与他在肇庆期间的出色表现有着直接的关联。

后来，曾经有人这样为驻肇期间的利马窦作总结：

利马窦“多才多艺，是传教士中的一员健将；他能很荣耀地完成了别人已经实现而不克单独成功的事业”⑨。

未几，利马窦将自己的号改作“西江”，许是为了纪念在肇庆的那段“光辉岁月”吧！

首创“中国式传教”并以之闻名

制订正确的计划和策略是取得传教胜利的前提条件。在利马窦进入肇庆之前，已有传教士来过中国；不过，由于这些传教士不谙中国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民风民俗，因此影响不大，没能站住脚跟。

起初，利马窦他们执行的是耶稣教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Valignani）在澳门拟定的传教方针，即取消在宗教仪式中强行推行西方习俗，使用拉丁语的做法，转而注重学习中国语言，吸取中国的文化知识⑩。

经过仔细考察，利马窦认识到，要使天主教植根和萌发于具有悠久历史的肇庆，单靠范礼安所调整的方针还远远不够。

于是，利马窦从肇庆的实际情况出发，以范礼安的“方针”为基调，重新确立“中国式传教”方略，制定了新的传教政策，即“合儒”、“补儒”、“超儒”，也就是以学术为手段“叩门”而入。

首先是走“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通过各种方式取悦当地行政长官，比如两广总督郭应聘、肇庆知府王泮等，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趁机站稳脚跟，方便开展传教活动。

其次是“入境随俗”，研习中文，并按照当地习俗和礼节开展生活和活动。他们割发断须，改穿僧服和中国平民服装，学习肇庆方言，熟悉风俗习惯，借机接近社会各阶层。

再次是尊孔奉孟，诵读儒家经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最后是重新解释天主教教义。在宣扬教义时，为迎合士大夫们对天的崇敬之情，利马窦从中国史籍中找到耶稣教与儒教的接合点，说什么中国的“天”的观念就是他们宗教中的“天主”，随将上帝（God）翻译成“天主”（Deus），并确定传教的核心词就是“天主”，后又将他们敬爱天主与爱慕人和孔子“仁”的学说相比附。为使天主教中国化，巧妙地把“扩充封建旧识”和“启迪天主新知”糅合在一起，于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使耶稣教与儒教“互相合和”⑪。在天主教的仪式上，允许祭天、敬祖和尊孔。与此同时，利马窦用中文印制《天主十戒》小册子，广泛散发，扩大宣传面。

1585年，利马窦把“以言辩之”与“析之以理”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肇庆“中国式传教”方略——《天主实义》初稿成功面世，体现“和解的政策而非对抗的政策”；该书稿重点陈述“耶与儒”的共性，认为孔子在《中庸》所言“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中的“上帝”就是“天主”⑬。

“中国式传教”方略刚出台，就遭到西方一些传教士的强烈抗议，说利马窦败坏了祖宗的规矩，背叛了天主教的基本精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证明这些“计划和策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于是，持反对意见的也投了“赞同票”。

由于事前利马窦的“运筹帏幄”，创新传教方略，掌握传教的主动权，所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就打开天主教在肇庆活动的新局面。

这些闻名天下的“中国式传教方略”亦得到本地官僚士大夫的采纳和支持，有力推动了利马窦在肇庆的传教活动的纵深发展，也为日后在其他地方的宣教传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利马窦离开肇庆后，无论是在韶关、南昌，还是南京、北京，继续沿用在肇庆形成的“中国式”传教方略，并多有斩获；其后来者，比如，艾儒略、邓玉函、熊三拔等人也纷纷效仿，且屡试不败。难怪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也大加赞赏，说“余常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⑭

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

成就其“西学东渐奠基者”之名

利马窦自澳门来，携带一批涉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所谓“奇器异物”，例如地球仪、世界地图、玻璃三棱镜、望远镜、自鸣钟、圣母玛利亚的油画等。除了作为“敲门砖”赠送给地方官员外，许多物品被放在仙花寺陈列展出。

这些见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的“异域方物”，吸引着当地无数人的好奇目光。随之，天主教的名声也不胫而走，向周边传播。

利马窦亲自作现场讲解，介绍这些近代科技的发明创造过程及用途，借机以“西学”论证“神学”，宣扬天主教。

与此同时，利马窦又动手制作含有科技元素的实物，以展示科技成果，扩大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宣传：

一是设计欧洲建筑风格的仙花寺；

二是利用平面投影技术绘制出第一张中文版世界地图。

此外，他还从澳门找来制钟工匠，在肇庆五金工匠的协助下，在“仙花寺”内造出中国内地第一座机械自鸣钟⑮。

利玛窦在中国造的自鸣钟（复制品）

通过利马窦不惟余力的推介，人们初步了解了一些有关物理、天文、艺术和地理的自然科学知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既增长了人们对世界见识，从中知道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对于破除封建迷信、开启民智、唤醒人们追求科学技术的觉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利马窦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西学东渐”的奠基人，其名声远扬。

后来的传教士大都延续着利马窦的做法，所以有“明末清初那一点点科学萌芽，都是从耶稣会教士手中稗贩进来”⑯之述。此后，中国逐渐步入脱离愚昧、认知世界的历史轨迹。

传播中国儒学，

成就其“东学西传”第一人之名

在肇庆，“以学辅教”的利马窦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开始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源源不断地传播向欧洲，被称为“东学西传”第一人。

利马窦进入肇庆前，曾在澳门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学习，但收效甚微。在肇庆安顿下来后，利氏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中去，以求在短时间内融入这个国度。

为此，利马窦高薪聘请福建籍叫司宾（译音）的秀才做他的家庭中文教师，专门学习中国儒家典籍。未几，勤学苦练的他就学会用中文著书立说。故有“初时言语文字未达，苦心学习按图画人物，请人指点，渐晓语言，旁通文字，至于六经子史等篇，无不尽畅其意义，始稍著书，发明圣教”⑰的记载。

后来，利马窦与罗明坚合作编写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汉字典》（又名《平常问答词义》）；又将《四书》的《大学》篇翻译成拉丁文传回意大利出版，西方国家开始知晓中国有位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他还撰写《备忘录》，通过书信形式转回意大利，这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最早介绍中国情况的长文。

所以说，利马窦是世界上首位直接掌握中文，并依据儒家典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将其传播到欧洲的西方学者。

由上观之，利马窦在肇庆期间的传教活动，基本上是成功的，成就其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最初名声。

对于利马窦在肇的传教布道活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应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作出科学、公正的评价。

肇庆六年，利马窦主要是从事天主教的传播，开展的是正常的宗教活动，没有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这一点应当给予肯定。因此，不能将他和鸦片战争时期的传教士等量齐观。相反，他还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中起过“桥梁”作用。

虽则利玛窦的主观意图是为了传播宗教，传播中西文化只是他作为传教的一种手段或方法，但其用以推动宗教传播的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却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文化视野，使当时的先进人士的思想有了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所以说它的客观影响和历史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对中西方文化互相间的交流所起的功效是永恒的。

当然，这些作用也包含着很大的局限性（即使他是“智慧”、“博学”之士），这是由他本身固有的神学世界观所限制的：

第一，思想上受西方神学的支配，使他不可能透彻地领悟中国的思想文化真谛，导致所传送到西方的中国文明打了很大的折扣，所起的作用由此可窥一斑。

第二，利马窦传入的科学技术也并非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神学的偏见，使他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大部分只相当于希腊时代的水平，缺乏对近代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成就的阐述。即便如此，“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⑱

注 释

① 顾裕禄：《对利马窦传入欧洲科学的剖析》；光明日报，1983年7月20日《史学》；

②⑧《肇庆市志》第410页，1996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③《肇庆市志》第1456页，1999年7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④林金水：《利马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⑤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第9页；

⑥蒋祖缘：《利马窦在广东的传教和科学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⑦（清）张廷玉：《明史》卷326，列传第214之外国六；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4月；

⑨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239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

⑩曹琦、彭耀：《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第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⒒丁韪良：《震旦论丛》第248页；

⒓吴相湘：《天学初涵》（一）第400页；

⒔陈受颐：《明末耶稣会士的儒教观及其反应》，载《明代宗教》台湾学生书局印行；

⒕徐光启：《泰西水法序》；

⒖陈大同：《历史上西江地区的中外文化交流》，《炎黄文化》1998年第2期；

⒗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8页；

⒘艾利略：《大西利先生行迹》；

⒙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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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发布编辑部

资料来源 肇庆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 韦相伍

图片来源网络

编辑 朱静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