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正在举行。“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已全面禁止使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来自中国的发言代表，目光坚定，掷地有声。

他是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席）、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正向与会代表分享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

这些年，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吸引了全球关注。此前，因承认中国使用死囚器官，黄洁夫一度处于风口浪尖，中国也一直被全球移植界排挤。

历经超过十年的改革“阵痛”，在这次峰会上，黄洁夫亮出数据，直面质疑，回击谣言。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他真诚讲述了“中国故事”的这一章。

◎“饮鸩止渴”

中国长期被排斥在国际器官移植圈之外

“你们的器官从哪儿来？”

“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于死囚捐赠。”

2005年，菲律宾马尼拉。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以下简称“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一番话，当场成为焦点。

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器官来源是说不得的“禁区”。“每年，我们总对外说做了多少例器官移植，一谈到来源却一直回避，反而一直被追问。”何晓顺是黄洁夫的学生和老部下，如今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

也许谁都没想到，中国官员这句坦陈，已轻轻敲开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改革的大门。

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起步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众多，需求摆在那里。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供移植的器官非常缺乏。”何晓顺告诉南方日报记者。

器官从哪儿来？渠道一是通过亲属的活体器官捐献。但由于亲属意愿、身体状况、配型等因素制约，变数较大；渠道二是通过公民身后捐献器官，但中国自古就有的完尸观念，使捐献者寥寥。

两条路都很难走通。谁来化解医生和病人等待的焦灼？

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死囚。1984年，中国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确“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和“经家属同意捐献”的死刑犯尸体“可供给医疗卫生单位利用”。

“这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也是权宜之计。”何晓顺说，自此，死囚器官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31年后，黄洁夫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时回忆说，那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状态”。

“鸩”，并非夸大其词。就器官质量而言，死囚器官普遍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高；从伦理上看，很难保证死囚的捐献行为是自愿的；从分配上看，没人敢担保是公平公正的。

国际多个组织将中国列为移植器官来源不明国。有的国家以此质疑中国人权。国际移植界制定了针对中国的“三不”政策——中国医生不允许参加世界移植专业组织；国际权威期刊不发表与中国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科研论文；中国器官移植学者不能在权威会议上公开演讲。

死囚器官之“毒”，也“毒害”了器官移植医生的心。

黄洁夫曾谈起一段亲身经历。“1994年。”他去现场看了摘取过程。

“我是医生，道德的底线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必须在神圣的殿堂，纯洁地救死扶伤。这样做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

“我以后再也不去了！”当时，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

◎中国方案

“脏水不要泼到祖先身上，落后不能怪老百姓”

2006年，是黄洁夫公开承认中国使用死囚器官的第二年。国家卫生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800多名移植科医生与会。

《广州宣言》在会上诞生。“宣言明确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的伦理学的准则。”何晓顺在现场，听到了“改革的号角”。

2007年1月1日，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同年《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踏上法治化规范化的道路，也为打击器官贩卖提供了法律依据。

黄洁夫当时的身份是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一系列动作随之展开——

针对医院资质问题，国家卫生部对600多家单位做了“洗牌”，吊销了置病人安全、医疗质量不顾的单位的资质，保留了163家（今已增至169家）。

针对被国际社会多次批评的“器官移植旅游”现象，国家卫生部于2009年下发《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基本杜绝外国国籍病人来华获取移植医疗的现象。

有“破”，便有“立”。

“有人说中国多年无法建立器官自愿捐献系统是因为受‘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但我始终认为，落后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行政体制，脏水不要泼到祖先身上，落后不能怪老百姓。”在多个场合，黄洁夫宣誓了建立公正、透明、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决心。

这是漫长的过程，也是系统工程。

首先要圈定范围。2010年，国家卫生部启动了器官捐献工作试点，11个省市成为试点。

其次得制定规则。同年，国家卫生部委托专家设计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为了让系统更加公平，COTRS负责人王海波和团队研究了各国的器官分配政策，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器官移植分配科学政策的草案。

“黄部长当时是一个字一个字去改的。”王海波这样描述这个过程的谨慎和艰辛。最终，厚达390多页的中国器官分配原则出炉，他的团队根据原则去设计了程序。

2012年底，广州。王海波对包括南方日报记者在内的在场媒体郑重承诺，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实现了无人为干预的器官分配方式，能将器官分配给最需要的病人。

此外，还要建立团队。两年后的春天，又是广州——中国首个器官获取组织-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宣布正式成立。

OPO是由人体器官移植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等组成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负责对服务范围内的潜在捐献人进行医学评估，并请捐献人或其家属签订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捐献合法性文件。

捐献人及其捐献器官相关信息，将由OPO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同时，与获得该器官的病人所在医院进行捐献器官的交接确认。该组织的成立保证了中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规范捐献器官的获取和分配工作。

不过，调动人的积极性始终是重中之重。黄洁夫以身作则，在多个场合表示早就签了志愿书。“如果我不行了，器官又还有用，我愿意献出器官帮助有需要的人。”

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记录了2012年11月9日发生在广州的一个温暖又肃穆的瞬间——身着手术服的黄洁夫，摘下口罩，与医护人员一同向身穿粉色护士服、手捧鲜花的女孩致敬。

女孩叫吴华静，17岁，韶关学院医学院的中专生，因车祸离世。为了实现她生前的心愿，父母捐献了她的肝脏、双肾和眼角膜，拯救3个人的生命，让2个人重见光明。

公民身后捐献器官的案例越来越多，也有更多人登记成为自愿捐献者。仅2014年，全国就实现了近1700例器官捐献，超过了过去半个世纪公民自愿捐献的总和。

2014年12月，云南昆明。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会议上，黄洁夫郑重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宣布的前夕，他与何晓顺通了电话。“黄老师问我现在宣布行不行。我很有底气。因为我们医院的公民身后捐献器官早已占绝大多数。”

◎数据说话

“中国器官移植的春天来了”

2017年2月，带着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黄洁夫出现在正在梵蒂冈举行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

他今年71岁了。如今的身份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席）、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黄洁夫如此描述“中国方案”——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2007年中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2011年把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纳入刑法调整范围，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司法途径来源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中国还制定了系列配套政策，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依法规范开展。

他还说，中国遵循国际公认的伦理学原则，结合国情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实现器官公正分配和可溯源管理，充分保障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利，走出了一条体现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实际的器官捐献与移植道路，向全世界提供了中国模式。他倡议，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对成员国进行器官移植监管的特别委员会。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累计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近1万例，捐献大器官近2.8万个。2016年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

“当中国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后，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来了，但我说中国器官移植的春天来了，数据证明我是对的。”黄洁夫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这样的成绩，也与何晓顺等移植专家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国际上，移植器官主要来源于脑死亡器官捐献，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度与技术体系。然而，因传统观念及法律背景的差异，脑死亡概念在我国尚未被广为接受。

“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为主体的中国三类捐献模式是政府启动捐献工作的战略决策。然而，由于全球均没有成熟经验，这种捐献模式是否可行，过去谁都不知道。”何晓顺说。

临床专家很清楚，心脏死亡后大多数器官必须在15分钟内获取，否则就无法捐献。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何晓顺团队系统化解决了供体识别、器官维护、评估、修复等一系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核心技术问题。

他们不仅通过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纳入多个神经学评估参数，构建了预测不可逆脑损伤患者死亡时间的nomogram模型，准确率高达96.0%，有助于发现潜在供体及选择器官捐献的最佳时机；还创建了以保护器官功能为核心的供体维护规范，显著提高了捐献器官的使用率。

何晓顺透露，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捐献肝脏和肾脏的使用率分别达94.6%和92.7%，高于美国水平的74.3%和73.1%，又一次用数据说话。

这一项目刚刚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专家认为，心脏死亡捐献模式的成功应用，开启中国身后器官捐献之门，被誉为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创新与贡献”。

2016年，黄洁夫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器官捐献的发展历程与展望》的文章。文中写道：“建立一个伦理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是几代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梦想，这个梦想正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得以实现，我们正在开始一个阳光下的新征程。”

此时，离“广州宣言”的发表已过去整整十年。为此奔忙的人们，深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中国器官移植需求在20万-30万之间，但是每年只有1万多个器官捐献，供需仍不平衡。黄洁夫希望进一步撬动公民的捐献意愿。

2016年，他促成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支付宝医疗服务平台的合作，在支付宝上线“器官捐献登记”功能，支付宝实名用户可以一键完成登记，整个过程只需要10秒。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23日下午15时，通过支付宝新增的器官捐献登记人数近27000人，上线一天半，已超过以往一年的登记量。

◎独家对话

黄洁夫：三五年内中国将成为器官移植世界第一大国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此次在国际会议上发声？

黄洁夫：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地登上世界权威舞台，就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发声。会议规格很高，联合国、欧盟及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多个宗教界代表、伊斯坦布尔宣言组织成员、全球多国器官移植协会主席都参加了会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高度赞扬中国在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工作进展。

中国受邀意义重大。说明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能再次被世界了解，中国声音能被世界倾听，我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再讲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故事。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一定要开放、透明、敢担当。

南方日报：2005年，您在国际社会坦陈中国器官来源，这是否让您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黄洁夫：我很喜欢孔夫子的一句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意思是圣人也会犯错，你的错误全世界都能看得到，但只要你改了人们还是会钦佩你。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走的就是这么一条路。过去我们确实有问题的，但知错能改。

南方日报：这次发言后得到了怎样的评价？

黄洁夫：很多人都说，中国政府真了不起，你们很幸运，有这么好如此有魄力、敢于改革、说做就做的政府。对很多国家而言，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推了很多年都推不动，中国在短短几年，成果显著，去年就成为器官移植的世界第二大国，而且做法是符合全世界公共的伦理学准则的，值得骄傲。

南方日报：对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的未来，您有什么展望？

黄洁夫：我们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公民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体系与我理想还有差距。人民群众需要公平的、可及的器官捐献服务。我们仍有一些伦理、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需要突破。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很重视这项工作，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三五年之内中国一定会成为器官移植世界第一大国。

南方日报：广东是器官捐献与移植的大省。我们留意到，很多次对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发展而言举足轻重的会议，都是在广东召开的。

黄洁夫：我特别想表达一个观点，广东开放、实干，是全国的“先行军”，不仅器官捐献量常年位列全国第一，而且移植技术水平也走在全国前列，希望广东推广经验，为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实习生 李嘉琪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曾强 张梓望

【封面图】南方日报记者 孙俊杰 摄

【通讯员】李绍斌 彭福祥

【校对】黄黎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