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界向右转，会让我想要更好地做一个知识人”

《给未来的女儿》

去年11月的第二个周二，我工作的媒体《正午故事》编辑给了我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女生遭受性骚扰，问该怎么办。当时正是美国大选前一天，我想，去报案、找朋友和专业人士得到帮助等等流程现在大家谈得比较多了，不如趁这个机会鼓励她一下，世界不会永远这样。就在草稿里回顾了希拉里以前因为性别身份遭嘲笑，是不正统的第一夫人，但她一直很顽强，她的当选是妇女史上的重要一步。那时对希拉里会当选一点疑问都没有，太确定了。我看到比尔·克林顿的照片，都觉得这就是未来的第一先生，挺好。

但是周三，特朗普当选。我非常崩溃。也意识到回信白写了，要重写。觉得自己之前写的好可笑啊，怎么世界会变成这个鬼样子。

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人类学博士刚毕业，住在纽约。那天我们俩各自都一边在看计票，一边看Stephen Colbert的选情直播脱口秀。我俩一个共同爱好是看美国政治讽刺脱口秀，整个大选期间这类节目都在讽刺特朗普和右翼政客，把相信他们宣传的人视为愚蠢。大选结果出来那一刻，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是，突然间，看了很多年的那些笑话不好笑了。你没法再以讽刺的态度面对这一切，你以往讽刺的态度纵容了这一切。你对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知识群体自说自话，在自己智力的愉快里面喜气洋洋，也等于拒绝同情和理解你讽刺的人所面对的困境，你处在割裂中，还创造了更大的割裂。大洋两边我们俩在微信上讨论，到底要怎么样认真对待自己的写作和生活。那些天脑子里想的是责任感是什么、怎么理解他人，所以写了篇非常正面的檄文，没有调侃，没有绕圈子，就觉得，应该好好说话了。

来信者的感受实际上很尖锐，性骚扰是很严重的事，但现在又是女性日常面临的困境的一部分。确实应该建立性骚扰处理流程，让受害者遇事有步骤可走，但我对这种标准答案也厌烦了，觉得很无力，丧失了激进性，伤害和呼吁都日常化了。以中国的广袤、以中国的人口和社会问题的繁多，这样一个个case去制度建设，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完成。同时，这种问题光靠制度建设和立法来解决不够，要靠女性、边缘人口来重新定义什么是好的秩序，说出自己的经验，整体去挑战现有概念，建立新秩序。像腾讯年会的这个鬼事情，台上那些侮辱人的色情游戏成为公司庆典和胜利的一部分，曝光后社会批判反感，他们出来道歉，声明“女员工对不起”。这种批判和道歉改变不了公司文化。

就在一种崩溃和实际上非常悲观的情绪下写了《给未来的女儿》，非常长，没用什么结构去穿插，是不考虑阅读感受的写作，对知识分子责任、对优越感、对知识上的傲慢作了一点反思，其实是在想未来什么样的秩序是可能的、大家怎么样相互理解和沟通。

文章发出后，有高校的女生社团联络我，分享想法，也收到来自个人的回应，有人说受到激励，我也很意外和感动。这种反馈给我信心，倒不是关于性别关系，而是关于写作的，写作确实不需要考虑传播度，不用去想所谓现在手机阅读读者只看短句子、短文章、要讲笑话或故事之类的说法。我这几年比较悲观，做好一个东西，听的人会听，不听的人会不听。一块奶酪，肯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与其分成小块，你站在路口，每一个人都递上一小块，不如放在那里，有兴趣的人循着味道会去拿它。这些人可能是真的对奶酪有兴趣的人。

当然特朗普的事情又让我有了新的反思。媒体不能自说自话。假设奶酪是好东西，关涉到社会正义和公平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未来，而不只是有些人爱吃、有些人不爱吃的零食，你的放弃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现在想应该不顾忌传播度和阅读量，但写得强烈，不在形式上讨好人，但不放弃对某些主题和问题的讨论。可能应该每天都做奶酪，每天去把它放在不同的路口，总之既不强迫或者讨好，但也不能常规化，要打奶酪游击战。2016年开始时我是一种心态，到年末又是另一种心态。没有找到方案，2016年全然在困惑中结束。

性别敏感

我对性别的敏感起源于2008年在芝加哥大学做交换生时。当时我的田野工作跟木偶戏相关，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戏曲的工作坊。一次中国一所高校某某系主任来工作坊发表了一个小小的talk。之后这位男系主任讲到一个招式，点一个和他一起来访的女职员，说你上去，给他们表演一个。你很容易能想象到这种常见的颐指气使。这时我们是边吃盒饭边在讨论，都在吃饭，就要她上去。她没有想到，也有点不舒服吧。中国女孩常不得不用忸怩来表示拒绝，她就说，“这个怎么跳呀”。但系主任一定要她跳，她就去跳了一下，结果他评论：“小x（x代指女职员的姓氏），你今天怎么穿个牛仔裤，这么紧，动作做不好。”

那一刹那很心疼这个女孩子，好像突然明白了自己以前看到过也面对过、但不大有意识的很多事情。另外，也有点“吾国吾民”的感觉，这事发生在美国，在场教授都是白人，我既在用当代西方的文明观批评这件事，又因此羞耻。我想要“文化自觉”，可那个文化在哪里呢？种族关系殖民关系的羞辱感叠加在性别耻辱上，矛盾好像因为这个结构关系尖锐化了。也很疑惑在西方平等和权利观念外，还能有什么武器拿来批评歧视。

这事有一个后续。结束后按惯例会留邮箱，当时我很受冲击，但没想清楚，没有反抗意识，还是跟那个指指点点特别讨厌的系主任去交换了邮箱，当然没写过信。2009年9月还是10月，他给我写信，说：“你回到北京了吗，我们吃个饭？”我觉得特别恶心。

报警

2015年夏天到北京，胡同的房子是我正式看的第一个房子，我不挑，当天就签了。不是什么体验胡同文化，跟去大理就想住洱海边、去里斯本住海边一样，挺新鲜的。要知道有贼我能住吗？

《在棚户区》文章里写到的有人半夜从外面打开我窗户，试图盗窃或者闯进来的事，发生在凌晨一点。我看到了这个人，他也看到我的脸，然后跑了，我打电话报警后等警察来，又听见有人弄门的声音，那人回来了。这是我最害怕的时候。重新打110，告诉接警员歹徒现在可能就在我门外，问警察预计什么时候到，110那边说：“已经安排了，你就等着吧，别着急”。我问能不能查一下，答：“我这边看不着”。问怎么确定是警察敲门，不是正在撬门的坏人，说，“警察肯定有办法，敲你门你开就是了。”问姓名住址这种初级的接警规范是有的，其他处理得随意、不耐烦、缺乏警惕。

这是我第二次和警察打交道。上一次是在美国遭到抢劫，恰好当时就抓到人了，当晚去了警局，后来出庭，我还去做了证人。警官给我留了他个人电话，每个处理步骤通知我，包括征求我对出庭作证的意见。这次我报警后要求立案，得到了回执，第二天区刑警队也来收集了指纹。案子是小案子，也未遂，抓不到人是正常的。

像110的接警规范，我觉得值得呼吁也值得写，这靠报警中心建立条例、研究各种报警内容、学习先进经验、加强培训就能实现，是有可能推进的一个进步。而像基层派出所的情况、对案子的重视程度、破不破得了案，那跟警察资源、警民比例、国家给的其他任务量都有关，写了也推进不了什么，即使是大案子，去呼吁，也只能得到国家运动式的处理，整体情况短期内很难改善。我是一个政策上的实用主义者。 

左翼理想

我想要的生活是，真的可以写出好的东西。那种高兴感会让我停止沮丧很久。

2016年我生活上最大的变化是进入正午工作。生活方式没多大改变，都是阅读、写作，处理和制造文本。这一年，整个世界的向右转是我最大的感触，会让我想要更好地做一个知识人。听起来可能有点高蹈，但我确实很困惑，作为一个知识人，你怎么去生活、去写作。

这个生活不是说个人的幸福。一个人受过社会学、人类学训练，几乎没可能不左翼，因为肯定会关心平等问题，不那么容易走到文化保守主义或追求中产阶级的精致生活的道路上去。

我很喜欢一位诗人王璞的作品。他在一个访谈里说，我们的虚无来自于当代史的无效和无聊。他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很深，有首叫《宝塔》的诗，结尾说：“它可以是毛茸茸的，果味儿的，荧光的/但首先是红色的。”意思在于，你的理想或生活方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但能立得住的生存，首先应当是革命性的，是激进的。

我们这代人经常陷在虚无中，表现形式之一是：保卫或珍惜自己的精神生活，放弃公共生活，用职业上的生活给自己提供物质保障，私人生活里有朋友和快感。它实际上割裂了个人与社会、工作与内心。这既是很多知识青年对现实失望的后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结果。

假如说我在最后的困惑中有什么收获，就是这个想法：我们可以孤立地在书斋中写作，可以在工作中努力，即使那种努力伴随着妥协，但是无论如何要让自己与时代产生关系，激进一点，要保持左翼理想，有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这跟在《给未来的女儿》中的想法也是一致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社会生活空间里，结合自己的生活理想，去承担某种责任。如果你是女作家，你可以不只写文学规定或认为女性应该写的内容，一个女公司职员可以敢于让自己更成功。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声，提醒和帮助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寻找朋友和同盟，这也是网络时代匿名写作和新传播方式的好处。

春节

2013年，曾经有一个叫做“淡豹全球后援会” 的ID老在我微博上留言，吹捧我。我说你搞什么，把名字改掉吧，那个人就改掉了。很明显不是个组织，就是某个蛮开心的读者搞了个小行为艺术，他后来的ID我也知道，也还是常留言。到2014年春节，有人问我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他说那个“后援会”是他的老乡和同学，一个江西男孩子，在杭州打工，做空调安装，是文艺青年，听Pink Floyd，喜欢我的随笔和小说，会推荐给他的朋友，这些朋友基本也在各地打工。春节前，小男生从杭州回家里村子过年，和朋友约好到县里唱K，他戴着耳机走去KTV，发生了车祸。发信的孩子说他朋友生前喜欢我的文章，还跟他推荐过，他觉得应该告诉我这件事。

我当时哭了几天。之前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对别人产生影响。我那时还在美国，和几乎不可能认识的人通过文章有了交流。我想，不要很讽刺性或者轻薄地对待写作，当成完全个人化的爱好，当成副业，认为写得好不好都是个人的事。还是得认可它的可能性，写作确实是一个交流的媒介。他的去世是悲剧和偶然，但他和我的关系完全是积极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如果我的文章曾经让他开心过，我也高兴。我应该好好写，不该轻浮。

口述 淡豹

采访、整理 本刊记者 朱诗琦

编辑 张雄lostbox@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