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人而言，书院教育是个比较陌生的名词，这种起源于先秦时期的教育方式，是中式传统教育的一种，但是由于清末新式学堂的兴起到后来学习众多西方教育理念，书院教育逐渐被取代。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逐渐得到重视，传统教育理念也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书院教育，也在一些高等学府中被倡导甚至践行。

潮汕地区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书院教育的风气可谓鼎盛。特别是在澄海区程洋冈村，除了有绿波书院之外，还有数十处私塾与书斋。近日，就有一位澄海的教育工作者在网上发起众筹，要在这座有着重文历史的古村中重新修建起一座书院，让现代人重新感受当年的“书院精神”。

程洋冈底蕴浓厚素有重文传统

澄海区程洋冈村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至今仍居住有数千人口。历史上，这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凤岭古港所在的地方，早在明清时期便已经是一派繁荣。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数百年来，村中中医、文化、商业名家纵横海内外，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这与村中对教育的重视不无关系。

在这座古村中，至今还保持有一个书院的原址——据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澄海博物馆首任馆长蔡英豪介绍，目前，在程洋冈村的许氏宗祠，便是原先绿波书院的所在。

绿波书院由程洋冈人正德丁卯科举人蔡尚义倡办，明代嘉靖初年简单搭建讲学，因原址要建魁星阁，嘉靖十二年（1538年）绿波书院下迁山麓建新址。蔡尚义出任福建龙岩县知县后，由蔡守庸任山长兼主讲。嘉靖四十二年（甲子）前后，由礼部儒学蔡时任山长兼主讲。因违反海禁的林道干曾就读于绿波书院，万历年间，官兵巢平林道干时，绿波书院也遭兵毁。

直至天启六年（1626年），程洋冈村复建丹砂寺时，才由乡人蔡栗庵（书法家）主持复建绿波书院，并亲自题“绿波书院”石勒门匾，请友人——“潮汕八贤”之一的杨任斯主讲。杨任斯出任江西沁县县令后，由蔡栗庵任山长兼主讲。

明朝以后绿波书院失修，主座坍塌。清中后期家学及民办私塾兴起，绿波书院也就被一直荒芜。1912年，绿波书院原址被改建为许氏宗祠，格局仍按原状，原绿波书院石鼓一对也被置于门口。时至今日，在许氏宗祠门外，还可以见到杨任斯当年为绿波书院题写的门联：“鉴开碧影涵新月，山挹晴光映紫霞。”

据蔡英豪介绍，这座书院的所在原本是在程洋冈外，先人选择在靠近山的地方修建书院，意在让读书人远离村庄的嘈杂，安心读书。

在清末，虽然绿波书院已经荒废，但是因为乡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私塾便开始出现甚至慢慢兴起。有史可考，在清末年间蔡毓钟在坑顶树德轩主办私塾开始，先后有蔡榕、许乃秋、林诗林等乡贤从1908年开始到1942年间在村中利用原有的书斋、祠堂等设施兴办数十处私塾，甚至于1927年在程洋冈村还有基督教会利用民屋主办的初级女校，开设有古文、写信等学科，有的还有数学，对于乡人而言起到了很好的启蒙教育作用。

“书院是最能承载乡愁的地方”

近日，在这座有种底蕴浓厚、重视教育的古村里，正悄然进行着一场与书院有关的众筹。

众筹书院行动的发起者名叫林学进，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现年40多岁。据他介绍，他从小在程洋冈村中长大，在印象中，关于程洋冈的记忆，最深刻的便是医馆以及书斋。

“小时候走在街上，很多大大的招牌都是医馆，所以对医馆印象特别深刻。而当时不少书斋，已经作为小学使用，教育的功能在另一个载体上得到实现。”谈起童年的程洋冈时光，30多年前的景象浮现在林学进眼前。而目前，程洋冈村31个书斋大部分仍保持较为完好。

林学进正是在程洋冈长大、求学，直到走出澄海，考进中山大学，而后，又投身教育事业。谈起众筹建书院的事情，林学进谈到最多的不是书院的建筑，而是书院背后的精神。

“在我看来，书院是最能承载乡愁的地方。”林学进说，在此之前，他觉得最能承载乡愁的是祠堂，但后来他觉得这个想法太狭隘了——祠堂只是一个村中一个姓氏甚至是一个姓氏的支系祭祀、缅怀祖先的地方，最多只能代表那个姓氏的乡愁，像程洋冈这种多姓村，有20座祠堂，这么一来，关于程洋冈的乡愁便分散了。而且除了祖先及追思之外，祠堂能够承载的东西并不多。

“书院则不同，在我看来，书院是一处开放式的教育空间，比祠堂更有包容性，也更能够聚集起乡贤。不同姓氏、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无论是教或者学。而且，书院能够承载的东西更多，除了祖先留下来的文化，还能学到工艺、音乐等东西，能够对故乡的文化有一个较为整体的感知。所以我这次准备建的书院是一处公益性的乡村书院。”林学进说。

对此，林学进提出了“小书院，大乡村”的口号，并以此为蓝本，参加“首届中国新乡贤公益创业大赛”，在此次大赛与40余个关于乡村建设的众筹项目一道，发起了属于程洋冈的众筹。

将“书院精神”融入现代教育

“修建书院需要有合适的选址，目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林学进说。在听闻林学进有这样的想法，蔡英豪毅然无偿提供了自己家族在程洋冈村的一处物业，作为支持。

“这里有130多年的历史了，是潮籍知名文人蔡彦、蔡家泰、蔡英豪等的读书场所。目前虽然破落，但如果经过修缮，恢复原有书院的格局，能成为一处古村落文化交流的好地方。”林学进介绍说。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林学进还尝试“书院精神”融入教育。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讲究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游学’。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从生活中也能获得知识。古人讲究‘知行合一’，要在生活中‘格物致知’，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并不只是一节节课堂。”林学进说，课堂式的教育很难做到传统的“因材施教”，而是让孩子们接受统一的知识，忽视了孩子的综合素质。近年来家长越发认识到综合教育的重要性，其实这在传统教育中早就体现了，“古代讲的‘六艺’，放到今天来看，除了射箭之外，都有现实意义与价值。”换言之，林学进理念中的“书院精神”，便是一种在开放空间中通过各种技能的学习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

在林学进看来，修建书院不仅能让“书院精神”再次从传统中落地，还能解决乡村的实际问题。目前的程洋冈与中国的众多乡村一样，面临着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老人与儿童留守的问题。

“相比而言，他们的文化活动空间更少，修复的书院可作为老年人和留守儿童活动场所。老人在这里可将潮乐的萧弦琵琶等乐器技法，琴棋书画的艺术传授给留守儿童。让孩子们在课余节假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这对于传承潮汕文化是一种很好的渠道。”林学进说。

之所以采用众筹的方式来修建书院，除了能获得公益基金的配捐外，林学进更希望借此引起更多人关注，让更多的乡贤参与，修复更多古建筑，并开拓更多潮汕文化及手工艺传承。

除此之外，他认为还可以引入更多艺术家来采风，利用侨乡优势，带动海内外文化交流。“将古村落的文化底蕴与民风民俗结合起来，发展为乡村旅游，提高整个古村落的整体发展。”林学进说。

如果此次修建书院的众筹进展顺利，林学进还打算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修建目前作为程洋冈老人活动中心的杏园书斋。“希望以点带面，一步一步通过书院这种乡愁载体来盘活这个古村，擦亮潮汕文化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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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为何多读书场所？崇文重教风气鼎盛

从澄海地方志来看，历史上澄海有“明清七大书院”的说法。所谓七大书院，即冠山书院、景韩书院、尊育书院、敦化书院、凤山书院、绿波书院、蓬砂书院。此外，还有一些书院未见于记录，如溪南的文范书院等。作为官学补充的书院，在明清时期的澄海可谓颇为盛行，官府或者民间都鼓励书院的发展，一时之间，文风鼎盛。

谈起这一现象，澄海区博物馆副馆长蔡文胜认为，从数量上来看，书院不只是在澄海，在潮汕地区都不在少数。除了书院外，在很多地方还有不少家族式的私塾和书斋。

书院和私塾、书斋虽然同样是读书场所，但是功能却有所不同。

书院更多作为教育教学功能存在，是一处培养人才的地方。私塾与书院可能同时存在，功能也大致相近，但是因为规模较小而且多是家族内利用家族地方兴办，并延请先生对私塾学生进行教育，相对而言受教育者更集中于家族内部，不像书院一样开放。而书斋更像是现代人在家里的书房，更具有私人性质，可以是个人藏书读书所在，也可以是会客的雅趣别院，一般是大家府邸才会有的地方。像程洋冈村，虽然只有绿波书院一个书院，但是据统计却有31处书斋，散落于村中各个角落，其中杏园、梅园、柏庐、松园4个书斋远近知名。

至于潮汕地区为什么会有如此数量的读书场所，蔡文胜认为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潮汕人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所致。

根据蔡文胜介绍，这种风气在潮汕地区可以追溯到宋代。宋孝宗在位期间，潮州归湖人王大宝任礼部尚书。孝宗皇帝曾问王大宝潮之风俗如何？王大宝答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而宋代被贬潮州通判，后官居宰相的陈饶佐曾也在其诗《送王生及第归潮阳》写道：“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

蔡文胜认为，这些例子可以说明潮汕地区在当时已是重学。这与士人文化南迁不无关系。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基本形成，潮汕地区也涌入了不少北方的士人，士人文化也在潮汕地区落地生根。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韩愈地位的提升。作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在唐代时曾被贬为潮州刺史，而在今天，潮汕地区有着“江山皆姓韩”的现象。韩愈受人尊敬，与其在潮期间8个月的政绩有关系，但是也离不开宋朝时期士子们抬升其地位。

既然有这种风气，那么书院的出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书院这种制度在唐代便已产生，但是直到宋元时期才在中国达到其巅峰，潮汕地区的书院开始出现也是在宋元时期。最初的办书院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学问，而前来求学的学子也多是为了求知而来，与“官学”不同。到了宋代，在朱熹等大家的推动下，理学思想开始在全国占统治地位，而书院正是理学思想建立与传播的中心。

到了明清时期，地方官员对书院逐渐开始重视，甚至有不少当地官员自掏腰包修建书院的情况。像澄海第一座书院冠山书院，便是在明隆庆三年（1569年）由澄海县知县蔡楠捐银倡建。

蔡文胜认为，在这个时期，除了政府官员重视之外，也与社会阶层的地位模糊相关。在此之前，士农工商的分界较为明显，但在这个时期，身份界限开始模糊，甚至出现转换的可能。比如商人可以通过纳捐等形式捐得官衔。而在海洋文明较为突出的潮汕地区，因为较早从事海外贸易能够换取大量金钱，商人的地位也不会像旧社会那样成为分界中的最低等，而有部分读书人因为未能中举，受到商业氛围影响也开始从事商业贸易，发家后荣归故里，在家乡修桥造路，他们心中的读书梦仍未破灭，同时出于一种对读书人的仰慕，便修建书院或者书斋，让子孙读书。

在潮汕地区，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在乾隆年间修撰的《潮州府志》便有“家有千金，必购书屋”的说法。而当时更多作为商业功能的潮州会馆，也在祭拜妈祖之余会供奉韩愈，这种独特的现象也体现出潮汕商人对于文化的重视。

此外，蔡文胜也认为，潮汕人重视教育也与现实因素有关。到了明清时期，潮汕地区“地少人多”这一因素愈发凸显，除了耕种之外，当时的潮汕人往往有两种出路：一是从商，二是读书。当时从商更多的是海外贸易为主，组成武装商船船队在海上谋生。相比而言，读书如果能够考取功名，便能享受官方俸禄，而且能够减少纳税，这在当时而言可谓是最好的出路。所以明清时期潮汕地区举人、进士的数量得到大幅度提升，离不开这个大环境。这也造就了潮汕人重视教育的风气。时至今日，潮汕地区的教育依然摆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来源】南方日报·汕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