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氏兄弟与国同忧丨历史

南方人物周刊 记者 陆启  2016-11-22 13:14

导语

简照南不仅有生意人的冷静,更在国家艰危中展现了企业家的担当。

以小能胜大吗?以弱能胜强吗?

这是长期以来萦绕在简照南心中的问题。他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下文简称“南洋”),其发展历程可谓困难重重,因为刚创立时就面对一个庞然大物:英美烟公司。

大名鼎鼎的“双喜”牌香烟,就创自简照南之手。简氏的南洋,是在与英美烟公司的拉锯战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品牌。

说到英美烟公司,其创始人亦声名远扬,那就是美国的烟草大王詹姆斯·杜克(1865-1925年),美国的杜克大学,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巨额捐助而在1924年改为现名的。

简照南(1870-1923年)可说是20世纪初期在中国对抗杜克的第一号烟草人物,他出生于广东佛山的一个贫民家庭,其父是木匠,在他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在年纪尚幼的时候,简照南就知道了生活的艰辛,于是去店铺里做学徒,做好弟弟妹妹的榜样,十来岁的他就被视为刚强勇敢的家长。

简照南(1870-1923),名耀登,字肇章,号照南。 广东南海人。幼读私塾,17岁随叔父简铭石去香港巨隆瓷器店学生意。事业发达后,又创立顺泰轮船公司。不久放弃航业,与弟弟简玉阶共同创办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我国最著名的民族烟草企业。

十六七岁的时候,简照南离开了广东,前往香港谋生。当时风气渐开,一些广东人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便利,遂出境到香港以及东南亚一带谋生,简照南的叔父简铭石就是其中一员,他在越南等地做陶器、玉器等物品的生意,这是一个对简照南有着重要影响的人。

在叔父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再加上自身的勤奋以及聪慧,简照南很快能够独当一面。在独立创业之前,他做的是事情是把日本的瓷器、陶器等货物,经香港转销东南亚。后来这宗生意遇到了挫折,他转投到叔父简铭石麾下,在其公司任推销员。这时候,他的弟弟简玉阶(1877-1957年)也离开了广东,兄弟俩一起进入商海中。

简玉阶(1877-1957),18岁随简照南东渡日本从商,简照南逝世后,继任南洋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中15名工商代表之一,随后被任命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后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02年,32岁的简照南开始自立门户。他到了日本神户,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航运公司,置有“广东丸”轮船一艘,业务是将日本的纺织品运销香港及东南亚。在日本的经历,令简照南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与烟草行业结缘——他参观了神户的川井烟草公司,结识了里面的工人。

20世纪初,美国限制华工入境一事,在中国激起了抵制美货的浪潮,美国香烟成为被抵制的对象之一。在这个背景下,国产香烟应运而生,在当时爱国声浪的助推下,新兴国产香烟的销路都很好。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把这些看在眼里。恰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轮船遇到了意外而沉没,遂决定转做烟草生意。1905年,简照南在香港成立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正式走上通往中国烟草大王之路。公司取名“南洋”,不仅是他们身处香港的缘故,还与1904年成立于天津的北洋烟草公司相对应。当然了,北洋烟草公司很快就于1906年破产,可谓昙花一现,远远没有南洋后来达到的影响力。

南洋成立时,正是卷烟(又称纸烟、香烟)在中国蔓延的时候。1902年,杜克的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经过一轮商战之后,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共同成立一家新的机构:英美烟公司,这相当于两家公司的国际部,在这家新的机构里,杜克一方显然处于主导的地位——18个董事席位中,他们就占据了12席。

从成立的时候起,英美烟公司就把中国视为最大的市场,他们迅速进入这片古老而广阔的土地,不断扩展其业务,并于1913年将烤烟种植引入了中国。

创业之路:在曲折中奋进

1905年,简照南开始在香港生产、销售香烟。这时候,南洋的配置是这样的:十万港元启动资本,一个简陋的小厂、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动机、两台磨刀机、四台卷烟机,请日本技师培训了16名中国男子使用机器、100名女工处理和包装制成品。每日开工十小时,生产香烟30万支。

南洋推出了“白鹤”牌香烟,逐渐打开销路。英美烟公司见此,宣称“白鹤”烟包装纸的颜色与他们的产品雷同,认为南洋侵犯了他们的权益,于是借助香港巡理府之力,将价值2000元的南洋香烟,拉到巡理府的门口焚毁。南洋随后推出的“双喜”“飞马”等香烟牌子,都受到过英美烟公司的打击。

简氏现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故居

比起英美烟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刚起步时的南洋无疑是力量单薄的。于是在重重打压之下,开工仅13个月,南洋就负债十多万元,不得不于1908年5月宣告清理拍卖。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简照南的叔父简铭石出手相救了。1909年,简铭石出资九万元将南洋收买,更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旧由简照南和简玉阶打理,继续营业。

这时的中国外患日蹙,在华人群体里,倡行使用国货的呼声异常热烈。重新扬帆起航的南洋,恰好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相合,因应倡用国货这一形势,他们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市场,并且销售量不断攀升。辛亥革命后,仅仅是在爪哇一地,南洋一个牌子的香烟销售额就上升到5000万支。逐渐地,南洋日渐壮大。

民国成立,国家并未安定下来。这让简照南看见了商机。1915年,他携南洋出品的香烟进入内地,第一个据点是远离了多年的广东故乡。

此时国内的香烟市场,更是英美烟公司的天下。1915年,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业绩是:每月销售香烟10亿支,在上海、汉口、沈阳和哈尔滨的工厂雇佣工人1.3万人,制造了当时中国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香烟。

面对外烟的打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计的宣传国货招贴画

南洋进入内地,无疑是在英美烟公司的虎口夺食,注定要上演一场激烈的商战。事实上,当简照南携南洋的香烟进入广州时,就引起了英美烟公司的警惕,他们采取了许多手段来打压这家华人公司。

这一次,南洋所面对的形势,显然比当初凶险得多。比如,英美烟公司会派人在市场上把南洋的香烟买下,一直放到发霉,然后把它们卖出去,这对南洋的信誉造成极坏的影响。

恰好是在这一年,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在中国引发波澜。英美烟公司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对外宣称南洋的资本、技师都来自日本,中国人如果买南洋的烟,不是在支持国货。此外,英美烟公司还故技重施,称南洋的香烟仿冒了他们的商标,要与南洋打官司……

南洋陷入了被动。刚进入广东,就遭到竞争对手连续四个月的骚扰与破坏,以致简照南感慨:“小岂可以敌大?寡岂可以敌众?弱岂可以敌强?弱肉强食,实为千古不易之理。”

感慨归感慨,此番再与强敌相逢,南洋没有退缩,而是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们发起了一系列的慈善活动。那一年广东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针对这一情况,南洋不仅及时捐钱,还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救助义举。

简玉阶回忆说:“1915年广东发生大水灾,各界人士有组织救灾工作者,但都拖拖拉拉,成绩殊微。简氏兄弟有鉴于此,乃独力组织救灾机构,购置小火轮携带粮食到各处救济,船头旗上大书‘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放赈’,大大获得社会上的好评及受惠灾民的感激。救灾的规模颇大,而南洋产品销路也愈畅。”

除了做公益事情,南洋还紧跟新风向,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1915年7月,广州举办了一场飞行表演。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飞机是一种新奇的事物,因此这场活动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英美烟公司和南洋都来争抢活动的广告宣传权。南洋调动人脉资源,击败英美烟,获得了经营权。活动很成功,飞行表演的现场插满了南洋的标志,在事后的新闻中,多数是来自南洋广告部的稿子。

对于这一次正面交锋,简照南显得很高兴,他写信给另一个弟弟简英甫说:“自有公司以来最痛快之事也。”

也在这一年,为了抗议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国20家行业工会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公共租界见面,成立了“劝用国货会”,提倡使用国货。这个主张很快得到了国人的响应。

简氏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的南洋马上加入这场运动中,高举“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为了回击英美烟公司关于南洋是日本公司的说法,南洋发函邀请香港、广州等地的商人组织,请他们来南洋公司作调查,以证明自己公司无论是创始人、资本、技师还是工人,都来自中国。

在刚进入华南时的这场商战中,南洋取得了胜利,他们非但没有被英美烟公司阻吓住,反而扩大了生产,在1915年生产了9.3亿支香烟,这个数量是三年前的四倍。

简照南没有满足于这个成绩,他把眼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广东以北的地方,决定“北伐”。

拒绝合并:面对巨头时的艰难

1916年,南洋在上海开设分公司,进一步与英美烟公司竞争。

江南乃至华北的风气,与华南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南洋打出的“中国人请吸中国烟”口号,在上海施行起来并不像在广州那般奏效。南洋的上海代理人王世仁说:“沪人最杂,其爱国货心亦薄弱,尤有一种心理,凡上等社会及狎邪游中人,吸烟必要价贵为佳。若‘三炮台’(英美烟公司最贵的香烟牌子)每罐八角,吸之为阔;‘自由钟’(南洋的一个香烟牌子)只五角,鄙屑不吸。因其价廉,并烟亦轻视之。故我烟能出一只胜‘三炮台’价更贵者,沪人必趋重。”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泛张贴“中国人应吸中国烟”的宣传画抗击洋烟打压

1917年,突破了英美烟公司的种种阻挠之后,南洋在上海的卷烟厂开工生产。货源是充足了,但南洋在这里的路依然不好走。当年10月,简照南给简玉阶写信大吐苦水:

先数天亲自到苏州、镇江、南京等调查,一切内地人民不知国货为何物,总以“大英牌”“强盗”两宗为无上之烟。加以“空山”广告密布街衢,运动鼓吹,不遗余力......以人口计,百人中吸纸烟者仍属寥寥,多吸旱烟筒及水烟筒......上海以北,生活程度甚低。就以苏州府论之,月仅销烟 150 箱耳,不及广州府之细(小)半......北方推销纸烟确不容易。余入各乡所见,均穷苦异常,与广东有天壤之别。即南京,名为大都会之区,然其街上屋店仍不及佛山之华美也。

信里所说的“空山”,指的是南洋的劲敌英美烟公司。这是简氏的一个小幽默,其出处是诗句“空山不见人”,意谓“有鬼”。

当然了,种种苦处并未影响简照南在这片地区拓展业务的决心,他把南洋的重心转到了上海。经过公司上下的齐心协力,南洋在北方的局面逐渐打开。

也就在南洋在上海设厂的那一年,英美烟公司向南洋发出了一个暧昧的请求:收购南洋。

在多年的商场拉锯战中,英美烟屡次向南洋发出收购的信号。这是一个令简氏家族饱受困扰的策略。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家龙说,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英美烟公司经常向竞争对手使用这些战术:误导性的广告宣传、破坏货物、与批发商的排他性销售协定、法律诉讼、减免捐税和持久性的削价,“杜克的主要竞争对手没有一个能够抵挡得住这种综合性战术,他们要么被分享杜克的经营效率和公司利润的前景诱惑,而被说服进行合并,要么被他的竞争性手段所连续打击而被迫同意合并。”

要不要合并?对于南洋来说,这是事关存亡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家族的灵魂人物,简照南倾向于赞成合并。

这激起了简家其他成员的反对,简玉阶在香港写信给简照南说:

我公司十余年来与之竞争,前者兵败粮尽,尚未畏之。今日已有基础,营业亦年进一年,乃反屈降之,未免失计,人必笑我愚。昔之东吴,不甘屈事曹操,卒获三分天下。且我营业之增进,多借“国货”二字为号召,故得社会人心之助力,致有今日。盖吾国实业之几微,今日稍能与外人竞争,为全国人注目者,以本公司为最,若一旦屈降外人,纵不为社会唾骂,亦令提倡国货者灰心。

南洋已经是当时最有实力与洋烟抗衡的国烟。简玉阶担心合并之后,简氏家族将不能继续拥有南洋,而英美烟也未必给予所承诺的利益。此外,简玉阶所说的“借‘国货’二字为号召”,也道出了南洋起家的源动力,如果并入了外国人的公司,在道义上说不通的同时,还会伤害了国人的情感。

对于弟弟的情绪,简照南很理解,但他担忧如果南洋不同意合并,那么终必败于英美烟之手,他说:“试问将来为对家所败,即个人生计已不活动,遑论大局乎?人之所能为世界社会上造幸福、争国家权利、为国生光者,多是金钱。试问无金钱何能做事乎?”

简照南似乎对前景觉得悲观,他向弟弟反复申明,与外国人合作做生意,是个人的自由,这是堂堂正正的事,并非强盗行为,“至于国货号召,乃广告之题目,若货不佳,任尔如何号召呼求,国人亦不闻耳。就以向日英、日、清三国轮船公司相斗,后见不利,联为一公司,同分利益,然则国人亦迁怒中国公司不搭他船否?总之,生意乃个人自由行动,因其苦乐乃关系自己所有,试问争气,争气为人所败,国人亦能争气补我损失否?”

这是在苦口婆心劝说家人了。简照南没能实现自己的意愿,因为在简氏家族里,很多人都反对这件事。其后,英美烟公司主动中断了谈判。

谈判不成,商战照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由于简照南曾在日本做过生意,南洋因此遭竞争对手诬告为日本的公司,一度被政府取消了营业资格。尽管在当时社会各界的声援下,南洋同年就恢复了营业资格,不过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简家恐怕难以应付英美烟公司,决定将南洋“公诸国人”,即公开招股,额定资本为1500万元,分为75万股。民国前总统黎元洪、出版家张元济等当时的知名人士,都购买了南洋的股票。在这一次改组中,公司更名为“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在包烟部工作

简氏和他们的南洋,受益于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不得不被这种情绪制约,可谓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针对是否接受英美烟公司收购这件事,简照南和简玉阶频繁通信讨论,双方语词激动,可见简氏家族在那段时间里的煎熬程度。

1919年底,简照南乘船去了美国,与英美烟公司的高层见面,重新商谈合并的可行性。对于简照南的美国之行,杜克的助手乔治·艾伦说:“他还是和以往一样,在回到中国与他的兄弟和助手们商量之前,什么都不能做。”

简照南对形势的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1920年,英美烟公司的净利润是1500万元,而南洋则是500万元。对比这些数字,可以窥见两家公司在体量上的差距。

这也可以看出,能够在与强敌交锋的过程中壮大自己,南洋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企业家的担当:天下为公

在考虑接受英美烟公司收购这一点上,证明了简照南是一个冷静的生意人。当然了,简照南不仅有生意人的冷静,更在国家艰危中展现了企业家的担当。

民国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曾借款给政府,这是时任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写的收据

在南洋兴起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动荡不安,革命渐成最强的呼声。简照南支持革命,并与孙中山的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在南洋地区筹款准备起义,简照南派人秘密向陈炯明送去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款;1916年,中国进行南北合作,在上海,南洋与一家保险公司举行欢送两院议员大会,邀请孙中山来发表演讲;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正是用人之际,简照南发动员工加入孙中山的总统府卫队……

此外,革命志士也得到了简照南的重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潘达微冒死敛葬起事的烈士,才有了今人熟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13年,潘达微来到了香港,出任南洋的广告部主任,为南洋与英美烟公司的广告战出力甚巨。在潘达微的主持下,南洋每年还拿出一些利润来支持孤儿院等福利事业。

在做公益一事上,南洋很慷慨。公司成立后,支援过全国各地的水灾或米荒。此外,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都在1920年代初接受过南洋的大笔捐款。1920-1922年,南洋还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公开招考,赞助国内的大学生到欧美留学,名额为45人,其中三分之二的费用由南洋公司出,余下费用由简照南个人承担。在实际的操作中,有37人受益于这个计划,其中归国后在业界享有令名的有潘序伦(会计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石志仁(机械工程专家)等人。

孙中山见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捐资助学

简照南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企业家,在南洋的发展经历顿挫时,他很快作出了调整,打破此前的家族管理模式,大胆任用非简氏家族的专业人员。例如在1921年,南洋聘请英美烟公司的前买办陈炳谦为南洋的副总经理,负责财务方面的业务;陈炳谦的侄子陈其均有企业管理方面的才能,也能够在南洋一展拳脚,在他的主导下,南洋减少了工人罢工的情况,从而降低了劳工成本;英美烟公司的前员工邬挺生,也被招揽过来,为南洋拓展了市场。任用有才能的非简氏家族人员,使得南洋在20年代初取得了业务成功。

不幸的是,简照南于1923年去世了,其总经理一职由简玉阶接任。失去了简照南之后,南洋的轨迹开始发生变化。简氏家族内部的问题开始暴露:简照南的小弟简英甫生活奢靡,并且挪用公款,而潘杏浓(简照南的夫人)与简玉阶为了不让家族丑闻外露,自掏腰包填补了简英甫所造的窟窿,然而这并未遏止贪污风气在公司的蔓延;此外,简照南的儿子简日华到美国购买烟叶,在对方的诱惑下,竟然糊涂地签了一份2000万美元的订单,这远远超出了南洋的需求,几乎把公司拖垮。

简英甫在公司里与潘杏浓、简玉阶争权,不堪精神重压的简玉阶,一直闹着要出家做和尚。1933年,简英甫脱离了南洋,尽管如此,他仍然指使流氓向兄嫂寻衅,并且煽动南洋的工人与公司作对。为了应对简英甫,潘杏浓和简玉阶把杜月笙请来,杜月笙因此成了南洋的董事之一。简英甫见状,遂把张啸林和黄金荣请来为自己助阵……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里,潘杏浓和简玉阶出入都高度戒备,连晚上睡觉都不安心。与此同时,国步更加艰难,而南洋也每况愈下。终于在1937年,南洋的大半股份被宋子文收购,简氏失去了对南洋的控制。

广东“双喜”:“双喜”的重要一脉

就在南洋落入宋子文手中的那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

南洋是这场国难中的受害者:上海总厂毁于“八一三事变”的炮火,汉口厂也在日军的侵凌中停工,日本人霸占了南洋的厂房,用来生产他们的香烟。在战火纷飞中,南洋将业务重心转移到重庆和香港,然而1939年在重庆开设的新厂,开工没多久就遭到炸毁;至于公司在香港那边的厂房,也在太平洋战争时期遭到轰炸,原料损失惨重……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大楼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洋烟受到租界等特殊环境的保护,并未像南洋这般蒙受巨大的损失。然而即便如此,颠沛流离中的南洋仍坚持生产销售香烟,继续与洋烟抗争。

抗战胜利后,南洋在国内的工厂渐次复工。在1949年这个历史关口,南洋公司开设了广州制造厂,于当年的5月19日正式开工生产香烟,这个制造厂亦是广州卷烟二厂的前身。

自此,“双喜”有了重要的一个分支:广东“双喜”。

1951年,南洋在国内的烟厂实行公私合营,简玉阶担任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出任总经理。经过改组,内地分厂改为国营卷烟厂,香港厂则继续保留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

1949年5月19日,广州卷烟二厂的前身、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制造厂成立。广东双喜,就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

不久后,洋烟退出了中国大陆。对于南洋来说,眼前的这一切都是迥异于以往的新局面。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简玉阶见证了这些变化的发生,他在1956年说,“以前我曾经认为:看见洋商的纸烟在中国市场上被彻底打垮,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这个多年的愿望今天实现了。”

去世于1957年的简玉阶并没有看到,在他的故乡广东,“双喜”牢牢扎根并且得到了茁壮的成长。当然,事情总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广东“双喜”这个开花结果的过程,也跟当初简氏兄弟创办南洋一样,充满了各种曲折与艰难。

广东“双喜”起步之后没多久,就遇到了“文革”,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广东“双喜”被认为是“封资修”货色,被迫于1966年停产,一直到1973年才恢复了生产。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市场打开,广东“双喜”在业务上有所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不利的外部因素:假烟、走私烟泛滥,以及外烟的竞争。

20世纪50年代初,公私合营期间“双喜”卷烟的街头广告

不过,也是在面对多重压力的情况下,广东“双喜”逆势上扬,他们采用了复合配方,即对多个产地的烟叶进行调配,克服了广东地区缺乏优质烟叶的难题,并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了自己的高香风格。经过一系列的调整与努力,广东“双喜”不断成长。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局长江明到广东调研后,不无感慨地说:“广东双喜在洋烟、走私烟、假烟的多重冲击下,不仅没有倒下,反而越做越强,真是个奇迹。”

如今,广东“双喜”已是全国卷烟行业中的佼佼者。回顾“双喜”的百年可以发现,尽管形势日新,但简氏兄弟与国同忧的心情,以及他们屡次在挫折中振起的创业精神,依旧值得我们注目。

(参考书目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美】高家龙著,商务印书馆。《中国烟业史汇典》,光明日报出版社。感谢孙茂勇先生、郑泽敏女士、陈力子女士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大力帮助。)

潘序伦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1920年到1922 年,简照南连续三年捐资送37 名学生留学欧美,除了潘序伦,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对中国物理和水电事业做出极大贡献的倪尚达、汪胡桢等。

在潘序伦的自传中,记载了他对于简照南助学之恩的感激,归国后,他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回馈:“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先生曾先后资助过我约为当时银币一万元。于是我就以‘饮水思源’之义,乐捐一万元为简先生设立‘思源助学基金’,专为帮助学习成绩优良而生计贫寒的学生,完成其学业之用。”几年后,他还约同全体同学在简照南位于上海市北京西路的寓所“觉园”中合建了一座“思源亭”,并请教育家黄炎培撰写碑文,建立碑碣,以表达感恩图报之心。

潘达微

民主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知名书画家、摄影家、记者。他也是收集七十二具烈士遗体埋葬于黄花岗的传奇人物。1911年3 月29 日,广州起义失败,烈士曝尸街头,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把散落的七十二烈士遗骸收殓安葬于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3 年,潘达微从上海回到香港,简照南聘请他为南洋烟草公司广告部主任。当时,外国资本的英美烟草公司与民族资本的南洋烟草公司竞争十分激烈,南洋烟草公司在竞争中几乎濒于倒闭。在潘达微主持下,南洋烟草公司很快利用广告打开局面,使南洋烟草公司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巨大成功。

潘达微和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交往颇深。简氏兄弟曾将运销广东的香烟,每箱拨捐白银五元,以作潘达微筹办之孤儿院的教育经费,并按期义捐款项物资。在孤儿院的饭堂,更高悬简照南之肖像,潘达微亲书匾额曰“每饭不忘”,并特别为简氏建“简氏太夫人室”,以纪念简氏之善举

本刊记者丨陆启

编辑丨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图|陈力子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