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DNA、没有监控,30年前的法医断案堪比神探福尔摩斯

南都周刊  2016-11-22 13:15

左芷津199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具有博士学位的警察,如今已在法医岗位工作30多年。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DNA技术确实好用,但也不能发生了什么案子都去验DNA”,尤其是在面对碎尸案时,对所有的尸块进行DNA提取的工作量实在太大。

文◈陈靖 杨群 李帅

只用6分钟,一个从业30年的老法医要讲给你听:

如何从一缸洗澡水里发现罪犯DNA?

北京遗尸和天津残腿怎么确定为同一个人?

牙齿、血迹在法医手中,如何成为破案线索?

《法医秦明》的热播让人们聚焦神秘的法医这个职业,作为侦查破案的幕后人员,他们鲜少站在前台。一直以为法医剧里主角们西装笔挺只是为了视觉效果,现实中,老法医的出场让我们有些许吃惊。

左芷津,从业三十年的老法医,熨得一丝不苟的白衬衫,黑色西装裤,戴金属细边眼镜,落座后,手机横放与桌面边缘平行,双肩包端放沙发右侧地面。

这是左芷津以前上班时常有的打扮,他是中国第一位拥有医学博士的警官。

1983年,左芷津本科毕业,进入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部工作。大学上的医疗系,学的是如何把人救活,而在法医部,他遇到最多的是尸体。

左芷津在凶案现场。

找到那些“沉默的证人”

左芷津刚参加工作那会,互联网还不发达,DNA技术也还没有出现,不可能通过技术检测锁定嫌疑人,需要法医通过现场留下的痕迹还原犯罪过程,推测罪犯的行踪。

一次,北京某住宅区发生入室杀人案。

他进入现场不久,就在打开的窗户附近发现了泥脚印,追踪到下过雨的铁栅栏附近,泥脚印在松软的泥土上特别清晰。

两组脚印大小和花纹都一样,只是脚尖的朝向不同。看来,这个铁栅栏的缺口就是罪犯进出小区的通道。

脚印表明罪犯是外来的,根据脚印的大小和深浅,可以估计出嫌疑犯的身高、体重,但追捕方向仍不明朗。

再次回到现场,一组血迹引起了法医的注意,女死者包包的拉链上和阳台开关上都留有血痕。

按照血量,法医判断,这不是凶手沾到死者的血留下的痕迹,而是凶手自己的手受伤后流的血,而且伤得不轻,可能需要进行医疗处理。

可是凶手伤在哪里呢?

他进一步推测,模拟拉拉链和开开关的习惯动作,最有可能是手掌受伤了。

而阳台开关的位置在墙角,按照现场的环境,用左手去触碰开关人就必须面朝墙壁,鼻子都要碰到墙了。

这不符合人的动作习惯,而用右手去开开关则很顺手。于是,左芷津向局长报告了自己的想法:凶手右手手掌负伤,可到各大医院和诊所搜索罪犯的踪迹。

当侦查人员在一家小诊所找到凶手时,他的右手手掌刚刚被缝了两针。

法医学的鼻祖埃德蒙·罗卡曾经说过:“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法医通过犯罪在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推断出罪犯的作案手法,这如同电视剧中常有的比较神的桥段。

老法医在回忆起这件事时却摆了摆手:“其实法医并没有那么神乎,法医就是警队里的知识分子,靠科学揭露现象的人。”

法医的工作就是要找到那些“沉默的证人”,利用科学让物证成为证据。

现场排查可疑凶器。

“会说话的骨头”找到主人

身份识别是法医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左芷津入职不久就遇到了一件碎尸案。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发现一具缺了左腿的尸体,天津市公安局则发现了一条左腿。当时(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刚刚开始将DNA应用于刑侦,我国还没有DNA检验的实力。

为了验证这条左腿是不是属于这具尸体,北京市公安局请天津的一名法医将那条左腿带到北京来验证。

左芷津脑补这名法医抱着一条大腿从天津赶到北京的样子,觉得十分滑稽。他很好奇怎么做才能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当时还年轻的左芷津抱着看老前辈笑话的心理在局里等待。

结果那名老法医提着一个公文包就来了。

“大腿呢,带来了吗?”有人问到。

老法医慢悠悠地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小包裹,几层纸里面包着一段5厘米长的大腿骨断茬。

这正是左腿与身体断开的那段骨头。

老法医将手中的骨头往尸体缺失左腿的地方一放,正好与断裂处的骨头严丝合缝。

这足以证明在天津找到的那条左腿是属于这具尸体的。

“多聪明,不用把整条大腿带来,就带一小段骨头就够了!”提起这件旧事,他身体前倾,几乎要拍掌称快。

法医们在工作中不断提炼出的智慧,也成为了破获案件的一个个“致胜法宝”。

查看可疑物。

这些“法宝”几乎涵盖了人体上的各个部分,除了“会说话的骨头”,人的牙齿也可以成为重要证据。

自然牙齿具有很好的防腐性和抗降解性,在检验无名尸骨、碎尸及空难、爆炸、火灾等重大事件中,牙齿成为鉴定身份的依据。

最著名的案例当数希特勒的身份鉴定一案。柏林战役期间,希特勒预感自己将面临失败,就在自家地下室携情妇自杀。死后,希特勒的侍从官在遗体上浇汽油进行焚烧。这导致盟军无法分辨死者的身份。

希特勒真的死了,还是他在耍金超脱壳的伎俩?这是个必须明确的问题。于是,盟军找来了希特勒的牙医舒尔茨,要求他提供希特勒的牙齿治疗记录。

这些资料里包含了希特勒颌骨的X光片照片。将这张照片与烧焦尸体牙齿的描述对比后,发现假牙、牙冠、齿桥、填充物等特征完全相同,从而确认了焦尸的身份。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牙科医生不仅治疗牙科疾病,同时还履行着法医学等方面的职责。牙齿档案数据库与DNA数据库、指纹数据库一样,成为刑侦过程中重要的资料库。

初步尸检受害者遗体。

洗澡水里的DNA线索

1998年左芷津被任命为公安部刑侦局第一任技术处处长。他认为,DNA技术是对法医工作影响最大的科学发展。

法医最核心的工作是对被害人和罪犯的身份识别,通过现场的尸体和物证,法医的鉴定成为指认身份的证据。DNA技术是分子水平的技术,使证据更确凿、高效,是与隐藏的罪犯较量的有力武器。

“DNA是法医学最重要的突破,”左芷津回忆近年来的职业生涯,能否找到罪犯在现场留下的DNA,往往是破案的关键。

在一个入室盗窃案中,罪犯在现场留下了一个咬开一角的牛奶袋和一袋面包。

他本想在这两样极有可能沾有罪犯唾液的物证上提取DNA,可惜一无所获。

现场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指引侦查方向呢?

他站在浴室的浴缸旁边思考。这个浴室连着的是已经出国读书的孩子的房间,平时没有人居住。那么浴缸里留下的水是谁放的?难道罪犯作案后还悠然自得地在别人的浴室里泡了澡?

这太不符合常理了。但根据被盗窃房屋主人的口供和现场证据,他推测这缸水是罪犯留下的。既然如此,水里面很可能有罪犯的DNA。

取证人员用纱布制作出一个小筛子,在水面与浴缸相接处捞出了一些东西。北方人洗澡喜欢“搓泥”,如果罪犯真的洗了澡,这些“泥”里的皮肤组织就能够提取出DNA。

他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自己里罪犯近了一步,担心的是洗澡水的水温和沐浴液的化学成分可能破坏了DNA,让线索再一次中断。

所幸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他成功提取了DNA,确认了罪犯的身份。

“DNA技术确实好用,但也不能发生了什么案子都去验DNA”。

DNA检验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面对碎尸案时,对所有的尸块进行DNA提取的工作量实在太大。

左芷津在做鉴定工作。

你不知道的法医职业

尸体、解剖、血液……这些常人很少接触,并感到齿寒的词汇是我们对法医的基本认识。确实,和尸体打交道是法医的基本工作,但却远远不是法医工作的全部。

在古代,法医被称为令史、仵作,主要做一些简单的尸表检验,但并不涉及现代医学中尸体解剖等病理学内容。

秦国的令史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封诊式》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规范,“爰书”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鉴定结论和现场勘查报告。南宋宋慈编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本法医学著作。

到了现代,法医是运用医学和刑事科学对人体和犯罪现场进行勘察鉴别并作出鉴定的科学技术人员。法医是国家司法鉴定人之一,是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中的核心。

和尸体打交道最多的是研究病理学的法医,但法医做的可不仅仅是这些,法医还可以做毒物鉴定、物证鉴定、临床鉴定、精神病鉴定等等,最有名的就是DNA鉴定。

在我国,法医主要分布在医院、学校等科研机构,公安、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还有独立的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

南都周刊深度实验营 出品

主笔:陈靖 成员:杨群 李帅

编辑:陈显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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