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珠的归案是中国追逃乃至反腐的标志性事件。一方面，它是追逃的重大战绩，另一方面，这一事件表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日益深入，证明中国的反腐败已经越来越得到国际正面的评价。

11月16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经中央有关部门和浙江省追逃办密切协作，“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这是第37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从2003年4月获悉犯罪行为败露后外逃，到中国发起追逃行动后放言“死也要死在美国”，直至如今主动归案，杨秀珠逃亡了13年。当年杨秀珠经过精心谋划，不仅向海外转移了巨额资产，而且携女儿、女婿及外孙成功出逃。2003年前后恰属中国贪官外逃的高峰年，而杨秀珠的“成功”对贪官来说无疑是极佳的“示范”。看到杨秀珠当年外逃的反面示范作用，就能体会到而今杨秀珠归案的巨大意义。

毫无疑问，杨秀珠的归案是中国追逃乃至反腐的标志性事件。一方面，它是追逃的重大战绩，另一方面，这一事件表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日益深入，证明中国的反腐败已经越来越得到国际正面的评价。

一如杨秀珠当年外逃强大的负面示范效应一样，如今杨秀珠归案也会对其他外逃者带来暗示和震慑。在此之后，中国的追逃之路当会稍显顺畅。而这种暗示和震慑可能还会不限于外逃贪官群体。2015年，有关部门披露贪官外逃的情况时表示，“以前都是跑出去的多，追回来的少。2015年情况大不一样了，跑出去的少了，追回来的是跑出去的数倍。2015年1-11月，追回来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有196人，新增外逃人员20余人。”客观数据的变化，反映的是中国追逃行动的威力，而杨秀珠从外逃到归案的过程，其标本意义当会自然叠加。

积极评价杨秀珠归案的意义，自然不宜淡忘为获得这一成果而付出心力的人。新华社刊发的报道称，“2014年以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领导下，中央追逃办统筹各方面力量，积极利用外交、司法、执法、反洗钱和反腐败等多种合作渠道，持续保持对杨秀珠高压态势，同时向杨秀珠介绍我有关政策，劝其放弃抵抗，投案自首，以依法得到宽大处理。”每一行简略的文字背后，其实都意味着语言无法穷尽的困难和艰辛。而且即使是在贪官归案之后，追赃之路也很难一帆风顺。

正因为海外追逃追赃成本高昂，近年来中国在积极开展追逃行动的同时，也在致力于扎起制度的篱笆，既让贪腐官员无法轻松出逃从而逍遥法外，更努力使其“不敢腐”和“不能腐”。

而在这一方面，杨秀珠一案实有不菲的价值。

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杨秀珠最早广为人知的发迹起源于她在温州旧房改造中的角色，从1984年她担任规划局局长到1998年她离开温州调往省厅，掌握温州的规划和城建、土地足足达14年之久，“不只是土地出让，连一支建筑队伍能否进温州，都由她一个人说了算”，而杨秀珠在土地上的经济活动又是以其家族式的链条展开的。

追索杨秀珠的人生轨迹，其胆大妄为让人触目惊心。温州当地至今流传杨秀珠的一句“名言”，“规划就是钱，土地审批就是钱，容积率就是钱”，三个等式斩钉截铁，一个官员对权力变现的极度敏感可谓呼之欲出。对应这份敏感，近年来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简政放权的作用正好于此体现；而杨秀珠亲属所开办的企业利用其权力大肆敛财，则在提示如何对官员亲属经商进行规范；从温州市规划局的一名副处长到案发前的省建设厅副厅长，围绕杨秀珠的非议甚多，何以能够一路高升，而且还在贪腐过程中导致多名干部共同涉案？诚如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所指出，“无数案例表明，领导干部往往是从违纪开始、进而违法。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要体现责任和担当，触犯了纪律就要及时处理，抓早抓小，决不能放任自流。”

杨秀珠归案，其价值决不仅仅体现在她走下飞机的那一刻。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标题】杨秀珠归案，意义犹在于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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