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人的采访、2个多小时的音像资料、近300万字的文字素材……历时4年多，12卷本《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下简称口述史）终于面世，为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献上了一份大礼。16日，口述史首发仪式暨学术座谈会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举行，国内外近百位知名学者专家的研究理论和成果首次对外公布，孙中山研究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得以丰富。

采访近百知名学者完成12卷口述史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还应该去研究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研究孙中山就要把整个时代与他相关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看。”中山市社科联主席胡波说，孙中山先生在世的59年里，有31年在海外活动，走了14个国家，大约环绕地球四周。研究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是怎样从中国走向世界，又是怎样从世界回到中国的。

他认为，孙中山先生代表了整个那个时代中国人的追求，他的精神在今天也值得研究和学习。作为伟人的故乡，中山有责任去了解、研究孙中山先生早期的成长背景。这对于城市人文精神的塑造、城市凝聚力的提升都有重要作用。而且，孙中山研究的良性发展对中山市的城市品牌打造、影响力的扩大、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也大有裨益。因此，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落幕之后，中山就启动了“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

2012年8月起，项目组先后采访了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20多个城市近百位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学者。他们的年龄均在60岁以上，最大的已经90多岁，都是目前孙中山研究领域内极有成就和影响力的人，如尚明轩、夏东元、胡绳武、李文海等老先生，还有日本的安井三吉和赵军、韩国的裴京汉等。经过4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12卷本的《孙中山研究口述史》。

开辟史料发掘和资料保护新途径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旨在追寻各时期学术思潮流变和各地区研究现象背后的规律和诱因，着力于渊源追寻、思潮阐述、成果解读、方法审视、人物介绍、影响评说、心灵感悟等方面的访谈，通过研究者的自我陈述，进一步丰富孙中山研究学术史的内容和形式，在更多层次上重现孙中山研究的发展历程。”口述史主编胡波说。

他介绍，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专题力图建构一个比较完全意义的孙中山研究学术史的立体框架，内容包括孙中山研究的时代背景、学术思潮、学术流派、范式和方法、主要成果、代表人物、个人感悟、学术批评、创新与发展、成果的转化与利用等，通过以上十多个方面的研究和总结，力求全面反映近百年来海内外孙中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无论是从孙中山研究来说，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去看，孙中山研究口述史既是一次个体学术生涯的口述回忆和既往社会文化的再度呈现，又是一项孙中山研究资源的抢救性保护工程。”多位专家认为，孙中山研究口述史，既为孙中山研究学术史提供了新材料，又为史料之发掘和资料抢救与保护开辟了新途径。

◆口述史内容摘要

为了解孙中山在粤调查史迹一月

段云章：1930年4月出生，是孙中山研究大师陈锡祺教授首个研究生，从事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40余年，是1961年以来的由国家级学会举办的所有国内具有标志性的纪念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几位始终参加者之一。

陈锡祺先生是新中国最早研究孙中山的学者，我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我的研究就是从研究孙中山的一生开始的。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研究孙中山的一生，当时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先生为了使我了解孙中山生长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带我到中山、顺德、南海去调查史迹。他的教诲，我受用终身。我常想，如果没有新史料或者没有对旧的史料所赖以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进行追踪而得出新的阐释，形成新的观点，写出的东西就不值得一看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先生的主持下，我参与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年谱长编》等编写工作。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使我对孙中山以及那个年代的历史有了全面深入的把握，我个人的研究领域也在全面掌握学术动态的基础上，逐步转为“孙中山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周边人物”的关系，特别是“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

我研究孙中山的世界观，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用可靠而又有说服力的史料，较清晰地显示出孙中山是怎样内审外察，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各种联系，同时看到二者之间的同异、差距，努力寻找中国革命、建设和世界潮流的结合点；了解或展现孙中山如何处理中国和世界、东方和西方，世情和民意的关系，以便摆正孙中山在近代先进中国人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上，在亚洲、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民地、维护世界人道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在奔腾于世的诸种潮流中的正确位置，并尽可能地提供一个拍击于世界潮流而又体察中国实际的较完整而生动的孙中山形象。

孙中山研究仍需继续努力不断创新

尚明轩：1921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顾问、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及其研究中心顾问、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顾问、广东惠州市廖仲恺何香凝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等。

我的一生，可以说与孙中山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1956年我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开始全面深入研究孙中山，到我退休，六十余年研究孙中山的工作没有中断过，可以说，孙中山研究成为我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包括退休以后，几乎每天看的书、搜集的资料、思考的问题、写作的方向都是围绕孙中山。

关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婚时间问题，以前有好几种说法，常见的有三种：1914年10月25日；1914年11月25日；1915年10月25日。为此，我向宋庆龄询问。宋庆龄复函说：“我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间是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办的手续，由和田瑞去东京市政府办理登记，我和孙先生各有执照一张。日本军阀入侵上海时，到故居打开保险箱，取走孙先生许多著作材料，连同结婚签名证两张一起运到日本。”她在信中还嘱告我，在写《孙中山传》中孙宋联姻一事时，“务使关于这件事和《誓约书》在事实上的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学人对孙中山的生平、思想和革命实践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出版的专著、论文成倍增加。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孙中山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它的发展道路却颇为曲折坎坷，如同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一样，一直在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的变动而变动。

从现状看，孙中山研究仍须继续努力，在甘心坐冷板凳埋头于从事艰辛的探索时，既要加强宏观的考察，又要加深微观的剖析，并把这一切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其更加深入和扩大。学术贵在创新。今后的孙中山研究，将越来越趋向于全方位发展，并连同其他诸种思想、革命业绩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期盼着能继续不断创新，努力创造精品力作，推动“孙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

“四个第一”说明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

李文海：1932年出生，2013年逝世，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2009年获评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史学科组组长等职。

我认为孙中山有好几个地方堪称历史第一，不仅第一次提出，并且第一次实践，这“四个第一”是孙中山区别于其他历史人物的不同之处。

第一个“第一”：孙中山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成一个政治口号，凝聚成一个政治目标，成为一个政治追求和政治理念，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学说思想从这个理论高度上提出过“振兴中华”口号的，只有孙中山从这个高度第一次提出，这就非常了不起。

第二个“第一”：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出要跳出体制来寻求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在孙中山以前也有很多人，开始探索救中国的道路，中国怎么办。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体制之内来想办法，找出路，来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要跳出体制，来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只有孙中山，这相对于前人的尝试来说，是一次完全的新格局和新理念，意义和功绩都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个“第一”：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国家应该是人民的国家”这种观念的政治家。国家是老百姓的，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掌权的人应该是公仆，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这个思想很了不起，我们现在因为谈多了，大家觉得应该就是这样，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能够第一个提出这种彻底颠覆性的观点，从人类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来说，是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意义的。

第四个“第一”：孙中山第一个提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是要依靠更换一个政权来实现的。这个观念过去也没有人提出来，过去有很多人批评孙中山只知道革命，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实际上孙中山提出了很多建设的主张，关于民生建设、关于经济建设和实业计划等，他都有一整套的想法。当他在政治上没有办法继续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自己就要求去当铁路督办，说我花十年时间，修二十万公里铁路，但是做实业没有政权支持也是不行的，他一下台袁世凯就把他赶走了。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高薇 李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