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付志宇

《左传》有云：“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数千年来中国一直饱受水患，真正是多难兴邦。不管是传说中的五帝“有泛滥之忧”，三代的“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之时，天下大水”，还是经王国维考证的殷商五度因水害迁都，或《小雅》讽刺周厉王的“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一直到民国二十年秋“江、淮、汉、运诸水泛滥”，有关水灾的记载一直不绝于史。经竺可桢统计，自公元一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本部十八省水灾共六百五十八次。邓拓则考证，自商汤十八年至一九三七年，共发生水灾一千零五十八次，平均每三年五个月就有一次。

水灾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胜数。如唐高宗乾封二年“括州大风雨，漂百姓宅六千八百四十三区，溺杀人九千七十，牛五百头，损田苗四千一百五十顷。冀州大水，漂坏居人庐舍数千家”。宋哲宗元祐六年苏轼报告“浙西诸郡灾伤，今岁大水，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万，未数他郡。”至于社会动荡变乱就更不用说了，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饥民流民如不能得到妥善安置，轻者抢米分粮，重者动乱起义。典型的如隋末窦建德因山东水灾为盗，唐末王仙芝因河北水旱饥馑率众暴动，正如孟子所说“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才殊，其所以陷溺其心然也。”更有因水灾引异族入侵之甚者，如五胡南侵、金兵南下都乃趁中国本土水旱频仍国力凋敝之虚。

在烟波浩淼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从周朝即建立起包括治水在内的荒政。滔滔洪水过后，历史给后人留下何种启示？

发生灾异之时反省自责

首先是敬天保民，自省禳弭。中国自古即讲究天人相感，阴阳相和，认为水灾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如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卜辞有“今三月帝命多雨”，金文有“天疾畏降丧，是德不克尽，作忧于先王”这样的文句。因此《尚书》上说“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即是用于祭祀仁政比粮食更适合表现对上天的诚意。到了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明确指出天灾是对人事失政的警戒，“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历代君主均在国家发生灾异之时反省自责，畏民保位。如晋元帝太兴元年雷震暴雨，司马睿下诏自省“朕以寡德，纂承洪绪，上不能调和阴阳，下不能济育群生，灾异屡兴，咎徵仍见。盖天灾谴戒，所以彰朕之不德也。”北周明帝元年六月大雨，乃下诏“霖雨作沴，害麦伤苗，隤屋漂垣，洎于昏垫。谅朕不德，苍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识厥由。”宋真宗咸平六年诏曰“去秋以来，霖雨作沴，近畿诸处水潦为灾，虽为检覆灾伤，乃是虚名，即行赈贷，且非实事。失信如此，下民宁无怨望！”这种自省固然是畏惧天威，但客观上起到了恤民查失的作用。因此，清朝的陆曾禹在《康济录》中记录明太祖朱元璋祷告自省之后指出“至治馨香，何事于祷？不知旱涝无常，非神莫佑。为人君者，因祈祷而念民艰，释冤狱，广平粜，怀保之仁，不于此而见欤？”

赈济灾民，养老恤幼

其次是赈济养恤，移民调粟。《周礼》上讲到“荒政十有其二，一曰散利”：“岁凶，庸人訾厉，多死伤，驰刑罚，赦有罪，散仓粟以食之”。《管子》也提到“飘风暴雨为民害，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历代君主均高度重视赈济灾民，并以此考核官员政绩。赈济包括赈谷、赈银、工赈等形式。如赈谷有齐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晏子请发粟于民，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钟”，唐开元十五年“河北州县水灾尤甚，玄宗令所司量支东都租米二十万石赈给”，清顺治八年“复准，山左江浙水灾，以仓谷赈穷民”等；赈银有唐显庆元年“宣州泾县山洪发，庐舍损坏者，量为营造，并赈给之”，北宋天圣七年“河北大水，坏澶州浮桥，其被灾之民，见存三口者，给钱二千，不及者半之”，明穆宗时“霖雨为灾，坏民庐舍，贫者每户给银五钱，次三钱”等；工赈有北宋熙宁七年“河阳灾伤，诏赐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以饥民赈”，明弘治时“河南河溢，且啮汴城，民流离载道，乃役以筑堤，而予以佣钱，趋者万计”，清嘉庆十五年“直隶通州等处被淹，凡坐落永定河两岸并切近大道，有应疏浚淤浅及挑挖大道两旁沟渠等工，动用赈余银两，以工代赈”等。

另外，受“荒政谨于其终”思想的影响，国家在受灾之地设置收容机关，施粥给药，养老恤幼。如南齐时“都下大水，吴兴偏剧，王于第北立廨收养，给医及药”，宋哲宗绍圣元年黄河决堤，灾民流入京都，诏令开封府尹开京城门外寺院官舍，“务令流民安居，不致暴露失所”，清嘉庆六年“京师被水，大兴、宛平等六十州县，各按村庄多设粥厂，无论级次，一例给赈”。而当因水灾导致灾民在本地无法生存，则采取移民就食或调粟就民的办法加以解决。《周礼》有“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之语，郑玄提出原则是“移民避灾就谷，不可移者则输之谷以赒之”。人民迁徙较易，首以移民为上，如汉高帝二年“山东被水灾，天子乃徙贫民于关以西”，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滥于平原，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唐“永隆二年，河南、河北大水，许遭水处往江淮以南就食”，宋“庆历八年河北京东西大水，流民入京者不可胜数”。反之，若谷物运送较易则尽力移而就民，如鲁庄公二十八年冬“大水无麦禾，告籴于齐”，南朝宋元嘉中“三吴水潦，谷贵人饥，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勒使平价”，唐天宝十三年“霖雨积六十余日，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粜与百姓”。

减免税赋，厉行节约

再次是蠲缓赋税，撙节开支。《周礼》有“荒政二曰薄征”之说，即“凶札，则无力政，无财赋，不收租税也”。《管子》也提出“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受这样的观点支配，历代政府均在水灾之后予以百姓赋税减免。如汉建光元年“阴雨连绵，伤害稼穑，诏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赋”，南齐王萧子良下诏“水潦成患，良田沃壤变为污泽。宜皆原除，微纾民命”，唐高祖武德七年颁布的《赋役令》中规定“凡水旱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唐德宗贞元八年颁布的《赈恤遭水灾百姓敕》中宣布：“州府水损田苗五六分者，今年税米及官田种子减放一半，损七分以上，一切全放”，清嘉庆七年“临清等处水灾，将二十五州县地亩新粮缓至秋后起征”，乾隆八年“清河等被水州县卫，未完地丁漕项银米一并停缓。

又板浦等盐场，未完折价银与民户，一体停缓三年”。另外，因为水灾导致国家赋税减少，救荒支出增加，皇室官府也应该提倡节约，压缩开支。孔子就对齐景公建议“凶年则乘驽马，驰道不修，夫人君遇灾，尚务抑损，常念艰苦之时，爱惜物力”。君王带头缩减日常开支，如唐中宗神龙二年“河北水，避正殿，减常膳”，明宪宗成化二年“五月大雨，减膳撤乐”。地方官员也有主动节俭之例，如唐时王仲舒为江南西道观察使，“人遭水旱，赋窘，公曰：我且减宴乐，绝他用钱，可足乎？”再有就是禁止酿酒以节省粮食，如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下诏兖、豫、徐、冀四州，雨多伤稼，禁止酤酒。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扬州等郡大水，扬州主簿沈亮奏请禁酒，得同意。后周武帝保定二年，因久雨，京城二十里内禁酒。

兴修水利，植树造林

最后是浚治河川，植林固土。《荀子》有云：“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管子》也说过“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足见兴修水利对治理水患的重要性。自禹疏九河，陂九泽以开万世之利，到管仲对齐桓公请除泾、枝、谷、川、渊五害，无不为消弭水患。魏西门豹引漳水溉邺，韩郑国凿泾水开渠，赵白公决白渠注渭，秦李冰壅江水作棚，成为早期水利灌溉工程泽被后世。因灾后治理河流如东汉“汝南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鲍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元顺帝“至正初，河决白茅、金堤等处，濒河郡邑，悉遭水患。乃下诏开黄河故道，命贾鲁以工部尚书充河防使，发河南北兵民七十万，自黄陵冈南达白茅，又自黄陵西至青杨村，合于故道，计二百八十里”等。

另外，造林以防水患也受历代君臣所重视。《管子》说“十年之计在于树木，为国者当谨山泽之守”，以防患未然泯除水旱灾害。具体植林防灾的史实有如五代吴越“钱氏筑石堤以御潮汐，堤外植大木十余行，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江涛不能为患也”，宋真宗“开宝中，诏缘黄河、汴河、清河、御河州县，准旧制艺桑枣外，别课民树榆柳，为河防”，明仁宗时“耿蓝阳议筑堤守岸之法，宜种植其上，必增土以培根，愈培愈高。岸不期守而自无虞也”。惜乎到了近世，“中国境内森林之绝灭，已达全世界无可比拟之程度。国内森林之绝灭，引起气候之变动，及雨水降落之不规则，招致洪水泛滥。又全国森林之绝灭，加速土地之通气与洗涤，当多雨之时，易致水灾”。

（作者是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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