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转法官第一人:前同事喜欢问我工资,问一次开心一次

南方+ 记者 商西  2016-06-27 14:33

去年6月30日, 商建刚发送了一条微信朋友圈,6个字: 再见了,律师界。

这名处于执业“黄金期”的律师,一转身,穿上了法袍。

在中国,从律师到法官这道旋转门,还很少有人走。这次司法改革以来,他是第一个。角色转换,如何适应?昔日同行,如何面对?回首一年,是否后悔?

近日,中办出台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的办法。南都记者对话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商建刚。他相信,今后越来越多律师会如他一样选择做法官。

商建刚。图由商建刚提供

“第一次开庭的制服是借的”

南都:做法官这一年,你办了多少案子?

商建刚:我去年6月30号上交律师证停止执业,7月23号被任命为法官,8月23号到岗,安排在民六庭从事金融审判工作,12月院里安排我同时承办民五庭知识产权存案,3个月审结存案,现在继续审理金融案件。10个月来,我绝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审理案件,能完成员额法官的考核指标。

南都:从律师到法官,角色转换难吗?花了多久适应?

商建刚:角色转换说难也不难,感谢我合议庭的审判长、书记员、法官助理,帮助我很快熟悉了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的制作格式和语言文字风格,掌握了庭审流程。法院的信息化系统更是陪伴我、指导我办案的老师。去年9月份拿到第一个案子,第2个月就幸运的调解结案,基本上是一来就上手。

南都:第一次穿法袍是什么感觉?

商建刚:第一次开庭时,我的制服和法袍还是借同事的,和第一次穿律师袍一样,觉得挺新奇的,充满了神圣感和责任感。

南都:做法官有让你感到挑战的地方吗?

商建刚:法官工作还是很有挑战的,比如判决书,不能有一个标点符号或者文字的错误,要求非常高,如果把当事人的名字写错了,或数字后面多加了一个“万”,人家会跟你急,如果把2016年写成20016年,就被当笑话了。

工作中,会遇到当事人不开心。有一次我让当事人说话声音大一点,他竟然说我态度不好,当场发脾气,所以做法官说话限制更多,在微博上发言也不能跟别人对骂,要和颜悦色,对个人修养的要求更高。

南都:你之前做律师很成功,对自己做法官如何评价?

商建刚:我觉得我可以胜任法官工作,“忙时作业,闲时作文”,比较喜欢研究法律,研究裁判的标准。我的性格比较直率,愿意去进行法律释明,目前看来当事人还满意我的庭审风格。

“做法官感觉像做大学教授”

南都:中办最近印发了《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办法》,你对这个文件怎么看?

商建刚:这个文件扩大了法官选任的来源。原来法官培养的路径,是从大学里选择优秀毕业生,经过5年书记员训练,通过考试,成为助理审判员,再经过约10年左右培养,成为审判员,这样一个花15年左右培养法官的方式。现在增加了一种渠道,就是从社会上遴选律师、法学教授做法官,今后中国的法官就有两类,以第一类为主,第二类(社会遴选)为辅,他们在一起工作,会产生很重要的积极效果,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也逐渐感受到了。

比如,我的同事们对法条的专注、对判例的掌握、对内部司法口径的熟悉程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我做过律师,对业务流程、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的可能原因、各方诉求等,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参考,所以很多问题讨论起来特别能够碰撞出火花来。这只是其中一个好处。此外,我觉得从律师、法学专家中遴选法官、检察官,是对法院人力资源的一个有力补充,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制度设计,是值得所有法律人兴奋的事情。

南都:律师的从业经历对你做法官有什么优势?

商建刚:我认为,法官审案,相比较法律适用,难点往往在事实查明。可能是因为做过律师的缘故吧,我基本上能很快总结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双方存在争议的事实,双方共同认可的裁判标准,以及双方的争议焦点,能够注意到各方当事人的诉求是什么,为什么要打这个官司。我的案件调解率还比较高,同事给予肯定。但我从来不为调解而调解,会告诉他们类似事情通常怎么处理,把裁判标准这把尺子先亮出来,标准确定后,官司打下去,大家心里对可能的结果有所预判。如果他们愿意调解,通常这个案件的处理方式就是调解了。有同事评价说:你能看到问题所在的面,纠纷往往是这个面上的一个点,看到面再去解决点的问题,相对就容易解决。

南都:有人担心从律师中遴选法官会“叫好不叫座”,通道打通后,你觉得还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让更多律师选择走这条路?

商建刚:法院从社会上选任法官的人数毕竟量很少,总会有律师对做法官感兴趣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人,这个很难。我国现有法官20万名,假设到时候律师出身的法官占比0.1%,也有200名来自律师的法官,如果是1%,总数将达到2000名。我相信,这些人放入法官队伍,会产生“鲶鱼效应”,对司法体系建设有百利无一害。

现在正在进行司法改革,换句话说,做事情是允许试错的,改革过程中才知道哪里需要更加完善,制度在推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把宏观、中观和微观都考虑得很周全,如果方向是正确的,那就义无反顾地去推进,在推的过程中,社会上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顾虑,也是正常现象,要允许有不同声音,这不是软弱,而是自信。

南都:有人担心,进了法院不是做法官而是“做官”,你在工作中有“做官”的感觉吗?

商建刚:我做法官后,最强烈的感觉是像做大学教授,认认真真办案,没有人打搅,没有一个人来打听、来打招呼,就像大学校长很难指挥教授怎么上课一样,领导也不会干预法官判案,自主性强,责任也大,一旦对案件形成了心证,就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判下去,我愿意对自己判的每一个案子终身负责,要说“做官”的感觉,在处理承办的案件时能感觉自己是最大的“官”。如果来了以后,每个案子都要汇报,自己不能做主,那我肯定干不下去。

如果有人为“做官”而来,希望有权力,想要那种围着你转、捧着你、伺候你的感觉,我劝这种律师不要来,因为法官不是官,到法院就要办案,就要亮剑,是要“打仗”的,哪有做官的感觉?要选安于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人来做法官。

南都:还有人认为,法官职位之所以不能吸引律师,主要是因为法官光办案就“累成狗”了,但律师不一样,可以静心研究自己喜欢的案子,你认同吗?

商建刚:这实际上是不了解情况。中国的法官都是专业的法官,细分程度很高,在他所审理的领域都是专家。律师有成长的过程,刚开始为了谋生,什么案子都接,很难把一个事情研究透彻,到了一定程度,比如成为合伙人,能力更强了,但要花大量时间去管理团队、维护客户、指导助手办案,无法对所有案件亲力亲为。我觉得自己还比较年轻,还需要更多时间去研究法律,想做一个纯粹的法律人。

商建刚在办案中。图由商建刚提供

“我不会非常强势地去推我的意见”

南都 :你至今仍是上海唯一从律师做法官的人,这个特殊身份让你工作有压力吗?

商建刚:要说办案,没有压力。社会过多关注倒是给了我一定的压力,我现在发微博、发微信朋友圈比起以前少多了。原来做律师的时候,活跃各种论坛,现在都不参加了。偶尔会参加律师协会、大学邀请的研讨会。

南都:你一进法院就是三级高级法官,很多与你同龄的法官都没到这个级别,他们认同你吗?有没有年轻人觉得你占了他们的法官员额?

商建刚:从网上看到了这个情绪,这客观存在,没办法回避。作为社会关注的对象,要容忍嘲弄、讽刺、甚至是尖锐的攻击。身边同事倒是给我很多欢迎,更多关注的是我的业务能力,特别感谢他们。从律师选任法官,看的是在律师界取得的成绩以及是否胜任现在的工作,而且毕竟是少数,不存在谁占谁的员额、谁占谁的晋升通道问题。

南都:被任命之初,你曾担心能否和新同事愉快工作,现在和同事相处地怎样?

商建刚:我和同事相处很好,我不会非常强势地去推我的意见,比如正在审理的一个跨度14年的纠纷,有三种不同的处理意见,合议庭会花较多时间研究,大家一起去听证、查找判例、分享材料,有时同事被我说服,有时我被同事说服。其实在案件上大家谁都没有利益,都希望公正处理。当然,一些案件如果无法形成共识,我会坚持自己的看法,也写过“少数派意见”。

南都:前不久,“律师在法院被撕破裤子”一事引发关注,你转发了一篇“法律人何苦为难法律人”的文章。现在身为一名法官,你如何处理和律师的关系?

商建刚:做律师的时候,不知道一线法官的辛苦。现在做法官,我从来举双手欢迎律师,没律师代理的案子是我最头疼的。我和律师沟通非常好,有些年轻律师叫我“老师”,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权利我都尊重和维护。第一次听证,我会发给他们自己制作的《诉讼事项告知书》,上面有我的办公电话、电子邮箱和通讯地址,我会告知律师:律师与我的沟通全程留痕,且抄送给对方当事人。为此当事人会审慎发言,不会企图发一些不适合的内容给我。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南都:你做过律师,圈中有诸多好友,办案过程中遇到熟人怎么处理?

商建刚:我曾经在4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过,我原先工作的律所有600多人,之前还在上海律师协会做了7年专委会主任,是律协的面试官,也给青年律师做培训,办案难免碰到熟人。有的是前同事,有的还打过对手,怎么办?我会第一告知双方,曾经是什么关系,然后询问双方意见,是不是申请回避,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提出回避,因为我处理案件的全过程都摆在台面上,从不单独会见一方当事人,都在双方监督之下。如果他们从心里认可我的裁判,赢了是该赢的,输了也没办法,不存在关系亲疏远近的问题,让“公正看得见”。

商建刚在办案中。图由商建刚提供

“我不认为法官离职是司法改革的失败”

南都:置身其中,你怎么看法官这个群体,和做律师的时候比,看法有发生变化吗?

商建刚:做律师的时候,律协有一句话“会上多交流,私下慎交往”,法官在会上给我的印象是严谨、不苟言笑、跟律师保持一定距离。成为法官后,我看到了法官的另外一面,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七情六欲,也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现在感觉他们更亲切、立体,比如很多法官喜欢健身,身材保持得很好,生活比较有规律,有的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还有的法官写得一手好字,不再是原来那种一面的形象。

南都:这几天,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离职的消息引发热议,你怎么看法官离职?

商建刚:如果说法官离职就是逃兵,就是没情怀没坚守,我们不能对个人做这样的价值判断。对离职法官,我们要看到他对法院做了这么多年贡献,相信未来在新的岗位上,也会对社会作出更多贡献。而且,尊重个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才流动才不至于阶层固化。

南都:为什么司法改革中,走的法官越来越多?

商建刚:这是个假命题。就上海的情况来看,司法改革后离职的法官其实并不多。有些人困惑,不搞司法改革,案件审批制的时候,法官不怎么动,现在司法改革给法官审判权、加工资,法官却走了,这是不是司法改革不成功的一个证据?我不这么看。

法官做律师,到大企业做法务,或做其他行业,无可厚非。人才流动有利于法律共同体的建立,有利于依法治国,这不是司法改革败笔。律师进法院要支持,法官出去也不要唱衰。

司法改革让整个司法环境变好了,法官即使离开法院也不担心会饿死。试想一下,如果司法改革的结果是没有人敢出去,降工资也不出去,哪又怎么评价司法改革呢?

“前同事喜欢问我工资,问一次开心一次”

南都:现在很多法官怕判错案被追责,觉得压力很大。

商建刚:法官就要对所有的行为负责,没有精钢钻不揽瓷器活。法官如果故意判错案,贪赃枉法,当然要追责。现在一些法官担心的是被错误追责,这虽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给大家带来是巨大的担忧,寄希望于通过进一步司法改革,让法律更公正,该追责的追责,不该被追责的不能被无端追责。

南都:你现在收入有多少?和之前做律师的时候比差距有多大?

商建刚:这没有办法比,现在的工资保密,要是告诉你又会引起社会热点的。我没有超有钱,现在主要靠理财,存款和原来购置的房产,基本上不太会影响生活质量,够用够花就足够了。要做一名堂堂正正的法官,就得过一种相对淡泊的生活。

有件很好玩的事情,我原来有些同事,特别喜欢问我工资,问一次他们开心一次。他们说,商建刚,你的工资只有这么点,比我助理还少啊。其实律师行业的“二八现象”更加明显。我原来调侃自己,别人的蜡烛一头烧,律师的蜡烛两头烧。

南都:为了做法官,你停了要收年费的白金信用卡,解散了自己的律师团队,放弃了很多,现在来看值得吗?

商建刚:人各有志。不是说因为我现在钱赚够了,所以才愿意去做一个普通法官,而是我对这个工作有兴趣,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首先是兴趣,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我喜欢看世界,心中有一种旅游的心态,有句话叫做“无以言表的经历”,没有做过法官,很难体会其中的感受,这个经历是花多少钱都无法买来的。

我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高尚,就是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来选择。这一年下来我的状态挺好,很享受现在做法官的工作,偶尔到大学讲讲课,生活节奏比原来慢了很多,可以回家吃晚饭,给孩子辅导功课,孩子和我比原来更亲了,睡得比以前早,还能锻炼身体。综合来说,我做这个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40岁当法官早了些,45岁会更好”

南都:面试的时候,遴选委员会的考官曾问你,你能在法官队伍里待多久?

商建刚:当初我回答说“这也是我自己担心的问题”,我是很坦诚的。对于这个问题,至少我现在再看一年前的选择,觉得是对的。我收获了更多研究法律的时间,以及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我希望呈现一个真实的商建刚,没必要塑造成一个舍身取义的英雄人物。我想若干年后,这样的事件肯定不是新闻了。

南都:20多年前,你从湖北黄冈被保送进入复旦数学系,但只学了一年就转到了法学院,似乎你特别有勇气走人生的“旋转门”?

当事人给商建刚(右一)送锦旗。图由商建刚提供

商建刚:我个性中喜欢创新的东西。大学里成了复旦保送生转系第一人,毕业后做律师,一直非常兴奋,做了几个全国首例的案件,也承接了一些国际业务,到国外看到人们有一种对法律敬畏之心,这是我特别羡慕的。人生短暂,我希望能够为这样的社会环境做点微不足道的事情。

做法官挺难的,但自有其魅力,你会感受到,做事情是可以没有目的而且获得认可的,这非常重要。一次我开完庭,旁听席上鼓掌,有时当庭审理完一个案件,双方当事人都说“谢谢”,还有当事人送来锦旗,表扬我们在最短时间处理利益纠纷让“三方满意”,这个时候,能体会到做法官的获得感。

南都:“人尽其才,用当其时”,你觉得在自己40岁的时候选择做法官,是正当其时吗?


商建刚:稍微早了点。如果做律师满20年,到45岁做法官更好一些,因为相对做律师来说,法官的节奏稍微慢点,再过5年也可以赚更多的钱(笑),人的心态可以再缓慢一些。


南都:都说“四十不惑”,你现在有疑惑吗?


商建刚:工作7年的时候,我有一些困惑,那时候结了婚,生了孩子,买房买车,该有的好像都有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2008年我去哈佛游学,回来继续从事律师工作。现在,作为一线法官,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在《给40岁的崭新开始》里说,“自己想做什么,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既然如此,就把决定权交给人们吧。”人们有什么需要,我就去做,同时不让他们失望。

【记者】商西 实习生 秦宇杰

【来源】南方都市报

编辑 王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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