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信任水平是衡量社会经济平稳发展、防范社会风险和化解潜在危机的重要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5年下半年开展的调查显示，公众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远远低于其他类型的人际信任，出现巨大的人际断裂。

文∣邹宇春  周晓春

在信任理论中，根据交往双方的身份，外在环境中的互动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互动，发生在人际交往领域，交往对象包括家人、朋友等，催生人际信任；另一类是制度互动，互动对象是制度或者实施制度的代表(比如医生、法官、警察等)，互动行为是以制度规范为依托。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以下简称“CSS2015”)显示，在各类人际信任中，“对亲人的信任”是最稳定、最有效的信任（公众对亲人的信任度接近100%），加强家庭建设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同时，随着陌生人在社交网络中占比的攀升，提高对陌生人的信任（公众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仅为5.6%）是提升人际信任整体水平、提高社会发展环境质量的重点。

公众对商人、医生、陌生人的信任度均在下降；党政机关干部获得公众的信任度略有上升

作为传统人际架构范围之外的行动准则或办事规程，制度是对“非人际”关系领域内的社会互动的一种规范和承诺，而公众之所以对制度(代表)产生信任，在于相信这些制度会顾及自身利益，并且它能够在相应领域内实现对公众的承诺。

第一、制度信任内部也存在显著不同，教师获得的信任度最高、商人信任最低。在对同事、党政机关干部、商人、教师、医生、警察、法官七类常见的制度代表的信任评估中，公众对教师的信任度最高，达到86.5%。随后是医生(78.4%)、同事(69.4%)、警察(68.2%)、法官(60.9%)、党政机关干部(53.8%)和商人(29.8%)。公众对各类制度代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意味着公众对这些制度代表能否照顾到自身的利益、能否履行相关承诺存在不同程度的评估。

第二、公众对党政机关干部的信任度稍有提升。与CSS2013的相关数据相比，党政机关干部获得的信任上升了4.3个百分点，说明此制度的代表获得公众的认可度在提升。不过，作为政府组织各个环节运行的执行者，党政机关干部的身份地位比较特殊。他们理应获得排名靠前的信任度，才是“为人民服务”工作宗旨的真正体现。排位靠后的现实情况，说明党政机关干部的各项作风仍需改进，以便营造更为融洽的干群关系。

第三、公众对商人、医生的信任度在下降。与CSS2013的相关数据相比，商人获得的信任度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商业信任呈下降趋势。这将导致商业运行成本增加、拉低供给侧改革成效，还很可能引发各种不可预见的社会冲突。此外，CSS2015中医生获得的信任度也降低了3.5个百分点。尽管国家在医疗保障方面做了各种努力，但从信任数据下降的事实来看，2013年以来的医疗保障制度很可能未达到承诺的水平，易引发不必要的医患矛盾。

如何有针对性地提高社会信任度

通过比较CSS2015与CSS2013的相关数据发现，公众对商人、医生、陌生人的信任度均在下降；党政机关干部获得公众的信任度虽有上升，但总体排名靠后。为提升公众的信任水平，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培育良好商业风气，严惩各类商业不良小事件。为有效提高公众对商业领域的信任，需狠抓商业作风、规范商业行为。建议以公众生活中遇见的各类商业不良小事件入手，重点整治商业领域里的各种背信行为，把“小事件”归档分类，成立专案工作组。培育良好商业氛围，避免商业信任的恶化和异变。

第二，建立符合医生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确保医改政策落到实处。改进医疗器械及药品的招标模式，建立定价者、招标者和使用者相互协助、相互制衡的工作模式。同时，从制度上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收入水平，杜绝灰色收入；合理用药，确保医改实惠落实到民。

第三，推进反腐反官僚作风的工作，鼓励群众参与。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各类反腐工作，避免各类不良作风从明面转为暗处。设立热线，奖励群众实名举报各类贪腐事件，及时回应并公开相关处理过程。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激励公众核实并反映政务的真实性。

第四，尽快实施社会信用终身制。随着社会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与陌生人打交道的频率急剧增长，商人或商业组织也成为日常生活经常面对的互动对象。应尽快建立畅通的社会信用平台，实施信用信息终身制。建议试点先行，为商人/商业组织建立信用档案，与各项重大社会活动联网挂钩，对重大背信/守信行为予以记录，为信任评估提供参考和制度依托。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原标题】当前中国社会信任度调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