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辞职的首任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韦·赖伊将这份工作形容为“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马不停蹄地飞来飞去,永无止境的妥协磋商,操心费力而工资看起来却并不怎么诱人。即便如此,这份为70亿人“代言”的工作依然令人趋之若鹜。

新一届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已拉开大幕,并和以往格外不同:

当地时间2016年4月12日到14日,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内的8人,将在纽约参加一场顶级面试,接受来自联合国193个国家代表及社会团体的轮番“拷问”。联合国网站对此全程直播。

在联合国70年的历史上,这样公开竞选秘书长还是头一次。

选地球“球长”的规则

理论上,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上等级最高的官员,被戏谑为地球“球长”。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球长”该如何选拔、谁能担此重任,却几乎没有多少正式的准则。

对于秘书长的选举程序和地位,《联合国宪章》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秘书长应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推荐委派之。秘书长为本组织之行政首长。”

至于安理会如何推荐、推荐谁,《联合国宪章》并没有给出具体指导意见。

1946年1月24日通过的联大第11(I)号决议,就秘书长该如何任命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秘书长一职应该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标准相当明确,但操作起来依旧令人无从着手。

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以及次年联大通过的决议,是迄今为止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程序唯一正式的规则:

秘书长由安理会提名,联合国大会以多数票确认最终提名。要想获得提名,候选人必须获得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至少9票,以及5个常任理事国无一投否决票。安理会应尽可能向大会推荐一名候选人,以避免在会上就提名问题进行辩论。无论安理会还是联大,均应采用秘密投票。

而形成的惯例则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不能来自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能说流利的法语和英语,通常不应超过两个任期,以及秘书长应该轮流当,即地区轮换规则。迄今为止,8任秘书长分别来自西欧、拉美、非洲和亚洲,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下一届秘书长应该来自东欧。

此外,1997年联大通过的决议中还提到应给与“性别平等”应有的尊重。地区轮换和性别平等,这两条原则将对今年的秘书长竞选产生重要影响。

争做联合国秘书长,是为了钱吗?

答案肯定是“不”。

联合国前首席发言人埃克哈德说:“没有人会为了钱做这个工作。”

自从1997年以来,秘书长年薪一直是22.7万美元左右,此外还有2.5万美元的公务费用津贴,并可使用官邸和公务车辆。这一年薪虽然可观,但比大多数商业主管仍然要低得多。

那么,是为了权力吗?

前秘书长加利就曾抱怨:“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没有军队,没有经费,没有专家。我的一切都是借来的。如果成员国不想做,我还能怎么办?”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则认为,秘书长事实上有极大的行动空间。他翻开《联合国宪章》,将第99条念给笔者:“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注意‘任何事件’这4个字,这个职权相当于是无限的。”沙祖康说,“如果他认为气候变化威胁到国际和平安全,就可以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认为粮食安全很重要,可以就粮食安全提请安理会注意。”

秘书长可以就重大议题进行调查、研究、派出特使,召开特别会议。但另一方面,“联合国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成员国是真正的主人,联合国秘书长是一个public servant,是公仆。你可以提请成员国注意,但到底怎么回应,还是主权国家说了算。人家可以很重视,也可以不理睬。”沙祖康对笔者说。

通往秘书长之路有几步?

通向联合国秘书长的漫漫长路上,第一步是获得本国政府的提名。

“各国都有权提名,但必须由政府提出来,而不是民间组织,因为联合国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沙祖康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道。每个政府通过形势评估,觉得其候选人有竞选的条件,提名多少候选人,并没有名额限制。

获得本国政府的提名并非易事。以本届为例,热门候选人、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与国际同行PK之前,就先和一名保加利亚同胞、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格奥尔吉耶娃展开了竞争。

早在2013年时,博科娃就推动当时的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支持她竞选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但时任政府还未来得及提交提名文件就下台了。

和博科娃相比,格奥尔吉耶娃的从政经历也不逊色,并且和这届保加利亚政府的关系更亲密:她和现任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来自同一政党。博科娃能否获得现政府的支持,一度是国际媒体猜测的焦点。两人展开了游说活动,包括与常任理事国驻联合国大使会面。或许考虑到博科娃胜算更大,最终保加利亚政府选择了博科娃。

从各国候选人名单出炉的那一刻起,激烈的游说过程就开始了。游说不仅仅发生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聚集了众多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的日内瓦、维也纳、各国首都、国际会议的间隙,都有游说活动在进行。在驻日内瓦期间,沙祖康就有过联合国候选人纷纷跑来游说的经历。

得到本国政府的强力支持,就有了坚强的后盾。在这一点上,海伦·克拉克有足够的资本睥睨群雄。曾担任新西兰总理的她,与现任总理约翰·基是政治对手,正是后者终结了她的总理生涯。但两人摒弃前嫌,约翰·基代表政府支持克拉克参选,并誓言尽一切努力让克拉克笑到最后。

此外,新西兰还给出了扎扎实实的支持:政府将会资助克拉克,承担所有旅行费用,以及外交部为克拉克助选的人员费用(大概耗资几十万美元)。这一点相当重要,毕竟不是每位候选人都不差钱。

政府是否愿意帮助候选人竞选,“第一取决于政府是不是有足够的意愿,第二取决于政府是不是有足够的财力。”沙祖康说道,“在担任秘书长之前,潘基文是韩国外交通商部长,显然政府对他比较偏爱,而且也认为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是事关国家荣誉的大事,为此花了很大力气。”他认为,政府为本国候选人游说并无不当,如有可能,倒值得鼓励,“这可以让国际社会深入了解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了解他的施政思想。”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则是自己出钱竞选。教科文组织总部位于巴黎,博科娃来纽约参加对话会,“既不是保加利亚政府出钱,也不是教科文组织出钱。”“女性当选联合国秘书长”运动的发起人兼主席珍·克拉斯诺告诉笔者,博科娃来纽约的机票食宿钱都是自己出的。这一运动通过筹款为4位女性候选人在纽约的活动提供资助。克拉斯诺邀请各国驻联合国大使、非政府组织、公民团体来参与,“希望他们充分了解女性候选人,才更有信心投票给一位女性候选人”。

4月和7月两场面试之后,7月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将对人选展开讨论,以最终决定提名人选。这一讨论要持续多久,谁也无法预测。

为评估各个候选人的支持度,从1981年以来,安理会引入了一项“摸底投票”制度。每次投票,安理会成员国会拿到一张列出候选人的纸,每个候选人下面有“鼓励”或者“不鼓励”的选项。虽然是匿名投票,但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所用的纸张颜色不同:常任理事国是红纸选票,非常任理事国是白纸选票。颜色不同,分量自然也不同。

投票事实上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投票之外不断地游说、磋商以及心理战的比拼,令投票名单上的名字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产生一个名字。

没有“领跑者”

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选择总是非常政治化的过程。

在多次秘书长换届时,美国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第一位来自非洲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就因为美国极力反对而成为唯一没有成功连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因为在索马里、波黑问题、卢旺达大屠杀等问题上与美国发生矛盾,并对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提出直率批评,加利的连任遭到了美国的反对。

近年来,要求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程序民主透明的呼声越发高涨。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以公开透明的原则开启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和任命程序。决议还特别声明,鼓励会员国提名女性候选人,并强调地区轮换原则应该被加以考虑。由此,女性候选人、东欧候选人,成为本次竞选的关键词。

联大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网页,列出了秘书长竞选的程序,以及各位候选人的履历——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也是首次。

女性候选人的呼声尤其之高。“联合国国成立70年了,8任秘书长,全是男性。”克拉斯诺颇为气愤,“假如地区轮换规则如此重要,那女性占据世界人口的一半,性别平等规则为何被忽略?”

克拉斯诺还认为女性能够为联合国带来改变。她对笔者说:“女性成长的过程中,需要非常有韧劲。她们一直在寻找生存的机会,总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总是要和其他人合作。在家庭结构、社区结构中她们较少有权威,她们很少独断地说就这么做吧,而更加善于倾听。”

英国已经明确表态,同等条件下支持一位女性候选人当选。俄罗斯则支持东欧候选人当选。但因为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也有些不太愉快,如果东欧组的人选都被俄罗斯否决,那就给其他地区的候选人(例如来自新西兰的克拉克)提供了机会。

克拉斯诺认为8人之中,没有“领跑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

博科娃执掌UNESCO期间,曾因批准巴勒斯坦以会员国身份加入教科文组织而引发美国不满,并且后者因拒缴会费被中止了投票权。这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博科娃的态度,尚不得而知。而克拉克面临着非东欧候选人的问题,这将成为其当选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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