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智博

三年前，26岁的刘贵夺在大连劳动中介的牵线下，乘船来到石岛港。他与当地的鑫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下称鑫发水产）签了合同，成为了远洋渔船“鲁荣渔2682”上的33名船员之一。

“鲁荣渔2682”是石岛第一艘大洋鱿钓船，2000年5月起出海作业。和石岛大多数远洋捕捞渔船一样，它的作业水域是西南太平洋阿根廷外海和东南太平洋。

2010年12月28日，“鲁荣渔2682”号的船员们，按照习俗放了一挂鞭炮，祈求渔船满载而归。仪式结束后，渔船在残留着火药味道的港口起锚，驶往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鱿钓”作业。这是一次计划为期两年的航程。在浩瀚的大海上，接近与世隔绝。

但半年多后，这艘渔船却上了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它先是莫名地从既定的捕捞海域消失，一个多月后，又诡异地现身日本海域，动力全无，船员人数锐减。种种迹象都显示着，这艘远洋渔船上发生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

2011年8月12日，“鲁荣渔2682”被中国渔政118号船拖回了大雨瓢泼的石岛港，很多目击者仍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警戒线内，11辆警车早早等在码头，分别押走了船上下来的11个船员，这是当地从未见过的事情。

后来警方的消息则更让人惊诧：消失的22名船员中，20人被杀，2人失踪；回来的11个船员中，竟然全部参与了谋杀，首犯正是刘贵夺。

2013年7月19日，这个特大刑事案件在山东省威海市中院法院宣判：刘贵夺、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和李承权一审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告的量刑从死缓到有期徒刑4年不等。

淘金梦

出海时，“鲁荣渔2682”的33名船员在构成上泾渭分明：船长李承权、大副付义忠和二副王永波三个大连人是多年的好友，他们通过熟人关系，召集来更多大连籍的职业船员组成了“鲁荣渔2682”的管理层，其中，船员吴国志、姜树涛、段志芳和崔勇都是二副王永波的亲戚，来自金州的温斗、温密兄弟分别担任渔船的轮机长和二管轮，夏琦勇是伙食长。

黑龙江人刘贵夺和其老乡姜晓龙、刘成建等人，也通过大连的中介公司介绍上船；随后被中介牵线上船的还有四个内蒙古人，以包德格吉日胡（下称包德）为首。这批务工者中，90后的黄金波虽然来自内蒙古，但却与刘贵夺走得更近。

他们有着诸多共性，大多小学、初中文化，家庭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几乎都怀揣着海洋淘金梦：

温斗为刚刚出生的孩子奶粉钱再次选择了出海；

退伍回家几年的崔勇刚交了女朋友，想赚更多的钱；

丁玉民离异后来石岛投奔妹妹，后决定到船上赚笔做小买卖的本钱，伙食长夏琦勇也有着类似的想法；

邱荣华在老家搞过几次养殖，都以赔本告终；

吴国志不顾腿疾，只想为儿子攒出买房的钱。

老家在黑龙江的大学生马玉超则是33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个。毕业后工作一直不如意的马玉超希望“出去闯一闯”，让一贫如洗的父母不再仰人鼻息，结束在大连的亲戚家寄人篱下的生活。

船员们在出海前都与鑫发水产签订了聘用合同，合同规定：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保底收入为每年人民币45000元，合同期限为2年。与此同时，合同附件列有工资标准，包括月工资、年工资和提成标准。管理层的合同比普通船员多了一页，上面罗列着对应的岗位职务工资。

这些没有出海经验的新船员在起航之前，都颇下了一番决心。马玉超上船前给母亲冯桂杰打电话说：“今天要走了，一会儿就没有信号了，妈你别想我，两年就回来了，就当我出去上学了。”在安抚了母亲之后，他又给同学发了一条短信：若有缘，两年后再见。

文化程度不高的冯桂杰当时对远洋“鱿钓”一无所知。她曾心疼地提出要从大连去石岛港送行，马玉超体贴地拒绝了母亲的好意，他说，“妈，我太了解你了，告诉你我公司的地址的话，你就会跑过来拽我回去。”

丁玉民也曾安慰妹妹说，你就当我蹲了两年的监狱。

在一番离别之情中，“鲁荣渔2682”载着33人开始了淘金之旅，其中职业船员有10人，还有18个没有任何海上生活经验的打工者。

从起锚到航行至作业海域的这段时间里，对远洋尚有的新鲜感和无事可做，让船员们相安无事，等级和地域的差别并没有让大家产生什么隔阂，很多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还能聊到一起，少数人克服了晕船，马玉超还坚持写着日记。春节时，船员们第一次用卫星电话依次向家里报了平安，说过节改善了伙食。

将近3个月的航行后，“鲁荣渔2682”到达了作业海域，船上的生活因为“鱿钓”作业开始上紧了发条，撒钩，拉线，然后将钓上来的鱿鱼装箱冷冻。海天一色中，船员们的日子机械重复，枯燥无味。

根据船员冯兴艳的供述称，在“鱿钓”开始之前，船长李承权向他们宣布，两年内，从事“鱿钓”的船员每人要钓满80吨鱿鱼，才能拿到合同上的工资。后来李承权在法庭上的解释是：如果完不成钓鱼量，公司会给保底工资，每月1000元；如果钓到鱼，就按照月工资加提成计算。

但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很多没有经验的船员并没有去仔细计算自己的工作量，注意力还在掌握“鱿钓”技巧上。

2011年“五一”时，船员们向家里打了第二次电话，丁玉民对妹妹说，原本担心自己干不了钓鱿鱼，但开工之后，发现并没有多难。冯桂杰在电话里，对儿子的态度也从担心转为了鼓励。

众多从事“鱿钓”的船员中，刘贵夺是工作最努力的一个，根据公司提供的生产产量记录，刘贵夺在当年3、4、5月的产量分别为8284斤、5946斤和13586斤，排在所有船员的榜首。

如果只看纸面上的产量，似乎每个船员完成指定的任务没有问题——但在南半球低温多雨的冬天里，船员要维持这样的产量，劳动强度超乎想象。后来手上沾了20条人命的刘贵夺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两宿一白天，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

船员们开始计算自己能否完成生产指标，刘贵夺最后算下来，拿到手的收入还不够还登船前在岸上赊下的烟钱。后来同样成为谋杀主犯之一的姜晓龙称，“钓了2个月左右，船员开始讨论说，工作太累，工资没有保障”。

2011年6月，船员黄金波和岳鹏因病不能继续工作，李承权随即通知公司，停发了二人的工资。猜疑和不信任，慢慢将新船员和管理层推向对立，有船员称船长的粗暴管理激发了矛盾，“船上不许说话，不许抽烟，甚至殴打船员”。

高压气氛在这艘不到40米的渔船上悄悄蔓延。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带着不满情绪的新船员们开始以地域关系为纽带，开始了一场让人震惊的串谋：劫船，回国找公司算账！

崩塌的底线

“劫船”最先由谁提出，已经变成了一个“罗生门”：在11个活着回来的人中，姜晓龙供述是刘贵夺最开始找他说了三次，而刘贵夺则说，是“内蒙古帮”的领头人包德先找他商量了三四次，两人定下来后，才陆续找人串联。对于这个说法，后来死于杀戮、葬身大海的包德，则已经没有可能表态。

14名新船员决定，等船加满油后，开始行动。懂得开船的王鹏说“没有船长他也行”，会计算油耗的马玉超则坚持说他不动手。一些老实的船员不想犯险，大多以“没有想好”搪塞了过去。

2011年6月17日白天，“鲁荣渔2682”进行了一次燃油补给，船长李承权对于这个夜晚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丝毫的预感。不到晚上11点，他便已经在船体第三层舵楼的船长室睡下。11点多，刘贵夺等7个人拿着杀鱿鱼的刀和绳子破门而入，将他从床上拽起来。刘贵夺让他起锚回国，李承权本能地拒绝，结果左大腿立刻被这个小他15岁的年轻人捅了一刀。

“刘贵夺说要回国找公司讨个说法，”李承权后来交代说，“不然的话，他就炸船，把船上的人杀了。”

李承权最初拒不合作的态度，招来的是刘贵夺和包德等人用铁棍的殴打。在头部被击打造成短暂晕厥之后，他被拖到舵楼。轮机长温斗用一个船员的头发当线，用针将李血流如注的伤口进行了简单的缝合—在后来诸多份杂乱的描述中，温斗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无人说清。

陷入困境的李承权当时并不知道，第一次杀戮正在舵楼外的舷梯上发生。听见船长室的声响，平日与李承权私交不错的伙食长夏琦勇操刀冲上舷梯要求见船长。负责把守着舷梯的姜晓龙非常紧张，他拿着刀对着这个平时被大家称为“老夏”的中年男子比画着说：“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儿！”

夏、姜二人扭打起来。姜晓龙捅了夏的后背两刀，刘贵夺从舵楼里冲出来，趁乱向夏的左腿和臀部各捅了一刀，并喊来同乡刘成建，命其将夏的腿打折。夏琦勇抓住其中的一把刀刃，但腿被铁棍击中，最终姜晓龙的刀刺中了他的胸口。

姜晓龙后来的回忆甚至出现了些许模糊：“夏琦勇倒下以后，我用刀扎他，说实话，那时候我就蒙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直到黄金波拽我说‘姜哥，别捅了，人还没死呢’，我才有点清醒过来。”

恍惚之间，姜晓龙还记得当时温斗跟他说“别干傻事儿”，他回答说：“不会的，要不是老夏硬往里冲，（我）也不会弄他。”

目睹夏琦勇倒下后，李承权在逼迫下用卫星导航为渔船设定了回国的航路—经过夏威夷，进入日本海，最后回到中国。航线设定完成后，李承权被刘贵夺等人绑了起来。船上的通讯设备和定位系统也被关闭。

船起锚后，姜晓龙看倒下的夏琦勇像死人一样脸色发白，眼珠一动不动，便和刘成建及一名内蒙古籍船员一起，想将夏抛入大海，或许是因为紧张，他们第一次没有拽住，夏琦勇从舷梯摔倒一层的甲板，三人又下到甲板，将他扔进了海里。

夏的死在船员们的人性底线上悄悄打开了缺口，杀人变成了一件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崔勇回忆，姜晓龙在劫船第二天拉他入伙一起看管管理层时，曾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说：“杀人的事不用你干，老夏就是我杀的。”

刘贵夺试图控制态势，命令将鱿鱼刀和救生衣统一保管。包德嫌黑色塑料柄的鱿鱼刀太软，又与刘贵夺等人拆下了原本为制冷设备支架的白槽钢，用船上的角磨机和砂轮，打磨出了9把更加锐利的尖刀。

姜晓龙等人轮流持尖刀、铁棍走岗，4人一班，“主要是看管二副为首的其他船员”。

船员的住宿位置也被调整，船长和大副被软禁在驾驶室，负责燃油机维护的温斗、温密和大管轮王延龙住宿在机舱的四人间，其余大连籍船员，都换到二层甲板的十二人间住宿。

五天三次杀戮

尽管渔船已经自动行驶在归途，但劫船的船员们对管理层的猜疑始终没有停止。在刘贵夺等人后来的供述中，他认为大连籍的职业船员们暗中试图重新夺回对船的控制权，阻止新船员的回国计划。

在渔船这个不到1/4个足球场大小的封闭空间里，猜疑参杂着恐惧，让船员们人人自危，琢磨着如何避祸保命——

如果不能在这艘油漆斑驳的渔船上见缝插针，跨出船舷就是冰冷、无归的海水。高压之下，人与人互相接触、说话太多都能引来猜忌。

在太平洋上行驶了一个月后，“鲁荣渔2682”从南半球的冬季驶入了北半球的夏季，但紧张如冰的气氛并未缓解。五天之内，三次丧心病狂的杀戮再次打破了高压之下的平静。

第一次杀戮，缘于渔船的动力异常。“鲁荣渔2682”上配有大小两种燃油机，为了保证燃油支撑渔船可以顺利回国，刘贵夺一直让轮机长温斗用省油的小燃油机工作，可当船进入夏威夷以西海域后，刘贵夺发觉渔船动力下降、油耗上升。温斗解释称，小燃油机坏了，只能用大燃油机。

这让一直高度紧张的刘贵夺更加警惕。看到平时二副王永波、岳朋、温斗等几个大连籍船员私下“秘密说话”，刘贵夺和包德决定除掉后患。他们开始胁迫冯兴艳等人加入劫船，否则就将其扔进海里。为求自保，冯兴艳等人“归顺”。

7月20日晚，刘贵夺给参与杀戮的船员下的命令简短而冷酷：“留下大管（轮），把大车（轮机长）叫上舵楼后再动手，手脚都麻利点儿！”

“杀人小组”成员黄金波去敲机舱四人间的门，谎称渔船舵角仪出了问题，让温斗去舵楼检修。看温斗走出去后，黄金波、姜晓龙等五人冲进四人间内，黄和两名内蒙籍船员持刀看管住大管轮王延龙，姜晓龙和刘成建直接将还在床铺上的温密乱刀捅死，然后拖出机舱扔进大海。

温斗丝毫没有觉察出即将笼罩他的厄运，当他从舵楼出来走下舷梯时，黄金波、刘成建和姜晓龙三人已经在那里等着对他下手。包德一刀就把温的身体“捅透了”。温斗慌乱中向船边避退，最后被四人顺势推入海中。

事后，姜晓龙说：“杀温密、温斗之前，我们这些人都是喝了点儿酒壮胆，杀温斗之后，我酒劲就过了，有些害怕。”

随后刘贵夺、黄金波、姜晓龙、冯兴艳等人，将船员岳朋、刘刚、姜树涛和二副王永波依次用乱刀刺杀、逼迫跳海的手段杀害。

这一晚，消失的还有大学生马玉超。他目睹了这场杀戮，吓得哆嗦。刘贵夺看见他的样子还说：“你别害怕，我不杀你。”与马玉超关系较好的段志芳回忆，马是半夜失踪的，第二天起床后“发现铺上已经没人了”。船上的人“找了三圈”后未果，干脆也把他放在枕头下的日记，和那几套沾血的被褥一起，丢入大海。

对大连籍船员的清洗在第二天凌晨结束——

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三人被依次叫到甲板上，刘贵夺向他们索要银行卡、密码和家庭住址，无论他们给或不给，接下来的命运都是被逼进了大海

——至此，在夏琦勇之后，又有10条生命消失在大海之上。

李承权和大副付义忠天亮之后才发现少了许多人，同乡们的惨死，对原本处于船员层级金字塔塔尖上二人产生了不同的心理冲击—李承权后参与了施暴，而付义忠则试图伺机逃命，最终葬身大海。

从策划对管理层的谋杀起，刘贵夺就已经有了向船员家属勒索钱财的念头，他心中早已经明白“死了这么多人，回国是不行了”。弄一笔钱“偷渡去日本”，成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他头脑里天真的想法。

2011年7月23日，他逼迫剩下的船员们以得阑尾炎、干活受伤需要治疗为由，用卫星电话向家里索要5000元钱，然后打到一个韩姓朋友的银行卡里—有些船员在打电话时语无伦次，心情矛盾，劫船之后一直负责掌舵的丁玉民，就支支吾吾地没有对妹妹讲出那串银行账号。

正是这第三次集体打电话，让很多船员的家属感到了蹊跷。但船员邱荣华、单国喜的亲属们并未多问，甚至凑钱汇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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