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日，龙应台抵达首都机场后，驱车北京西山，观瞻了无名英雄广场的纪念碑。碑铭上的846名死难者都是中共对台工作的牺牲者。龙应台曾经主管的台湾“文化部”接收过白色恐怖数万件政治受难者档案及卷宗，西山纪念碑上的名字很多都出现在这些档案里。

龙应台上一回出现在北京，还是2011年。京沪高铁开通一周后，南方周末记者邀请龙应台坐火车，从上海乘坐高铁抵达北京。参观过北京铁道博物馆之后，坐高铁到天津，改乘京沪最慢一班列车返回上海。

龙应台此次来京，有一场新书发布会和一场演讲。新版龙应台着作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小说集是大陆读者从未读到的。上一场的龙应台北京演讲在2010年。南方周末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在北大百年讲堂举办，龙应台接受践行者“致敬杯”的第二天，在百年讲堂演讲《文明的力量》。

龙应台1月6日在北京华远企业中心演讲《一个人的记忆》。20天之前，她在台湾屏东的潮州镇给12岁的孩子上了一堂作文课。35名来自三个乡村学校的六年级生和他们的校长和老师加入了3个小时的语文游戏。

超过一分钟电话会爆炸

南方周末：三周前你在屏东讲授作文课。龙应台“前部长”为什么做了乡村教师？

龙应台：我自己就是台湾南部乡下长大的小孩。先是农村，后来是渔村。18岁前没去过台北，17岁前没坐过私人的轿车。16岁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到学校门口的公共电话亭去打电话，那些城市里的同学故意说，讲话不要超过一分钟，超过一分钟会爆炸。我是真的相信了。

所以你就知道，城乡距离是非常大的。对于一个乡下的孩子，第一个就是知识上跟别人差很多，物质上当然不要提了。我一辈子，不管是写作，还是出任公职，城乡差距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我的眼光永远看得到乡下。

这一次，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企业家柯文昌，要回馈他出生的乡下，屏东潮州。柯文昌的潮州乡村工作要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送你一个礼。刚好我身边有三个潮州的乡下小学的校长，我就说，礼物就是我到乡下的小学来上一堂作文课。

因为少子化，屏东潮州的这三个小学，每个学校总共大概不到50人。所以三个学校六年级的学生全部放在一起，只有三十个，再加上几个对作文特别有兴趣的五年级孩子，总共我要给35个孩子上作文课。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选择六年级的孩子？

龙应台：我有一点没信心，心里说，要教写作的话，学生总要字认得够多吧。六年级好像保险一点。

南方周末：你如何准备功课？

龙应台：哈，为备这堂三个小时的课所花的时间，超过我给3000个博士生演讲准备的时间。首先，我请三个学校把六年级的语文课本找来。台湾现在教科书不是统一的，三个学校有不同版本。我先了解现在的语文课内容。然后，老师把学生的作文本子寄来，我要看看孩子们写些什么题目，认多少字，表达能力在哪里。第三件事情，我请人去把1964年，我自己12岁时的语文课本找回来。

我发现现在的六年级语文课本编得还蛮好的，很活泼，也不浮浅。比如有一堂课，是在讲物理学，但是用非常优美的文字去讲。也有讲家庭关系，讲大自然的，相当活泼。

这些课本编得这么好，代表有一群人，默默在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世界这么乱，他用心地为孩子们编书，真值得赞美。再看我自己1964年的国语课本——想想看，1964是台湾“反共抗俄”的时代，所以我打开前，就猜想，里头一定都是“共匪”多坏啦、杀人啦之类的宣传内容，看了之后也很惊讶，其实只有大概五分之一的篇幅是讲这些，但五分之四都是很自然的东西，谈生物，谈大自然，谈文学创作。所以1964年的那个版本，也比我以为的好很多。

然后就要思考教材，用什么方法可以跟12岁的人沟通？首先就是不“矮化”他们。我非常不喜欢东方文化里传统的大人“俯瞰”孩子的视角。

南方周末：你过去教过语文课吗？

龙应台：只有过一次，1975年我在美国的大学教英文写作，学生是美国人。这次是第二次。

南方周末：当孩子们写过“不要盲从”之后，知道你放的片子是造假的，他们是怎样的反应？

龙应台：那部迪士尼的片子得了1958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因为得奖，所以“旅鼠会集体自杀”的这个知识也传播到全世界。但后来欧洲就有人揭发，其实拍片只用了二三十只老鼠，然后用特别的镜头去拍，把它拍得看起来像成千上万的老鼠。这是一个技术的骗术。

科学家也出来说，生物的自然本能都是求生的，没有一种动物是求死的。农夫或是住在森林里的牧羊人，也经常会看到大批旅鼠在往一个方向奔走，可是它们不是去自杀。当旅鼠的“鼠口”，在一个栖息地太拥挤的时候，就会有一群旅鼠出走，去寻找新的栖息地，所以它不是自杀，在这过程里，它也许要跳过一条小溪，有些旅鼠会死掉，但它其实是在寻找新的栖息地。所以那个片子，不但是技术造假，知识也是假的。

孩子们听得目瞪口呆，接下来我问，那你们觉得每天的电视一打开，看到新闻，你怎么办？你打开报纸读到的新闻报道，你怎么办？很多人跟你说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下面一篇论说文，你觉得题目应该是什么？

南方周末：孩子们会怎么说？

龙应台：有一个孩子，他说龙老师，刚刚那个瓶子，我用那个纸，怎么打都打不开，会不会你刚给我看的片子是造假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事先在瓶子上做了手脚？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孩。所以那天第二篇论说文，是让他们写，决定相信什么跟不相信什么的时候，你先思考些什么。

村公所也可以发护照

南方周末：你作文课的听众不仅有学生还有老师。

龙应台：那天三个小时的作文课其实是教给老师看的，因为我知道乡村的老师，可能怀疑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他永远不是社会的目光焦点，他的工作永远不会被太多人看见和赞美，他的工作会特别的寂寞，甚至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比较卑微。我那天其实是去鼓励这些乡村小学的老师和校长，向他们致敬。我希望他们知道，我曾经是你们在教的小孩之一。任何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跟成熟，其实要看它最偏僻、最乡下的小孩受的教育，他的学校是不是给了他最好的东西。

南方周末：老师们上了一堂课是什么反应？

龙应台：第一个，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说，写作课是可以群体互动跟讨论的。写作课通常就是老师给一个题目，然后坐下来各人写各人的。第二个是，其实可以不需要课本，尤其在这个时代。第三个是，写作其实来自观察。要学习观察，其实也是学习思考。

我去之前，几个学校的校长，都特别带一点抱歉的感觉跟我说，你要知道，我们乡下的孩子，平常接收到的文化刺激比较少，可能比较没有创意，可能知道的比较少，但是那三个小时下来，我想我跟老师们都共同发现，其实孩子们有多聪明，都看你给他多大的启发。就创造力本身而言，其实没有城乡的差距，你老师本身的创意有多少，决定了孩子的创意有多少。

南方周末：台湾的乡村教育跟城市的教育，现在还有差别吗？

龙应台：硬件差不多，其实台湾对于教育的投资非常大。教育经费是我们“文化部”经费的二十倍。所以你到台湾最偏僻的乡村学校，硬件设施、图书馆、运动场，其实都非常好。好到我有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在教材上，课本上，其实都是相当一致的，平等的。差别其实在于环境。

一个住在台北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区，比如说中正区的12岁的小孩，另一个屏东山区里的原住民部落的12岁的小孩，他们中间的资源差多少？台北市中正区这个12岁的孩子，走路五分钟就到了“国家戏剧院”，跨过去就是“国家音乐厅”，大概走个三百米就是电影院，可能还是个艺术电影院。所以表面说教育资源完全一样，但是他的生活里给予他的东西，是天差地别的。

南方周末：城市和乡村的差距是永远在的。资源问题是无解的吗？

龙应台：差距永远在，但是很难说什么叫彻底解决，但是我觉得对城乡差距问题的这种自觉，是每一个掌有资源的人都必须有的。

我曾经住在德国，德国即使在欧洲也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的分权、地方自治的结构。在法国，巴黎就笼罩了一切，资源全部集中在那儿。德国不一样，柏林是一个，汉堡是一个，慕尼黑是一个，是分散的。我住在德国一个郊区的小村，因为是地方分权，权力下放、资源下放，所以，村民要办出国的护照，他不需要到城里去办，村公所就有权力发护照。那个两万人的村子里，有自己的展览馆，有自己的孩子图书馆，有自己的音乐表演厅，它本身的文化是有一定基础的。

南方周末：回到作文课，我曾经猜想你会教文学课，结果却是说明文、论说文。为什么没有选择文学性更强的，比如说叙事文？

龙应台：我觉得说明文是个入门，然后才是论说文。那三小时之后，那些记者们跳上来说，龙老师，我很希望跟你上抒情文。抒情文？我还不知道要怎么教呢，我可能会觉得抒情文是最难写得好，大概也是最难教的一门。

南方周末：台湾有发生过关于教材的争议吗？

龙应台：台湾也有非常大的争议，争议分两种，很遗憾，我觉得都跟意识形态比较相关，跟文学本身相关性小。比如，一个争论是文言文跟白话文的比例，把文言文跟中国的意识结合在一起，所以又不太是纯粹的、文学的争论。另一个争论是课本里，比如说讲中国历史占百分之几，讲台湾历史占百分之几，都被意识形态的争论所捆绑。

南方周末：会有哪个作家可以入选或不入选这种纷争吗？

龙应台：作家本身不太争论这些事情，反而是政治，都相当政治化了。比如说余光中，以前大陆比较知道的《乡愁四韵》，他用非常美丽的文字写他的怀乡之情，以前会因为他文字之美而被收入教科书，但现在要收进去的话，就被认为政治不那么正确了。如果收的话，可能就是他写的在台湾南部的走过西瓜田啦什么的，本土的东西。

两只猫陪读黑暗卷宗

南方周末：你的行程中把西山纪念碑作为一个选项，出于怎样的考虑？跟你写作有什么样的关联？

龙应台：我2016年的写作计划是想对台湾的1950年代，尤其是1955年以前，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1950年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白色恐怖，因为1949年“国民政府”在仓皇之下到了台湾之后，非常不心安。所以对于所谓“匪谍”的整肃，1950年代初是最严厉的，很多的死刑判决，很多被枪毙的政治犯，很多被关进牢里头二三十年的政治犯，都发生在1950年代初。

我自己因为“文化部”所辖有一个人权博物馆的筹备处，当然特别关切。这个人权博物馆的核心内容，就是关怀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博物馆的筹备处，我给了它相当大的经费，主要的工作是做口述历史。你知道五十年代被关进牢里的那些幸存者，年事都很高了，所以这就是跟时间赛跑，做历史抢救的事情。

我下一本书跟这个有关，最近这两三个月比较密集的在看很多判决书，死刑的判决书以及没收财产的各种各样的判决书。

南方周末：你作为“局长”也好，“部长”也好，文化的机构怎么跟这样的事情发生关系的？

龙应台：就结构上而言，“文化部”是管博物馆的，不同性质的博物馆，美术的博物馆，历史的博物馆，是其中一部分。历史当然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台湾这几十年发展和转型，你对过去做错的事情的反思、反省，就进入了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所以从结构上来看，博物馆本来就是“文化部”的工作。

发展一个社会的文化，表面上看是电影啊、广播啦、音乐啦、文学出版等等，可是你真的深层一点去看，电影、文学、音乐，这些所有的表现都是花朵。但是花朵下面是有土的，那个土就是共同的记忆。正是这个土壤，也就是说记忆，其实是“文化部”应该关心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南方周末：那上万件受难者的卷宗内容开放了吗？

龙应台：争取过来的目标就是为了全面开放，但是必须先做好专业的整理，里头有非常私密的个人数据，需要被妥善保护，也包含可能是当时特务制作的假资料等等，不能贸然开放。要等到全部资料整理好之后，再一波一波上网。但是所有的判决书，现在就可以申请阅读的。

南方周末：你个人翻阅了这些档案吗？翻阅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案例？

龙应台：为了决定这些档案的处理方针，我全部都看过了。不过，这些补偿卷宗，只有来申请过补偿的才有。没有申请补偿的，就在其它档案里。像吴石他们的案子，如果不是一个申请补偿的案子，他的资料，就在其它地方。再比如说有些是中国大陆的大人物，我吓一跳，他怎么会在这些案子里头呢？后来发现是因为有一些大商人在1948、1949年，当国民说判断他已经“投降”之后，他在海外的资产是会被没收的，所以也有案卡在里面。比如说洪秀柱的父亲也是在里头的，她父亲因为一些案子受到牵连，主事者是被枪毙了，他自己是被判三年。

南方周末：里面牵扯到死亡、残酷，可以想象它的黑暗性，你突然接触之后，有些什么感受性的记忆？

龙应台：我看判决书，经常看到三更半夜。在黑夜里头，都是悲惨的人生，我的两只猫，一直趴在我旁边，陪着我看。如果没有那只猫的话，还蛮恐怖的。

抓一个“匪谍”赏40万

南方周末：读过这些黑暗卷宗，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龙应台：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觉得我们有责任让年轻的一代人知道恐怖的统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当年轻的一代连这种自觉都没有的时候，灾难是一定会重复的。我去采访过一个台南女中的老师，我自己是台南女中毕业的。他是1976年被逮捕的，我自己都吓一跳，1976年，我都已经到美国留学了，台湾我都以为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地方了，结果逮捕还在进行。

南方周末：他的罪名是什么？

龙应台：其实他没有罪。那个时候的制度，办案的人，警察或者军方，你只要能落实某个人是所谓的“匪谍”，抓到一个，你有四十万的奖金，当年的四十万啊，恐怕相当于现在的四百万吧？因为这个制度，就造成大量的罗织。像这个女中的老师，就是因为他跟某一个人哪一天出去吃了一个饭，然后那个人被罗织了，然后被刑求，要求你一个人咬出二十个名字来，他就被咬进去了，被判刑了。这样的例子非常地多。

一个制度就可以操控你，比如说你家里有六个小孩要养，你很穷，你是一个基层的警察，你如果可以把一个人定罪为“匪谍”的话，就救了你六个孩子，这种诱惑太大了。很多人是会去做的，然后你也看到有良心的人。有一个政治犯，他跟我说，他村子里的那个警官，提前几天就警告他说，“你是不是到外地去走走，去玩玩啊。”他没听懂，等到这个警官真的拿了逮捕令来逮捕他，还有别人在的时候，还当面跟他使眼色说，你逃走，就在我面前逃走。同样是警察，有的会罗织你入狱，有的想方设法让你走。

南方周末：虽然有根据法律对受难者做这种金钱的补偿。但是受难者的家属会要求追溯责任吗？冤枉我的法官、警察，他们会不会受到追讼？

龙应台：目前没有，台湾的转型正义，其实只能做一半，这一半就是你受罪的人，你的青春我怎么还你呢，我给你钱补偿，但是那一些做了错事的人，你怎么办？做不到。原因就有很多层次了。一个军法官，也许在一百个判决书上都是他的名字，那这个军法官到底有没有罪？或者到你家门去逮捕你的那个警察，有没有罪？这件事情没有这个动机去做，因为这牵扯到整个政治的政治结构，即使要去做，恐怕也很难做。

南方周末：德国统一后有追讼的行为吗？

龙应台：德国有，但是争议也是非常大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9年柏林围墙，一个指标性的案子。东德政府规定国民不可以离境，但是很多人都试着要逃离柏林围墙，有一个士兵射杀了一个逃离的人，那个人的家属，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去控诉这一个特定的卫兵，这个卫兵到最后被判有罪。他的辩护律师说，你怎么能判他有罪，他就是执行国家命令嘛，但是法官的说辞是这样的，国家的法令是叫你不允许他逃走，并没有说你要把他杀死，你可以射他的腿，就完成任务了，为什么要瞄准他的心脏？这个世界除了国法之外，有一个东西叫良知，你有没有良知？这个卫兵是因为这样被判罪的。但也有专家质疑说，你如果在法庭上把良知这个事情也当作一个元素的话，那这个世界就没完没了。

南方周末：你拿到的卷宗都是“补偿案”？

龙应台：不只是“补偿案”。这10067个卷宗之外人权博物馆筹备处还有很多其它的数据。但是这10067卷宗的珍贵在于，它是唯一以政治受难者个人为单位的唯一数据集中的档案。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