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4日，西安交大“扬帆社”的同学们在为老人解决智能手机使用问题。该社这一活动已坚持多年。（视觉中国/图）

手机上遇到问题，郑建国只会去问孙女。数遍下来，还是不会，孙女急了，说他“蠢”，他不生孩子的气，更多的是对自己记性懊恼。

尽管上课之前发了视频，但老人更愿意使用纸和笔，他们手机操作的每一步都需要按照手写的步骤反复对比、确认。

和五十多位老人接触之后，刘丽能够体会到老人希望跟上时代的心态，但是“太快了跟不上”，老年人需要一边对抗遗忘，一边向前奔跑。

周裕琼说，比跨越数字代沟更重要的，是让老人们都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大到国家顶层设计、小到社区建设，所有的设计都应该同时有“数字化”和“非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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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崔頔

南方周末记者 丁朵

责任编辑 | 何海宁

2020年10月30日，79岁的广东梅州农村老人邓玉娣在屋子里坐了一下午，陪伴她的是一台电视机，这是她了解世界的唯一窗口。

快手、抖音中丰富的世界与她无关，如果没有人把视频电话放在她面前，她很少能看到远在外地的女儿们。至今，她仍然用着数年前女儿买的老人机。

中国目前有2.5亿60岁及以上的老人。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其进程正好与中国互联网的蓬勃肇起交织在一起。

在人生的后半程，老人们被迫卷入一场又一场的信息迭代。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46次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9.4亿网民中，60岁及以上的老人有9700万。这意味着还有1.5亿多老人可能尚未“触网”，他们与邓玉娣一样，正在成为这个数字时代的“难民”。

2020年新冠疫情突袭，让“难民”问题更加显现。疫情期间，多地发生老人因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而导致冲突的事件。8月，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老人乘坐公交车，因没有手机无法扫健康码，被司机停车拒载。10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取消现场挂号，全部改成手机预约，在媒体报道中，有看病的老人情绪激动：“你们不能把老人拒之门外啊！”

“年轻人有义务带领老年人。”深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周裕琼将年轻世代在数字接入、使用和素养上对年长世代的教辅行为称为“数字反哺”。她认为，在中国国情下，家庭是数字反哺的重要阵地。

这名教授和许多老年大学、公益组织、社区服务机构一样，试图在数字浪潮盲区里打捞这个老人群体。在一场场培训课、社会实验之后，她也和一些志愿者逐渐明白，这一群体渴望的，不仅仅是数字社会的生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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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的难题，网下的代沟

即使很爱父亲，但在教授使用智能手机时，周裕琼仍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不耐烦”——她察觉到父亲每次来询问时的小心翼翼，这让她感到内疚。

周裕琼从2010年开始研究数字代沟和数字反哺。在她看来，许多老人在学习智能手机时，会不断自我否认，陷入“习得性无助”。“许多老人会反复给自己心理暗示：我老了，智能手机是年轻人用的。”

邓玉娣也体会过“习得性无助”。她有过学习智能手机的念头，但转瞬就被太多的顾虑给浇灭。

她觉得自己太笨，学不会手机上的功能。一年前，孙女将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送给她，她怕自己乱碰会弄坏手机。过年期间，孙女给她注册了微信，她刚学完又忘。看到子女、儿孙工作学习都忙，她怕打扰，不敢问。尽管和儿子住在一起，但两代人的生活却在迥异的两条轨道上运行，鲜有交流。

远在外地的外孙女一直想和邓玉娣视频通话，但是没有成功过。偶尔打电话到邓玉娣的老人机，说久了，邓玉娣催着挂断，担心“太费话费了”。

邓玉娣是偏远农村老人的典型代表。而在广州，70岁的郑建国比邓玉娣幸运，他会熟练地使用手机拍照、上微信，平日里想读诗歌，会上网搜索。

不过，家庭关系大同小异。他和子女关系平淡，平日里一家人吃饭时，沉默填满大多数时间。手机上遇到问题，他只会去问孙女。数遍下来，还是不会，孙女急了，说他“蠢”，他不生孩子的气，更多的是对自己记性懊恼。

周裕琼告诉南方周末，当反哺成为常态，必然带来家庭内“话事权”的转移。传统家庭既有的伦理关系和家庭结构，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濒临破产，甚至有可能倒置。

2020年10月，郑建国所在的华林街辖区开办平板电脑学习小组、“智慧就医”-手机预约挂号我能行学习小组，他立刻报了名。在那之后，每次手机上遇到问题，他会直接在微信上问社工。相比于家人，他觉得社工更加有“耐心”。

像华林街社工站这般试图破题的，在全国已不少。老人手机培训班多在社区、老年大学、社会公益组织中展开。由社工、志愿者、家属帮助学习。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15年，北京老年大学（现名为北京市老干部大学）就开设电脑基础班，后来又增加手机微信课等课程。据澎湃新闻报道，南京现有超七百所老年大学开设智能手机培训班，几乎期期爆满。

长期关注老年群体的全国人大代表、丽行公益慈善会会长刘丽也是其中一员。今年8月，她在合肥市蜀山区光明社区开办智能手机培训班，教授年长者基本的手机应用。目前听课的老人已达50人。

不过，刘丽的父亲却是主动选择“拒绝”数字社会。父亲不愿意学，认为“老了还学手机干嘛”。但在2018年春节，父亲在老家骑三轮车载客时，有客人提出要用手机付款，他不会。为了不影响拉客收入，父亲这才学了一些基本技能。

2

一节手机学习课，这群“难民”的秘密

30分钟过去了，73岁的陈妙华没能在平板上成功预约医院就诊。

她卡在了“添加就诊人”那一步。界面上要求填写身份证号，她拿出老年卡，指尖对着屏幕用力，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戳。输完之后，她不知道如何跳到下一步，抬起头，不时望向志愿者。

2020年10月29日上午，在华林街社工站，和陈妙华一样，有7位老人冒着雨来学习手机预约挂号。小组中，他们当中最大的77岁，最小的57岁。

赵慧是该项目的社工助理，负责“智慧就医”手机预约挂号小组。她曾被一组数据震撼到：据《2018年广州老龄事业发展报告和老年人口数据手册》显示，截至2018年底，她所在的广州市老城区荔湾区有20.69万老人，老龄化已超20%。其中有1.1万空巢老人。

华林街社工站开设的这个学习小组，教授60岁以上的老人使用在线就诊的服务和平板电脑的相关技能。在小组招募老人时，赵慧制定了两条筛选标准：一是会使用微信，二是会打字。在社区群中发布消息后，几乎不用动员，几个小时之内，参与的人数就满了。

尽管上课之前发了视频，但赵慧发现老人更愿意使用纸和笔。传统的学习方式在他们身上打下鲜明的烙印：了解、手写、尝试、记忆。他们手机操作的每一步都需要按照手写的步骤反复对比、确认。

周裕琼告诉南方周末，老年人在数字融入时遇到的阻碍主要有3个：数字接入、数字技能、数字思维。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数字思维。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老人更习惯于简单机械的命令式灌输，而互联网却是基于自主驱动、自我探索的，这与老人的传统思维背道而驰。“光靠直接领进门是不够的。老人们数字思维的匮乏，导致他们体验的互联网和年轻人所感受到的互联网是不一样的，即便数字融入了，也会带来数字区隔的结果。”

在小组里，郑建国是现场7位老人中唯一的男性。周裕琼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在她举办的新媒体工作坊里，招募进来的学员清一色是老年女性。CNNIC历年报告显示，男性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采纳率高于女性，但在城市老年人群体中，这一现象出现了逆转。

周裕琼分析，性别的逆转背后是积极老龄化和消极老龄化的两种心态。退休作为中国城市人口生活中重要的分水岭，对男性来说，往往意味着从社会舞台退守到家庭生活，很少外出社交，手机学习的唯一渠道是通过儿女的反哺。而对于女性，退休生活反而是人生的“第二春”，她们参与社区活动和志愿者服务更积极，更愿意使用微信联络。

在赵慧的指点下，陈妙华完成了一系列信息输入，手机屏幕却跳出一行红色小字：“医院预留信息与所填信息不一致”。赵慧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同的医院平台挂号要求各有差异，这些细微的麻烦无形中给老人操作又设置了一道坎，赵慧需要根据学员的不同需求进行指导。她发现陈妙华会经常去广医三院，于是帮助她关注置顶该医院的公众号，并嘱咐她以后直接从公众号中预约。

3

不缺智能手机，是缺情感交流

在深圳一些小区的实地调研中，周裕琼发现，除了家庭数字反哺，同辈之间的互相学习也非常重要。

在华林街社工站的学习小组中，每一位老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台签，前面是名字，后面是关于个人喜好的记录，郑建国的爱好是唱歌、郊游。

第一堂课破冰之后，老人们很快彼此熟悉。赵慧在小组教学和交流中发现，老人们不是缺乏智能手机，而是缺乏情感交流。小组学习拓展了他们的社交，从不会到会的过程里，老人们相互讨论、分享。

学习开始之前，赵慧遴选了4位与参赛者年龄相当的志愿者进行前期培训。57岁的朱宇虹是手机小组的志愿者，在线挂号刚面世时，她不懂，问起身边的人，别人往往会直接帮忙预约，很少会一步步演示。进入到手机学习小组后，朱宇虹才开始了解每一个步骤。先看老师操作，再看文字稿，再不明白就问老师。学完之后，她开始指导其他老年人操作。

周裕琼告诉南方周末，目前很多年轻人对老年反哺是代理式的，他们怕老人出问题，不让其参与进去。在传统的文化传承过程中，父母对儿女的哺育总是伴随着儿女积极主动的反馈与成长。而在数字反哺过程中，儿女对父母单向而重复的反哺，不仅会令年轻世代厌烦，也无助于提升老人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

在学习小组的课堂上，老人们哪一步操作忘记了，一招手，朱宇虹就会跑过去指点。操作成功后，老人们有成就感，朱宇虹也有。老人们一边学习，一边聊天。相互之间打起趣来，能笑上好一阵。在朱宇虹的记忆里，他们总爱对她讲起各种自家事。

赵慧告诉南方周末，在同伴学习的模式中，老人会有一种“我被帮助到了”的感觉，当他学会之后，会去帮助别人，朋友之间的求助和认可也会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

在赵慧的规划里，这次的手机预约挂号小组一共有5次课，计划在一个月内完成。但对于老人们而言，课程结束并不意味着“毕业”。不久前，郑建国在街道领到了另一课程平板电脑学习的结业证书，但不到一周，有些功能已经忘记。朱宇虹也有想不起来的时候，需要重新操作数遍才能熟悉。

衰老意味着记忆的丧失，需要反复用练习去抗衡。在刘丽开办的智能手机培训班上，她发现老人们最常出现的问题是遗忘：“还没有会呢，又忘记了。”

和五十多位老人接触之后，刘丽能够体会到老人希望跟上时代的心态，但是“太快了，跟不上”。在数字化浪潮蓬勃发展的当下，老年人需要一边对抗遗忘，一边向前奔跑。

4

数字盲区在缩小，边缘空巢仍待解

根据CNNIC第45次、第46次报告，在3月-6月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网民占网民总数从6.7%上升到10.3%。这意味着，中国有3400万老人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成了网民。周裕琼认为，疫情是唯一的驱动因素，许多老人在疫情期间是“被迫”上网。

赵慧告诉南方周末，来参加学习小组的，一般是积极的媒介使用者，但背后还隐藏着一群落在数字浪潮之后的老年人。

面对出行困难的空巢老人，赵慧计划在此后一年内，社区和志愿老人以探访的形式，上门提供帮助，其中包括提供设备、帮忙挂号等。

周裕琼也关注到了老人中更加边缘的群体。2018年，周裕琼团队将目光放到非一线城市上，他们在广东汕尾招募4个三代同堂的家庭，希望探究小城市家庭数字反哺的效果。团队精心准备了十几堂课，每节课后给初中生布置作业，让他们教会爷爷奶奶使用智能手机。周裕琼希望将老年人不会用手机，以及误解孩子沉迷手机这两件事同时解决。

开总结会时，许多老人很感动，觉得自己从来没有与孩子这么深入地进行交流，原先看到孩子玩手机只会生气，现在才明白手机里的世界值得学习。这样的良好反馈令周裕琼开心。

但一个月之后，团队进行回访发现，在没有外部干预后，一切又恢复原状。团队最初送给老人的智能手机被年轻人拿走，老人又跌落回最初的状态。团队希望能够通过社会层面的干预刺激反哺的愿景没有达成，当老年人使用手机的意愿不强时，外界干预不能持久。

与一线城市相比，小城市的老人使用手机的意愿不是很强烈，农村老年人更加处于信息孤岛之中。对于像邓玉娣这样的农村空巢老人来说，强行让他们进入数字化之中较为困难。周裕琼认为，数字化不是唯一的方式，可供选择的多样化的服务同等重要。

“可能他更愿意有一个收音机，调一个固定的频道，每天听本地的戏，他觉得已经很开心了。非得把他逼过来上网吗？”周裕琼说，比跨越数字代沟更重要的，是让老人们都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利。大到国家顶层设计、小到社区建设，所有的设计都应该同时“数字化”和“非数字化”两条腿走路。尽管数字化是大势所趋，但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制度设计，应该也考虑到不使用网络的那一群人。

（邓玉娣、郑建国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徐雨婷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