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显示，5月4日早晨北京全市平均空气质量指数达到500，严重污染。来源@央视新闻

从其他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经验看，只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污染问题才会出现拐点。

文◈李天骄

5月4日，广州开启暴雨模式时，北京正在遭受严重的沙尘暴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空气质量达到重污染级别。

环境问题已是不可回避的公共议题，而由此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依旧引人深思。从其他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经验来看，只有社会力量开始积极参与，污染问题才会出现拐点。在中国，已经有环保志士先行“出击”。

由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的创始人马军主持研发的“蔚蓝地图”，公众可以查询污染源监测数据、空气质量指数（AQI）、水源质量监控、生活服务指数等关键的环境信息，使大家有可能关注身边的污染源，并参与污染源举报的可能性，从而倒逼企业达标排放。

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军。摄影 | 刘浚

这种创新方式让很多外国友人耳目一新，更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民众和政府对环保的重视与日俱增。“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环保公益资助计划也在密切关注蔚蓝地图APP，而马军也借此荣获有环保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斯科尔社会企业家奖”，成为首个获该奖的中国人。

在英国牛津领奖当天，马军三分钟的获奖感言，引得全场两次起立鼓掌。主办方给予他的颁奖词是：

在过去的中国，公众没有一个跟踪和举报工业污染的途径，马军填补了这个空白。他创建了一个对公众友好的平台，把政府已经公开的环境信息汇集到这个平台，方便公众获取。这样的创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环境监督中去，并且已经有近2000家企业采取措施“净化”他们的生产。

2017年5月4日早上7点半左右显示的北京72小时空气质量状况。来源蔚蓝地图

5月4日早上7点半左右北京地区的空气质量指数。来源蔚蓝地图

马军置身环保其实已有二十余年。

25年前他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毕业后到《南华早报》驻京站做记者，在此7年间，由于工作关系，马军去了很多地方，在实地调研一些河流的污染问题后，满目疮痍的环境污染现场，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刺激。

在山西的汾河谷地，整个宽大的河床上面，没有任何水流，但一场小雨过后，村庄的河流里涌出“五颜六色”的废水，整个晋中的谷地，好像一个巨大的调色板，回去之后，马军做了案头调研，发现这些污水中有很多致畸形、致突变的化学物质。

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水受污染，把井打得深一点，但是他们补贴的钱，只够打到一定的深度，再污染了，只能承受。”马军回忆。

这种日益严重的水危机让马军感到无形的压力，1998年，我国爆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马军决定把自己一直以来看到的、搜集到的记录下来，1999年《中国水危机》一书问世。

他在书中阐述中国七大流域面临的水资源问题及其对流域内经济、 社会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威胁，提出中国一些地区可能陷入水危机，分析造成水资源困境的根本原因，倡导对江河生态的保护和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该书出版后，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使马军从一个媒体从业者，成了环保人士。

2006年，作为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和创建者，他领导编写了我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通过“水污染地图”可以检索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个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

5月4日全国水质污染地图，颜色越深水质越差，绿色为Ⅱ类水质，黑色为黑臭水体。来源IPE

将污染信息公之于众必然触及企业利益，马军坦言时常受到企业甚至地方官员的施压。当他试图与污染方沟通促其整改时，或无视或敷衍或以诉讼相威胁的企业不在少数，其中不乏跨国巨头。

2011年1月18日，由马军牵头的五家环保组织，在网上发布了名为《苹果的另一面》的独立调研报告，报告指出，在供应链的职业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苹果公司都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换言之，苹果的供应商中，存在排放废弃物严重超标的企业。

马军曾被允许，持摄像机进入一家苹果供应商的工人宿舍。患职业病女工窝在不足五平米的宿舍里，如地狱般痛苦的场景，让他记忆犹新，“双手都在发抖”。

对于苹果的另一家重要供应商武汉名幸电子，马军带团队亲自去武汉做调研，请渔民在小船上划船，打捞底泥，“一股刺激性味道扑鼻而来。河面是乳白色的，河面下却是漆黑一片。我们把底泥拿到第三方监测分析，污染数据严重超标，是几千倍的超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回忆说。

在剪辑片子时，剪辑师说不好处理，因为背景里有马军的抽泣声。“当时我很难过，我在想，到底有多少人手中拿着时尚的IT产品时，能够理解它背后的环境代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苹果公司拿到调研报告后，给马军团队的回应是“对供应商，我们的政策是不披露。”为此，双方的博弈长达三年之久，马军在苹果总部与对方长达5个多小时的对谈，成了压垮苹果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之后，他们的整个方向才发生改变。”王晶晶说。

要理解马军，这是最重要的背景之一。他与苹果公司的这场博弈，为他带来“环保斗士”的称号。其实早在2006年5月，他便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台湾导演李安等一同入选为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被英国《卫报》评为“能拯救地球的50人”。

然而，初次见到马军时，很难从他温文儒雅的气质中，看到“斗士”的英雄气概。对于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将他从一个只具备环保基础知识的新闻系学生，一步步推向今天的位置。如今，马军领导的IPE团队已经走过10年，马军说，“十年不忘初心，只为找回碧水蓝天。”

5月4日全国空气质量指数，绿色为优，黑色为爆表。来源IPE

南都周刊对话马军

“一些底线是不容妥协的”

南都周刊：IPE成立已有11年，您从事环保事业20年。IPE这10多年主线其实就是参与治理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从2008年只是传统的出具报告，到后来“蔚蓝地图”，是一种怎样的环保思路的转变？

马军：其实这种思路是一以贯之的。我20年前看到了一些环境问题，后来我思考，为什么我们投入了这么多资源，环境还没有改善。思考下来，我发现不仅是技术资金的问题，重要的是缺乏动力，执法不严格，背后有地方的保护干预环境的执法，环境诉讼又很困难。

我们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手段，去克服这些阻碍。这个替代性在我们看来就是社会的广泛性参与，而且不但是要简单参与，还要深度参与，这就需要数据的公开。

到2013年，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倡议，叫污染源全面公开倡议，2013年10月就陆续有一些省把他们的平台搭建起来，但是公众获取信息还不太容易。

而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在思考移动互联网的推动意味着什么。我们研究了是否可以把网站升级成APP，后来实时数据有了，契机来了。这和“两图”（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一以贯之。

南都周刊：民众和政府部门的有效互动在全国普遍吗？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马军：一些地区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政府基于每一条蔚蓝地图的举报，都可以跟进，在山东基本达到了。我们这边给予网友举报的污染源数据，他们能充分地公开这些数据，同时我们还有社交媒体举报。

南都周刊：你被称为“环保斗士”，你怎么看这种“斗”？

马军：大概20万家在我们监督的企业名录里，外界会以为我一个小小的机构应对大的挑战。在工作中，有斗的地方，我们确实画有自己的底线，一些底线是不容妥协的。另一方面，我们想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只要企业愿意整改，我们就能提供这个标准。

我们的工作方法都是合作共赢，试图去寻找相通点。十年前我们就主要用政府的官方数据，数据在那个时候是十分敏感的，我们需要去建筑在一个大家共识的基础上。

南都周刊：空气、水质、污染源的监控数据来源于哪里？如何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如果数据失真，你们怎么做？

马军：对于数据，不仅是在环保，在很多领域都存在问题。最好的解决数据质量的方法就是公开。真正打开这种暗箱，才会带来一定制约。

举一个例子， pm2.5的数据，原来空气质量是80%的城市都是达标的，那时候是每天发布一个日报，日均值在收集之后，经过计算，很多人为的操作空间存在，但是现在变成六种主要的污染物，每个小时，数据监测后国控站直接实时发布，调整的空间一下子被压缩。

无论如何，数据的质量在这个空间被提升了。实时数据公开后，我们可以拿这些实时的数据去比对手工监测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识别过一些问题的。经与当地的环保部门沟通，有一次六家污水处理厂数据造假，最终提出后，得到了回应是六家被罚120万的罚款。

南都周刊：目前这个APP监控到了多少排污企业？覆盖率是多少？

马军：以前的举报，都是点对点非公开，从写信，到打电话，但是微距报和APP的结合，都是公开的。很多时候会形成围观的力量，克服执法不严。我们是基于数据、科学、法规的排放标准的。

APP上开始有9000家企业，3000家气，6000家水，现在是12000家纳入里面，现在新的机遇是新环保法和大气法，提到每个城市应该出现在重点排污的名录中，根据大气法，在线数据要公开。

我们也在和各地的环保组织，首先出台这些名录；第二步，名录中的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现在第一步还在进行中。如果都完成了，会有更多的排放源纳入到公众的视线中，我们叫这个现象是“让每一个烟囱都公开。”两部法的实施，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机遇。

南都周刊：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手机APP实时监控污染数据，在国际上应该是比较早的，这为什么发生在中国？

马军：我们是在十年前开始搜集这些数据，但在2012、2013年发现，公开还需要更大的规模，研究中发现中国是所有国家中安装在线自动检测设备最多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没钱，也没那么多产业，所以就没有这些。发达国家，当年走过来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技术，他不必花那么多钱。在我们国家，几十亿上百亿元的花费在这上面，因为数据不可信，环保局不相信企业自己测的数据。

在国外是企业自己测这个数据报给环保局，作为执法的依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基础。十年来，数据沉睡在那里。有时候我们到环保局做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请我们看他们的平台，直接在电脑上可以看到每一家的排放。但是你问他用这个做了什么，回答是什么都没做，因为这些数据不能作为执法的依据。即便发现有问题，也碰不得。

我们认为，发挥这些数据的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公开。能够让更多的民众都看到这个数据，这是对公共数据的利用。我们做到的是推动这些法规的完善，推动数据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