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先森

1.缘起

前几天，在家中整理淘来的旧书，偶然翻到一封80年代初的书信。拍掉信封上的蛛丝和尘土，抽出泛黄变脆的信笺纸，浓浓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书信内容简直令人惊喜万分！

这是一位基层前辈写给他叔祖的家书。根据内容得知，前辈解放初期就已经参加了革命，假设前辈1950年参加革命时为15岁至25岁，到1983年写信时前辈已是50岁左右甚至接近60岁的老人了。书信篇幅不长，只有短短的3页，连同标题不过1400余字。可是这封写于1983年5月25日的信件，从1950年写起，横跨了33年的时空，涉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个历史时期。

一个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老人，回顾30多年的人生历程，回忆30多年的国家命运，一部口述史即将喷薄而出！

2.时代风云

信笺纸页眉之上的赫然写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准备经历各种意外的考验》，解决这封千余字书信的密码，能够发现前辈的个人命运与每一件历史大事紧密相连，这封书信简直就是前辈的人生脉络和共和国发展历程的缩影。

信中提到最早的年代是解放初期，前辈回忆道“我们敢于打破顾虑，针锋相对地与之（指地主、官僚、土匪）斗争，弄得敌人胆破心塞。”

可是，随之等待这个热血青年的，并不是集中精力投入国家建设，而是无休无止的各种运动。用前辈的话说，“简直是家常便饭了，也吃够了苦头”。更让前辈想不到的是，自己作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革命者，竟然在1959年被打成了反面人物，成了反派。

在当年七、八月的一次会议期间，运动爆发，运动中被重点批判的人多达百万。当然仅凭只言片语，无法得知前辈是否是其中之一，也无法探析前辈含冤名目。唯一可知的是其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在十年动乱期间，攻击更加猛烈。

与历史发展基本一致， 1978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大规模的平叛冤假错案。时隔三十来年，前辈也是至少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以恢复名誉，并且开始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3.不同时期的基层工作

作为基层干部，当时的基层工作主要是做“农村工作”，这在信中出现了两次，一个是1950年，一个是八十年代初。

1950年的农村工作相当错综复杂，开国之初，举步维艰，加之湘西匪患不除，民风彪悍，很多工作难以推进。据地方志记载，当时的税务干部都是带枪收税的，原因就在于防止土匪抢劫，50年代初，同属怀化地区的沅陵县的两名税务干部就因与土匪枪战不敌而死。

尽管如此，但据前辈的描述，八十年代的农村工作还远比解放初更加复杂艰难。

第一，难在干群关系的紧张。

前辈说“当前的农村工作比五〇年代更复杂，更尖锐，过去有人对咱有意见只好把仇恨埋在心里。现在呢？群众不敬重干部，敢于当面骂干部，打干部。”当然，这里也体现了那个年代少数干部作风的简单粗暴，为做好工作而忽视了与群众的沟通。

第二，难在工作本身异常复杂。

前辈提到了两件事：拿下了落后队和完成了计划生育任务。书信写于1983年，之前的198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的元旦，首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正式全面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将计划生育写入1982年宪法，全面推开独生子女政策。

80年代初，动乱初平，各项工作百废待兴，部分农村特别是会同高椅这类大山深处的农村，农民思想并未跟得上时代的步伐。高椅位于雪峰山麓、沅水之畔、毗邻贵州，距离县城48公里。深山里的高椅落后到什么地步呢？即使直到现在，省文化厅的定点扶贫单位高椅乡翁高村，2015年人均收入还达不到3000元。

下面，先说说前辈所提到的农村两件难事。

第一件是拿下落后队。估计应该就是收好统筹提留款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消亡，集体上缴农业税的时代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由单个农户上缴统筹提留款。提留款是乡镇、村级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收取提留款难在哪？看过《侯卫东官场笔记》的人应该对提留款有些印象，为了收取提留款，镇政府的粟明和侯卫东竟然强行将未交提留款的村民何宏富家的谷子和肥猪逮带到了镇政府，现在看来不可思议。

第二件事是完成了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一直号称“天下第一难”，1982年开始作为基本国策推行，新政难度之大前所未有。我们先看看几个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谁不实行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这些血腥标语令人触目惊心，很长一段时间长期涂在农村的各类砖土墙上。在有些地方，谁违法计划生育谁就是国家、就是村民的千古罪人，不仅本人倾家荡产全村还要连坐，计划生育之难可想而知。笔者妹妹就属于超生，计生干部搬走家中彩电等电器后，还打算揭瓦拆房，以至于和村里数十人发生了持械对峙。

现在的乡镇工作、农村工作又怎么样呢？知乎上神棍猫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每年招那么多公务员，基层还是很缺人》，在朋友圈广为流传。取其概要，当前基层工作一是难在应付检查多，一个基层工作人员很可能身兼数职，一个职位就要面对上面十几个科室；二是难在报表材料多，平时的会议、总结、报告、检查、考评、考核等不计其数；三是难在工作任务多，例如仅社保一项工作，加入乡镇2万人中1万人办社保，就需要处理登记信息、审核材料、整理材料、上报材料、错误修改等各种工作。

前辈所处的年代和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基层工作主要是难在直接和农民打交道，要苦干、蛮干、巧干，甚至还要不惜命、不怕死。现在的基层工作直接接触农民的少了，但做虚功、搞花架子的多了，碎片化时间占了多数，反而没有精力做好农民工作。

4.为民情怀

字里行间，见字如面，这封时隔30多年的信，读起来之所以令人心潮澎湃，就在于前辈始终坚定信念，不忘初心。

前辈首先是一个乡镇干部，也是一个临近退休的老人，十年运动过后，国家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受到迫害的前辈也恢复了名誉，前辈想抓紧时间干好工作，将过去浪费的光阴补回来，以至于和叔祖见面而匆忙别离了。和当前的“五十岁现象”完全不同的是，前辈“决心把我尚存的一点时间，尽量为人民做点工作，挽回过去的损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前辈书信中个人的激情和力量跃然纸上。笔者眼中，仿佛浮现一个穿着解放鞋、戴着草帽，忙走于田家低头的老干部形象。口头或许也会操着国骂，作风或许也会粗暴，但他一切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他是真的想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80年代初的农村充满各种社会矛盾，前辈既要以老迈的身躯去做事，又还要接受各种流言蜚语和无端责难。前辈说“我们不能回避矛盾，而且要敢于短兵相接”， “我既然走上工作岗位了，就应该不怕”。前辈解放初搞革命，让敌人胆战心惊；80年代搞计划生育，被视作仇人遭人误解。为完成好国家任务，他做了急先锋，成了矛头所指，但是他“毫不自悔，有人骂我是坏人，我认为革命就需要这样的坏人，你说是吗”。佛教《地藏本愿经》说地藏王菩萨立下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宏誓大愿，前辈又何尝不是以平凡之身立下大志、承受大难呢？

一个人有一时激情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对国家充满激情，经历动荡挫折而无怨无悔。从1950年到1983年，谁知道经历了多少物是人非，又有多少时过境迁。这三十多年里，前辈在最青春年少的时候投入革命，中间或许还经历了各种非人磨难，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党能清醒过来，拨乱反正，恢复了我们的历史本来面目，以我们来讲当然是好事，应该振奋精神朝前看”，“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始终相信党，争取作个钢铁般的共产党人”。一个非党老同志，都能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再联想到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之流，宛若日月星辰与腐草流萤，好比千仞高峰与茅厕死水。老前辈的坚守与信仰令人肃然起敬。

5.结语

突然之间，脑海中猛然蹦出这样一句话，或许可以概括我读此信的震撼和感慨：书信是历史的片段，个人是时代的缩影，过去是当下的镜子。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再想准确掌握当时的人事几无可能。但前辈的书信，有着很强大的信息量，信纸上的点点霉味仿佛成了历史三峡里的微风。它为我徐徐打开了共和国历史的大门，镇反、文化运动、改革开放这些只能在书上看到的字眼，好像又在这封书信里活了过来。无形之中，这封书信成了史书之外的历史见证。

仅凭寥寥数语和关键字句管窥蠡测，无法得知前辈具体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自然无法评判前辈的是非成败、功过得失。但可以肯定的是，前辈是他所处时代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建设者、推动者。电影《阿甘正传》中，通过普通人阿甘的微观视角，以美国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35年的国家变化，展现了普通人的坚定“美国精神”实现“美国梦”的宏大叙事。前辈又何尝不是新中国的“阿甘”呢？无数个像前辈这样的人，以自己的所作所为，为实现当前的“中国梦”奠定了时代根基。

这封家书穿越30多年的历史，之所以仍然还在打动我，就在于它出自一位普通的基层干部，以平常语句记下了个人与时代的点滴。许知远有本书叫《时代的稻草人》，描写了当下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多少有些矫揉造作、“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而前辈以当时极其平常的干部心态，以奋不顾身的主动作为，在书信中透露出一种可以跨越时空的力量，意外地给当下浮躁的时代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无比清晰地照出了少数领导干部为官不为、乱为的丑陋嘴脸。